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有人想否定岳飞？

过了正月，今年的春节档也算告一段落了。这段时日，《满江红》这片子折腾的够多了，我们也说了不少。但在最后，有一个问题是值得谈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争的总是岳飞？从一百年前，一直到今天，围绕岳飞的争论始终不曾停歇。

一次次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总是围绕在这个一千年前的英雄人物身上，至今依旧火花四射。以至于对这个人物形象的描绘与定义已经完全脱离了单纯历史事实的争论，更多代表着双方话语权的强弱，成为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标志，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争夺的四平、塔山与上甘岭。

岳飞之争，争的是什么？

岳飞的生平，国人无不耳熟能详。岳飞之死，不仅是他的人生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与整个国族大悲剧的起始，壮士扼腕，豺狼当道，直至崖山悲歌，神州陆沉。他波澜壮阔又格外悲壮的一生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苦难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永不能忘却的沉重记忆。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当然具有永恒的感召力。

毫无疑问，岳飞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英雄人物之一。这种广为人知是岳飞不断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焦点的重要基础。但为什么最后一切交锋都集中在岳飞身上？实际上，和岳飞齐名的历史人物并不少。比如明朝人一般把于谦和岳飞并称为于岳双少保。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西湖的于谦祠和岳王墓，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视野里，具有相似的意象。而在很长的时间里，较少有独立的岳庙，但遍布天下的关帝庙则常称为关岳庙。比如泉州涂门街的关帝庙，正式的称呼就是关岳庙，左祀关羽，右祀岳飞。关岳并称，是把二者当做忠义的典型。

无论是关羽，于谦，岳飞，他们都以一种悲剧英雄的形象广为人知，其人生有着相似之处。但细究起来，就能看出他们明显的不同。关羽之死是突兀和充满戏剧性的，也是蜀汉事业衰败的开端，从威震华夏到败走麦城的戏剧性不亚于十二道金牌，但这与抗击外辱无关。于谦是存亡继绝，力挽狂澜的英雄，最终死于王朝内部倾轧。但北京保卫战是胜利的，强敌也先死于内讧，瓦剌分裂，他抗击外辱的事业是完全成功的。而岳飞之死，则是王朝耻辱的开端，一系列悲剧的根源与起点，直到整个国家一败涂地。

很明显，岳飞在一般人心中的历史形象，是和外御强虏，内除国贼紧密相连的，战则生，降则亡，忠奸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苟安一时，长久必亡，是坚持抵抗，反对妥协，主战派的象征。对这一历史人物的长期淡化扭曲，是一种长期存在的，面对外辱不要强硬而要妥协的心态的表征。

我们说的不妨更直白一点，当我们面对一般大众争论著名历史人物的是非与定位时，绝大多数谈的不是历史人物的具体史实，而是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文化形象，以及由此隐射的具体现实观点和态度。

结合整个二十世纪直到今天，外敌始终虎视眈眈，国族饱受欺压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我们可以明确的说，百多年来，围绕岳飞的各种争论，绝大多数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和真实历史中岳飞的生平无甚关系。尤其是每当国家面临强敌压境之时，它都是一个明确的风向标，围绕岳飞的争论，就是主战和主降的路线之争，就是坚决抵抗和苟且偷安的路线之争，就是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

一条稳定而安全的进攻路线

正因为岳飞之争所象征的意义是明确而强烈的，它才会成为一个往复交锋的焦点。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正因为在这条路线上往复交锋厮杀，它就不仅具备了强烈的象征意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它也成为一条稳定的交锋路径。

只要你提起岳飞这个话题，究竟是奔着什么而来，大家就都很清楚。甚至说，这个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格外安全的，尤其是对进攻的一方来说。在中国，在社会大众之中讨论政治，或者路线的分歧，发动者往往会在这类问题上采取迂回的手段。借历史人物影射，就是这种一个典型的迂回手段。这不是聪明，只不过是一种大家装糊涂的默契。

借着围绕岳飞长期的交锋，大家已经把一切能说的话都说开，说完了。以至于能说什么，能说到什么程度，都有明确的意义，可以清晰体现出双方意图与力量的强弱。这就像典型的外交辞令一样，隐晦，安全，到位，而话里话外的不同意思，一说大家都懂。

同样，正因为这个话题的成熟和长期相持不下。每次，其中一方在这个话题上取得新的进展，玩出新的花样，也是对己方的力量最好展示。仿佛是古代的阵前勇士决斗一样，杀伤不大，鼓舞士气的效果不小。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承认，在这个话题上，围绕岳飞的攻守其实是不对称的。否定岳飞的一方总是处于进攻状态，而肯定岳飞的一方往往要逼到墙角才得以反击。而这种反击，对于否定岳飞的一方来说，其实没有多少伤害。就像这次的《满江红》，该赚的钱也赚了，该展示的力量也展示了，就是把东西糊你脸上，又如何？实际上，最近四十年来，在岳飞的话题上，否定的一方，遇到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这次缩了，下次还敢。

