妇女能顶半边天

昨天是所谓的“女生节”，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妇女节最早是纪念美国的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在社会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为首的来自17个国家的100余名妇女代表筹划设立的，这个节日和众多国家的文化都有融合，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节日。

也正是在之后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妇女”这个身份逐渐包含着女性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阶级社会中女性对那些不言自明的男权压迫的反抗，这种反抗包括妇女政治批判话语对父权宗族结构，性伦理的轰炸，简言之，妇女这个概念所表达的就是女性权利意识本身。

那么我们要思考，“妇女”什么时候从一个进步的概念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好听的词汇，甚至让人联想到了家庭、鄙陋、年龄大，以至于让当代有些年轻人很抵触妇女这个说法，原因很多，首先是我国前三十年到改开后期之间存在政治语境的部分断裂，性别问题在发展初期着重于经济建设的时代处于低潮，而本土的妇女平等实践并没有在当代这个转型期跟上，简而言之就是“去政治化”碰上了消费主义，于是该节历史意义被蚕食和消解。

从出发点看，掏空你钱包和维护你权益，自然是不一样的。女生节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节日被置放在妇女节的前一天，先不论是不是包含了对妇女这种解放概念的厌弃和否定，是不是消费主义的套路，其中隐含的“一日之差”这种说法更是相当猥琐，仅从这方面来说，也是需要去抵制的。

当然，自主选择消费是个人正当权利的一部分，这天妇女们放半天假，吃顿好的，有打折的衣服就买一件，没有问题，如果还能想起该节日是先辈妇女抗争来的，会肃然起敬，那就更好。问题来了，既然妇女节是和女性权利深深地绑定在一起，今天不好好聊聊妇女的权利问题，一味批判女性被消费主义洗脑，总是不能让女同志们信服的，是吧，所以笔者加班加点，想借今天这个节日，把几个严肃的性别议题，尤其是劳动妇女们的面临的议题展现出来，供大家讨论交流。

在网络世界，我们看到的很多性别问题容易仅限于男女关系的格局里。在这样的格局里，最容易引起大众讨论和站队的是彩礼婚恋之类的问题，这是比较危险的，会让性别议题充斥着着过家家和买鱼砍价的杂音，最终会把社会权益问题转化为男女共情同性而结成临时共同体（男女对立）来处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最主要的关系是生产关系，女性提高社会地位，争取自身的权利，目光要投向实现生产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平等。尽管我国的妇女劳动权益法、劳动法、就业促进发都明确规定，妇女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任何单位和组织不得实施性别歧视，但无需粉饰太平，现实中，就业上的性别歧视是一直存在的。

不可否认，女性的体力相对于男性存在一定的劣势，这使得一些体力行业如挖煤、建筑、装卸等都限制了女性的进入。但在男女两性都适用的行业，性别歧视这点也让笔者感触颇深。作为一名男性，很多事情你不去不对比，就不知道男女不平等之问题所在，比如说，除了计算机这种比较缺人的工作有例外，其它脑力行业里，几乎身边有求职经历的女性朋友都有和我吐槽过，在求职过程中面试环节会被不停追问，有男朋友吗，男朋友哪里人，在哪工作，谈了几年了，什么时候结婚，即使没有男朋友，资方也要连带娃的事都考虑进去，找个工作活像一场一场性别羞辱。

于是我们发现，女性被赋予了要生育、为家庭多做贡献等预设，被判定必然在育儿、家务上付出大量时间精力而顾不得事业，因此更容易被排斥雇佣，即使是工作在招考时对女性最友好的政府单位，参考自己省份的公务员内部遴选男女比例，会发现上级单位招录人数也对男性的限制更为宽松，更不用说生来逐利的企业会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在这里，职场问题衍生出生产和劳动再生产的两个相互交织又相互矛盾的议题。

在自由市场下，产假是一种针对于妇女劳动者的生理特点，保护女性生育权的法律措施。可在实际生产生活中，资本家一定会优先从利润考虑，从减少成本出发，尽量减少雇佣女性。虽然从法律来说，国家是禁止任何企业在招聘宣传中有就业歧视行为，但是这并不能禁止公司的HR会在实际操作中把性别因素作为一个重要参考的因素。

在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即当代资本主义的性别不平等，不再基于男女两性的身体差异，而是植根于“再生产”对“生产”的矛盾里，家务和生育这两个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妇女起到了主导作用，她们非常重要，但是却让她们在生产领域变成了被承担的成本。

