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新四军差点解放南京
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早已包围了南京,就连栖霞山上都是新四军部队。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从南京城出来三个日本鬼子,来到竹镇新四军驻地。他们奉敌酋冈村宁次之命与新四军谈判投降问题。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新四军的敌后根据地已经从各个方向把南京城包围在其中了”,正因如此,日军才能在投降当天“出门就见到了新四军”。其实‘8·15’当天,新四军已兵临南京城,六合划子口渡江的淮南军区南京支队已驻扎到了栖霞山。
到抗战结束前,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已有7个师21.5万人,其中5个师15万人在江苏。新四军创造出了在平原水网地区打游击战的战术,自身越打越强大,而日军越打越寸步难行。
新四军1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的粟裕在日伪疯狂“清乡”的核心区开展地形改造运动,在河上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当地吃水浅的木船通行无阻,敌人尖底汽艇却寸步难行。在淮海区,淮海县独立团团长吴觉发动群众把所有道路都变成交通沟,沟沟相通,村村相联。敌行军处处受限,新四军畅通无阻。在苏北平原、在洪泽湖、在高邮湖……新四军在敌后平原水网地区四处活跃,建立根据地,日军只能龟缩在城中,出了城,会发现“到处都是新四军”。在建立了大片根据地之后,1944年,新四军开始反攻,成建制消灭敌人。
从1945年的华中抗战形势图可看到,日据的江苏大城市和交通线全都为抗日根据地所包围,这种包围,使投降前的日伪军,到了连“出门”都难的地步。新四军威震江淮,很多伪军、汉奸、“维持会会长”都开始转变立场,暗中向“四爷”投诚,提供日军的情报。
新四军早已做好了解放南京的准备。
8月11日,新四军军部下令新四军全军实行总反攻,并经中央批准准备发动上海起义,下令各部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交通要道,占领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任命粟裕、刘长胜为南京、上海特别市市长。
8月12日,中共中央明确规定解放区武装部队必须力争占领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新四军江南部队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和城市。新四军军部也发布命令,要求所属军队做好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切准备工作。
8月13日,南京伪军最精锐之警卫师第三师师长钟健魂欲率全师渡江北上起义,因遭到日军阻挠,结果钟只率两个团的3000名官兵起义,成功到达江北六合钟家集。1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拱卫宁伪首都之精锐,伪警卫第三师反正》一文,对此予以报道。
1945年8月下旬,新四军二师组建江南第一支队(又称南京支队),支队长陈雨田,政治委员张登。该部在六合划子口渡江,攻克了南京的门户龙潭、栖霞山等地。加上留在浙东、江南的新四军,新四军已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只等一声号令,就准备攻下南京。
蒋介石对此非常着急,他不愿意自己的“首都”落入新四军之手,但他的国军主力远在西南,鞭长莫及。于是他心生一计:命令南京城内外的汉奸伪军全部“就地起义”,抢先“接收”(劫收)南京城。
8月11日,“国军”远在腹地,一时难以到达东部沿海“沦陷区”,蒋介石严令“国军”各部、各战区,要加紧对日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第十八集团军朱德部“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各地伪军摇身一变,纷纷成为国民党的地下武装和抗日部队,蒋电命其“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对八路军、新四军作“有效之防范”。
美军将领麦克阿瑟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共军队缴械。伪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也发表谈话,说陈公博将以36万大军警备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以完整交给蒋介石,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接收。
为了控制宁沪地区局势,蒋介石一方面以暗杀等恐怖手段威胁、阻止汪伪上层分子与中共联系,并派特务进行监视;另一方面加紧收买伪军政人员,委以官职。在此情况下,汪伪政权的周佛海考虑:蒋有英美支持,在全国有较大势力,便决定改为投靠蒋介石,不再和新四军接触。与新四军接触的日军也表示: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希望我方谅解。
何应钦甚至主动与侵华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汉奸任援道会谈,何应钦对冈村宁次说:“中国今后的问题,还要日本帮助。”冈村宁次回答何:“你们的力量是很雄厚的,有希望。”两人暗示任援道:“只能向国民党投降,万一中共军队攻打南京,你要进行固守和反击”。
荒唐可笑的是,1945年,国民党的军队远在西南,甚至在日军投降前一天,还打了败仗丢掉了广西全州,而共产党的新四军和八路军一直战斗在敌人的心腹,新四军甚至都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结果蒋介石却不允许日伪军向新四军投降,甚至还要让日伪军继续“维持治安”、“固守反击”。
8月12日,重庆军委会侍从室电令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任命“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为南京指挥部的指挥。“军统”则命令特务组织“忠义救国军”火速向南京、上海、杭州、芜湖一线挺进,尽可能抢在新四军前占领所有的东南重要城镇。8月14日,重庆方面又任命汉奸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负责南京、苏州一带的治安。
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带领总司令部全体官兵齐集南京中山北路总司令部大楼前的广场上,面向日本皇宫的方向,肃然列队,收听天皇的《终战诏书》。收听结束后,冈村宁次向全体人员作了“谨遵诏命”的训示。
次日,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在新街口闹市区的原伪中央储备银行内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并通宵达旦地起草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和其他有关文件。周镐还派人强行接管了电台和主要报纸《中央日报》,宣布全面接管汪伪政权,派人占领伪政权的各个重要机构,又派出财政部卫队控制车站、码头及交通要道,同时抓捕汉奸,南京市民人心大快,却引起大汉奸们的激烈反抗。重庆当局措手不及,为稳定局势,只得一脚踢开周镐。
8月18日下午,冈村宁次派参谋小笠原中佐到指挥部请周镐到日军司令部商谈,周镐一到日本军司令部就被软禁起来。日本人将被抓的汉奸全部释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指挥部里的人员被迫迁往三元巷的警员训练所。接着传来蒋委员长的命令,南京治安再次由日伪军维持。南京汪伪报纸为此登出了“一日皇帝周镐昨日被日军缴械”“南京指挥部鸟兽散”等大标题新闻,周镐主持领导的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行动宣告流产。作为战胜国的中国首都南京,维持治安的部队仍是已宣布投降的日伪军。
这位军统南京站站长,在“接受”南京的时候,因为“过分爱国”、“过分抗日”,居然被已经投降的日伪军缴了械,这是只有在中华民国才能看到的奇景。
8月20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次日,党中央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决定采取“力争东北,巩固华北,收缩华中,撤退华南”的战略部署,停止进攻上海、南京等长江以南的大城市。中共南京市工委接到华中局指示,根据国内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已决定不占领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放弃南方,与国民党全力争夺东北,中共南京市工委遂立即停止了抢占南京等大都市的行动。
9月10日,为表示和谈诚意,中央指示浙东、苏南等江南新四军北撤。
至今江苏的老人们,都记得新四军的“北撤”,谈到这段历史,满满都是遗憾,他们说:大家都盼着陈老总、粟裕将军、新四军早日回来。
也就四年的时间,他们果真回来了,这一次,是百万雄师,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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