最终，就是否定岳飞的一方主动活跃，有利可图又安全无虞，而肯定岳飞的一方被动无奈，消耗精力不少，但没什么好处。这种不对等，很好反应了在中外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只能勉强维持，尽量回避冲突，以求避免社会撕裂的不理想局面。我们如果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说，在加入世贸后中国经济刚起飞那些年月里，一个以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为主，在世界市场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舆论环境也确实不太可能对外强硬起来，必然是买办之流占优势的。

久而久之，就是岳飞一类历史人物逐渐被压缩到角落，处于一种被社会所避讳的状态。相对而言，岳飞已经是幸运的。比如像左宗棠，是清末在抗击外辱上成就最高的民族英雄，结果被扣上一顶影响民族和谐的大帽子，完全成了一个透明人。实际上，岳飞也顶了好些年影响民族团结的帽子，本质也是一种类似的迂回侧击，大家心里都懂。这种情形大规模出现，是历朝历代所未有，难以想象的。几乎每一次相关话题的热烈，都是以一种伤害民族情感，消解国家正气的情形出现的。

当然，当前的局面正在好转。随着我国国力的上升，特别是占世界经济比重和话语权的不断上升，产业升级已经势在必行。由此，面对外部势力的步步紧逼，言而无信，过去那种不得已韬光养晦，以妥协求生存的思潮正在失去市场。受到这种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新一代人中，对祖国的自信在增长，对外敌的恐惧在减少。

由此，整个社会舆论环境是逐渐改善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回归也是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实际上，即使是《满江红》这样的擦边球，也只是一种泛娱乐的文化消解，甚至需要挂羊头卖狗肉，玩一出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手段比原来的直接否定要隐晦不少。

从正面进攻，到侧面迂回，手段的变化，本身也说明整个社会舆论环境在改善。只不过，社会文化领域是一些反动买办势力长期盘踞荼毒的领域，多少有些积重难返。即使经过几次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论战，这种情形也还没有得到完全逆转，而是以一种娱乐化，后现代的包装手段，在文化领域继续不断滋生。

显然随着当前内外环境的恶化而激化，不同意识形态人群的对立越发明显，从舆论立场到社会权力的斗争也注定会越发激烈。

虚大的主流人群，总被牺牲的基本盘

其实，在有关岳飞的争论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所谓正统、主流的意识形态，长期处于被动，甚至是弱势的状态。毋庸置疑，广大群众一直对岳飞这样的英雄人物是持同情，认同态度的。这也是历次岳飞之争，或者说整个意识形态斗争，最后我们能顶住歪风邪气的根本原因。但反击总是被动，只能挡住，而无法打回去，这种抱头挨打式的消极防御，对英雄的避讳始终存在，又是一个事实。许多人把这种被动归结于文化政策的滞后，相关部门的和稀泥，也就是被拉偏架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诚然，最近几十年来，我国在严重失衡的内外力量对比下，以团结求发展，以经济为优先，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一个勉强维持，尽力求稳的状态。这种官方层面有意识的不争，是大的时代背景。但客观的说，就是人民群众对传统英雄人物被过分打压，有所不满，可投注的关切，引发的不满并不强烈。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长期去政治化的社会，普通人对在历史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争论并不太关心。很多人觉得，这事不重要，这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成自然好，败也就那样，普通人被动接受接好。

直白的说，所谓的主流，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大，关心这类问题，愿意参与这种争论的，始终只有少数人。这是我国当前意识斗争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我国的政治传统本身是大政府，更不用说几十年间，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几次大的，相对彻底的调整。在这种由上而下的大格局中，普通人明哲保身，无所适从是常态，而人民群众对官方的依赖性更强。

以主流自居的人群往往自诩为国家的基本盘，是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这样一个群体天然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自己代表正确，代表传统，是为国家和民族着想，理应得到人民和国家的支持。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尤其是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争议，群众的态度至多是同情，而不是统一战线。

有关部门从全盘考虑，从自己的业务能力考虑，更多时候的选择还是息事宁人，而不是旗帜鲜明的站队。反正群众对此的反应也没有那么强烈，远没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双向奔赴的局面，群众不关心，有关部门不热心，有关部门不热心，群众就更不关心了。

其实，当代我们说起基本盘时，情绪往往是复杂的。当然，一般群众积极支持国家的政策，服从国家安排，识大局，有觉悟，使社会的运转成本低，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传统优势。但因为我们也容易发现，作为基本盘的一般人，往往不是政策普惠的优先群体，反而常常是政策的牺牲对象，也就是我们经常自我调侃的不具备统战价值。暂时苦一苦的，往往就是更为听话，更讲觉悟的基本盘。

听话的孩子没奶喝，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喝。在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又要维持局面稳定，那就要和稀泥，要迁就少数，收买少数人的代价，摊平到多数人头上，也就显得不那么沉重了。

我们如果把目光放的更远一些，就会发现这种基本盘被牺牲的问题，其实是当代世界的普遍问题，并愈演愈烈。以我们最常见的政治正确为例，我们就会发现，基本都是多数向少数让步，主流，保守但沉默的大多数人，被活跃，激进的极少人数逼迫，节节败退。一开始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层面交锋，进而影响到实打实的社会利益分配层面，世界正在变得日益匪夷所思，为我们所陌生，又好像势不可挡。