劳动力再生产好理解，家务是照顾你自己让你能吃饱喝足休息好第二天有精力继续去上班，生育更是代际间的劳动力再生产，这些领域同样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劳务。导致的问题是，在在某些生产领域，男女需要付出的劳动要做到一样才行，而再生产方面的家务劳动方面，男女可能面临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存在的不成比例的分配问题，以上可能导致了想追求独立和男女平等的女性婚育意愿不断快速下滑。在当下的社会的环境下，如果自己不是过去的模范女性或资产阶级二代，追求发展权和婚育总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目前来说，有一个调和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方案，或者说减少性别歧视的方案，是男女享受同等产假，生育和抚育后代并非女性的权利和义务，而是整个家庭的权利和义务，在理想状态下，是取消了女性的额外优待，可以推进男女雇员成本相同，使得雇主在挑选雇员时不再有性别偏好。

然而从现实操作来看，倘若规定男性必须也休产假，并且让行政机关监督企业必须让男性休产假，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来说，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本家的角度，将会给其带来沉重的人力成本，我们仍然不能排除资本会为了降低成本，会通过其它方式，把这些成本转移到其它人身上。比如减少雇员，延长工时等，或者把资本转移到那些劳动法不健全的国家中，而减少本国就业岗位。

因此可以讨论：在自由市场下，会不会必然产生这样就业歧视的情况？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生育、养育和一般性的照料劳动对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但并非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所“必需”的。再生产的东西是由目前的全社会共享，而那些雇佣育龄妇女的企业又不想承担成本，或者承担不起。在这样的境遇里，如果不考虑颠覆整个生产关系，为了维护生育率不摇摇欲坠，同时又要维护妇女本身的发展权利，那么社会/国家对这些企业进行补贴更为合理。虽然完全合理兼顾各阶层的方案或许不存在，但它仍然需要被正视和被讨论。

这里需要提醒读者，虽然生育家务确实是桎梏女性发展权的最大的问题，但是性别歧视背后的隐含的资本和父权共生体的共识问题，显然不仅仅是资本家成本担忧那么简单，反过来思考，由于长期以来女性职业上升通道少，且被千百年来的性别分工所塑造，不少妇女是在无奈之下花费时间照顾家庭，间接导致遗留下来的共同的认知就变成了“女性必然育儿持家”。一方面女性在求职时如果被预设了“不肯在职场拼”可能会剥夺就业机会，一方面女性想要搁置婚育，在职场拼了，父权社会可能以“女人怎能不结婚，不兼顾家庭”的姿态出现。

以上提醒我们，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仅从效率原则功利地考量外部资源的配置，最终会导致，妇女要么面临为了生存发展放弃婚育，要么就被父权社会赶回到家庭里，夹在中间会很累。在这里，我们不妨在维系人类社会发展和维系价值的“社会再生产”的视角中，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将主要由妇女所承担的“再生产劳动”从家庭私领域中推到公共社会的前台，营造多元的社会纽带和联系，探索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对再生产职责的分担与共建。

当然，除了改变政策、文化，科技发展被指望于突破这种僵局，有人说人造子宫等科技可以如何推动和解决性别歧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这样的科幻问题可以探讨，但不能一味告诉女同志们只有等待科技来解决问题，那样会忽视了现在的生产领域的妇女平等诉求。

在三八妇女节聊妇女权益，除了各种生产和再生产议题，文化议题，科技议题，笔者需要承认，仅仅把女权想象为城市白领和知识阶层的女性争取权利，是很局限的事情，劳动妇女不仅仅是这些人，还有庞大的女工群体，东南沿海各工厂的车间女工，我们也必须讨论她们的权益，她们的家庭关系，她们的未来，她们与可预见的人工智能无人车间的关系；

另外，妇女节绝不能遗漏一个群体，那就是农村妇女，这和工厂女工群体有部分重合，笔者过去在冠姓权的文章里专门谈过宅基地的继承权利，我记得妇联曾在全国范围内做了调查，发现东部西部普遍存在“出嫁女不分宅基地”的现象，为此妇联还联合地方法院做了不少工作。实际上现在农村实践中包括宅基地/田地分割等活动仍然广泛按照男丁人头在分，这种现象牵扯到很深层次的宗族社会里没有解决的重男轻女问题。

就在城市女性和男性在日夜争吵冠姓权的时候，农村女性面临的继承问题就少有人谈起，她们相比城市女性更容易受到伤害，从堕女胎，卫生巾贫困，性侵，再到为被剥夺教育权利的女性而努力的张桂梅这里，这些贫穷地区妇女儿童的情况，是需要让性别平权主义者挂心的。

在消费社会的狂欢里，以及“女权”被污名化的当下，我们需要直面实在的问题，没有哪一天比三月八号更适合，让妇女概念回归到女性权利意识本身。

“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在各行各业书写着不平凡的成就。我们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广大女性医务人员、疾控人员、科技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不畏艰险、日夜奋战，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用勤劳和智慧书写着保护生命、拯救生命的壮丽诗篇。”

“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让我们继续携手努力，加快实现性别平等、促进全球妇女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