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反战不反美，心中必有鬼”？

笔者从当小网民开始，就会经常被一种看似很有道理的说法所萦绕，“XXX至少是进步的，不是吗？是进步的就应该支持啊。”于是，关于进步主义，进步的立场贯穿了我少年时期看待世界的整个过程。划线、分界、非此即彼，以一种（自以为）的左翼的、平等主义的同情心站在了“一切进步主义”的立场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当年的笔者牢牢的、坚定的认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是“历史的倒退”，因为“在伊斯兰革命前，女人有穿裙子的权利，社会的主导思想是资本主义的，相较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神权统治，这至少是进步的，不是吗？”并且据此认为，我国对中东地区的外交，带有明显的以利为饵的现实主义倾向。然而，其实这些看法，无疑都是错的。

时光流逝，随着经受高等教育中接受了一定的学术训练和更加广博的扩充了知识体系，笔者已经自然认识到了自己之前的观点们谬误之所在。然而，实际上所谓的进步主义的观点仍在很多地方误导着大众，笔者今天就来谈谈进步主义和西方世界的左翼。

庸俗进步主义

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是一种认为社会应该不断前进和改进的社会理念。一般来讲，进步主义秉承着社会应该不断前进和改进，而不是停滞不前或倒退的观念，这也是这些年来网络上诸多观点、舆论的出发点，“正义的良知”，“普遍的人类同情心”等等。

这些年，无论是性别权利的主张，亦或是社会问题包括慈善的话题，还是一些国际性话题如俄乌冲突，阿拉伯之春等等，起初主张无不是从“进步主义”的立场出发的，然后简单推导成“进步的=好的、对的”。这是一种庸俗的进步主义。

这里以阿拉伯之春为例，我们大概回溯一下，是从一个被无辜打死的突尼斯小贩开始的，然后暴动的火焰从突尼斯开始燃烧，推倒了统治利比亚几十年的卡扎菲政权、推倒了统治埃及数十年的穆巴拉克政府，并且引致了叙利亚内战的爆发，为海湾国家普遍带来了政治不稳定。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政潮的洪水退去，突尼斯、埃及又回到了前述的国家轨道上，甚至比先前更为牢固的保守着，而利比亚、叙利亚则收获了持续多年的内战与人道主义危机。

再以性别权利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一个十年之初，从西方国家最开始推崇“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开始，社会注意力开始关注性别权利，随后扩展到同性恋群体，随后划分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以及跨性别群体，演变到如今，已经变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所谓的性别认同的权利问题。而这一社会议题，公允地说恐怕已经收到了“一粉顶十黑”的效果，以至于正常的性别权利、性别平等问题，在社会话题下也被“打拳”“加速”等内容充斥。

再如，当下的俄乌冲突中，即便在我国的网络空间里，舆论也体现为典型的简单化、情绪化乃至极端化。关于俄乌的冲突中，其实我国的立场已然非常清晰，支持每个国家维护主权，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反对强权和单边改变现状的行为，反对一国的安全凌驾在其他国家之上。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些网民极端化站队，不得不说真是令人感慨。

这些在网络空间中的现象，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其来有自。以笔者最近阅读的一本书《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为例，许多书评、短评读后感依然关注于所谓英国社会进步的一面，“人家在这个方面要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好，到底谁是社会主义啊”这样的评论也不绝于耳。

而另一些案例，则是当代西方国家一种现象学上的行为艺术：到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志愿者活动，以及慈善活动。欧美各大名校十分看重这一履历，许多年轻人读完本科后先“gap year”（休学）然后进行全世界的游历，特别是到亚非拉广大地区担当志愿者，包括医疗的、社会工作的、以及教育方面，履历表上的活动就此可以变成各大名校录取时的加分项目。

而欧美各大企业对慈善活动的热衷，更是当下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大景观。所谓的政商名流，无不需要从慈善活动中获取传媒的正面评价。我们从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也可以看到，这些活动本身就是“upper class”的日常生活。在前些年，我国一些“先富阶层”“新富人”等群体也为这样的价值观所影响，动辄以社会公益活动、慈善活动为标榜，而一些私立名校也以对标西方的社会志愿者活动作为日常。

要简单明快地反对这些庸俗的进步主义，可能确实有点困难。比如以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孙某某下跪要水风波为例，孙某某的互联网拥趸的标准话术就是“种树啊，在沙漠地区还有错吗？毕竟他辛辛苦苦几十年在那里种了树，你又做了什么呢？”这些话槽多无口，一时间让笔者看了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又在结构上和之前那些话题具有充分的相似性，毕竟“反对腐败政权/支持个人自由/主张性别平等，有错吗？”

而在西方世界，其结构性批判也往往淹没在了对细枝末节的进步与保守的纠葛里。譬如2016年的美国大选，最终打败桑德斯的，并不是保守主义的总代表川普，而是在民主党党内环节。

