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后的你我更应该明白,他从容就义的意义
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这是对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他从小命运悲惨,备尝生活艰辛,还没出生,父亲就已病逝。一岁多一点,母亲也因过度伤感随父亲而去。无奈,他只能在年近七旬的祖父照料下,咿呀学语,蹒跚学步。
而彼时他的祖国,也同样命运多舛。他5岁那年,甲午战争惨败;11岁那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他成长的那个时代,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如同一叶孤舟,航行在茫茫海域,却找不到方向。在虎视眈眈的列强口中,中国只不过是一块人人都想分而食之的肥肉而已。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他从小就懂的道理。民不聊生的悲惨境遇和无数仁人志士的英勇反抗,在他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不平凡的年代,也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人生。
祖父的言传身教,为他奠定了良好的治学和思想基础。他少年立志,为民族救亡图存而奋斗终生。正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中所写的那样:“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遗憾的是,这篇自述也成为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绝唱。
他,就是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二、一袭长袍,戴着眼镜,留着两撇胡子,儒雅中透着坚忍不拔的刚毅,这是我们在书本上见到的李大钊先生形象。在鲁迅的笔下,李大钊也是“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温和谦卑的学者,内心深处却燃烧着最热烈的火焰,一生站在革命斗争战线的最前沿。
彼时,山河破碎,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一步步陷入了屈辱的深渊。1915年,当日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款时,天下哗然。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奋起抗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图谋,并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号召国民起来自救。“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呜呼,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字字泣血,振聋发聩,迅速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时隔一年,他又在异国写下发人深省的《青春》,字里行间充满朝气蓬勃的革命进取精神。“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他向青年发出“青春中华”理想的召唤,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文章发表后,其影响被誉为“震撼中国民族灵魂”。
回国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他用犀利的笔锋开辟舆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李大钊深受鼓舞,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带着马克思主义而来,力求做一道刺破暗夜的光。他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希望,也更加笃定地成为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又过两年,他领导的五四运动犹如一场浩荡春潮,激发了人们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
据北大教授高一涵回忆:“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与此同时,一大批爱国青年通过李大钊的文章,转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三、由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李大钊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北洋军阀开始四处通缉他、抓捕他。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几十人。与父亲在一起目睹整个过程的李星华后来写下了《十六年前的回忆》,描述了那个极其恐怖绝望的抓捕现场:“‘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其实在被捕之前,李大钊有很多次离开的机会,但他却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他清楚地知道,干革命的人,没有不苦的,因为他们会将这个国家的命运自觉地放在自己的肩上。既然要和旧势力作斗争,那就坚决到底,至死不渝。
不幸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他在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一无所获的军阀给了他纸笔,让他自己交代“罪行”。李大钊却酣畅淋漓地写下了《狱中自述》。在其中,他回顾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抱负。透过这些苍劲有力的字,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李大钊在狱中笃定落笔的样子。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人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在一个庞大的绞刑架下,他作了此生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取得光荣的胜利!”
那天的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戴着眼镜,面容平静,没有犹豫更没有畏惧。如同他在1919年发表的短文《牺牲》中所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他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后,共产党人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哀恸不已。那年,他才38岁。
22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他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已经实现。历史已经证明,伟大的共产主义是绞不死的,反而会在顺应历史的洪流中愈发强大!
回顾李大钊先生短暂而灿烂的一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其身上鲜明的印记。他承担起时代和历史所赋予的艰巨使命,真正做到了“勇往奋进而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而从之”。
今天,我们如何缅怀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我想,在急难险重面前,广大党员干部应始终战斗在斗争前沿,主动担责,敢于扛事、愿意做事;主动担难,啃最硬的骨头、接烫手的山芋;主动担险,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上一线,危急关口豁得出来、顶得上去。
这是我们对李大钊先生精神的最好传承,也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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