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社会正在这种步步紧逼中逐步迈入后现代。在现代社会中，自认为代表进步、进步的主流社会成员，本身是原子化，去组织化的，而后现代，甚至前现代，反而是组织化。于是出现了，现代不如后现代化，后现代又不如前现代。

在最文明的社会里，谁也不愿意撕破脸，最终导致，最落后的反而可能是最强大的，这样一种荒唐局面。在一个空前繁荣的和平年代，世界快速分化，腐化，除了小部分上层人物，大部分中下层不但不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反而每况愈下，日益对立分裂。

所以，要说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弱势是独此一家是不对的。我国的情形固然有特殊性，但即使在冷战胜利者那里，这类情形也是存在的，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已。这种多数服从少数，有意识的打散多数，使社会多方制衡，从而降低治理成本的办法，是冷战后，各国都普遍采取的措施。

冷峻的新时代

随着冷战后黄金时代的结束，和平发展的红利将告一段落，一场席卷全球的利益再分配已经迫在眉睫。全球的整体思潮，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激烈斗争，走到二十世纪末的整体缓和，再发展到新世纪日益沉沦的离散化，多元化与庸俗化，如今又将通往新的斗争起点。统治世界多年的旧秩序已经腐朽不堪，到了必须再分一个高下的新阶段。相对的，就是上一个历史阶段占优势的社会思潮也必将发生大的变化。

在这样的新历史时期，家家都没有余粮，不争就是投降。这种斗争将是全球范围的，势必都要走向不同阶层的全面决裂。这表现在西方，就是大家熟悉的，近些年来以懂王领军，民粹主义的崛起。与之对应的，则是以瑞典小圣女为代表，各种政治正确的一波波新高潮。这样的冲突，迟早会发展成一种彻底撕裂社会和国家，你死我活的正面对决。

而在我们的国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发展，国民也要去适应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不能重复过去的教训，更应认清西方的前车之鉴。我们要认识到，国家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任务，也攸关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公民从单纯的服从到理解认同，是有助于国家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的，恰恰相反，只讲服从，不讲认同，反而不利于困难时期的政策运转。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疫情防控后期面临的困境。

对大政方针的支持，并不代表对一切政策的默认，现代社会的治理，本身就是一个不同阶层，相互磨合，博弈，利益合理分配的过程。其实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完善，像国民的福利体制的建立，社会保险机制的完善，税收机制的调整，这些都涉及社会广泛博弈。

最典型，最迫在眉睫的例子，房产税很快就会到来，而怎么收必然要牵动所有人的利益，没人能置身事外，每一个阶层都要尽量使政策有利于自己。现代社会的公民要学会在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方，有理有据有节的讨价还价，使公民有能力，有渠道，更广泛的参与到治国理政，大力发展健全人民民主，也是现代化国家长治久安要探索的范畴。

这样一个变化，既有务实层面的变化，也会有务虚层面的变化。基于过去的经验和客观条件，我们的国民更重实轻虚，我们的政策也自然有这样的倾向。但通过西方的经验我们也能看到，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也就是人的思想的争夺，最终都会影响到务实的层面。

像百年来围绕着岳飞的争议，迟早都会演变成一次全面对决的突破点。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长久的交锋，使整个社会积累了足够的关注度。所谓默契就是用来的打破，而这种打破，也只能发生在这种过去被认为已经充分交锋的热点上，所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和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是一种彼此促进的关系。近百年来，中国的进步，往往是带有被动性的。帝国主义的步步急逼使得我们不得不寻求独立自主，不得不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当我们从被动的出口满足外需，转为主动的维护自由贸易的合理权利，意识形态是必然要变化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大环境越动荡，对立双方的的动作也会越激烈，反动买办配合外部进攻的高潮也必然是广大人民爱国反击的高潮。

在岳飞这样一个议题上的劈入，最终应该演变成一场整个社会广泛参与的新共识、新方向的大讨论，并带来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和广泛团结。毕竟，要应对接下来，更加风云激荡的时代，本就需要我们这个国家基于正确的共识，前所未有的团结起来，而不是充满了分歧涣散，功利庸俗。

我们希望，这样的大讨论应该以一场扫尽旧时代积壤的大扫除为终结。而不该是千万普通人辛苦奋斗的成果最终落到极少数人手上，伴随信息茧房和娱乐万物时代的到来，看似从此和谐美满，名为和解，实为合谋，大家在默契中共同走向虚无堕落的后现代狂欢为结尾。

我们既要承认后现代的客观存在，又要尽力去避免已经日益暴露的后现代陷阱。最终，主流人群要学会苛刻而不是宽容，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民族大的历史走向的议题，要学会防微杜渐。

政治正确应该属于大多数人，而不是属于极少数人，应该是一种团结的工具，而不是分化的根源。只有整个社会的广泛团结，并积极表达意见，使公理正义成为真正的共识，才能充分保障作为主流人群的主体地位，而告别过去那种作为默默牺牲的背景板，基本盘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