桑德斯的身份确实具有某种吸引力，他出身于一个波兰的工人阶级犹太人家庭，在纽约市立大学(CUNY)接受大学教育——相较于从卫斯理学院、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希拉里，桑德斯具有平民性格。

但希拉里突出的正是她“杰出女性”的社会身份。希拉里的经历使她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总统候选人，光是这点已吸引了无数美国女性、以及支持女权运动男性的支持。除了其女性特质，希拉里能够吸引到大部分的非裔、拉丁裔少数族裔选民，也是因为其在担任参议员与国务卿任内推动社会福利立法的结果，妇权实践的身份与少数族裔身份在这里产生了良性的互动。

根据YouGov的民调数据，阿亨与巴特尔斯发现社会身份在这里确实起了效用——桑德斯女性的支持度要比男性低11%;非白人少数族裔要比白人低18%;自我呈报为民主党人要比独立派的低28%。

可以看出，从政策框架来看，桑德斯、希拉里、川普分别代表了社会民主主义、建制派精英主义和美国保守主义路线，然而料想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竞争被竞选机制技术化处理成了女权主义的对立面、拉美非裔等少数族裔群体的对立面，这里的minority right就从典型意义的进步主义，变成了庸俗进步主义。

进步主义和辉格史观

当代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难明的客体，如果一些经济主张、政治主张、社会主张片面的推崇一些简单化的二元论，往往会带来更深远的复杂影响。深究来看，无原则的进步主义往往与现实脱节。

进步主义认为社会发展进步是必须的，然而现实中，社会发展的速度往往比进步主义所认为的要慢得多，甚至有时会出现倒退。进步主义认为社会应该不断创新和进步，而不是停留在过去的成就上。然而，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创新和进步往往受到限制。在科技领域，进步主义者往往忽视了技术的局限性和副作用，而过分强调技术的优势。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过分将目光聚集在技术本身，完全忽略了由技术创新、社会发展产生的涟漪，对社会本身带来的问题。

对这些思维的批判，或许要从历史哲学来说起。

英国现在的自由民主党的前身叫“辉格党”。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总结光荣革命以来的历史，就把它几乎描写成了一部辉格党的党史。辉格党是一个进步的政党、是英国进步的力量，英国在辉格党的带领下不断走向进步是历史的必然，当初所有反对辉格党的都是落后势力，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辉格党人长期坚持与托利党人（即英国保守党）和专制君主进行斗争，才形成了英国的宪政体制。

根据Butterfield的观点，辉格史观者相信在历史学中存在演变的逻辑，他们用现在的标准评判过去。用通俗的话语来讲，即辉格史观描述的一切历史都是基于现在为出发点，传达的历史都是为现在做服务。辉格史观是一种价值观，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有几个特点：

认为当下的一切是基于历史的必然；用当下的价值观来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认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这种世界观根本不是一种客观的世界观，相反是一种严重的主观主义，是胜利者的视角。由辉格史观出发，很容易会变成英雄主义史观，关键人物的决定论。比如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就是典型的辉格史观产物，亦或是如畅销作品《明朝那些事儿》，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自然产生了是少数几个先进分子、良心人物、英雄豪杰建立、维护、保卫了大明朝的这样一种直观印象。

成功学将成功归结于自己的努力、高尚、机智、先进，把失败归结为懒惰、贪婪、愚蠢、落后。然而，成功其实是不可复制的，成功者们吹吹牛逼，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旁观者们千万不要上当，成功本身就存在很多偶然。以去年（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为例，如果时光倒流，让法国和阿根廷重新再比一场，比赛过程和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是否还具有那样的戏剧性和荡气回肠，恐怕犹未可知。当然，事实上任何一场足球史上的荡气回肠，如伊斯坦布尔之夜等等，恐怕时光倒流地去重演，都会出现完全意料外的情况。

但人是很容易认知固化的，固定化的认知结构要比不断进行的深入思考来得容易。这也就造成了对世界的简单化和庸俗化解读，而一旦固有的认知被打破，自然会产生颠覆性的后果。

以苏联为例，长期以来苏联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标准真理，这导致苏共的理论世界观大大简化乃至庸俗化。而七八十年代后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人试图革新，在社会思潮领域就出现了极大的混乱。简单化的世界观被轻而易举的粉碎了。苏联解体前夕，政治力量分为叶利钦等的激进派、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保守派和戈地图的当权派，但就是没有正经的联共传统派别，或者革新的左派主张，概因传统的联共-苏共在意识形态上都已经破产。而这种轻而易举的破产，与苏共的庸俗化理论体系是分不开的。

而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西方社会，庸俗化的进步主义事实上统治了“左翼”。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索罗斯是许多进步主义叙事的金主，而硅谷的大型跨国垄断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无论是老板（如谷歌大股东之一的拉里佩奇）还是其高管、员工，往往持有广泛的进步主义立场。而这种“广泛的”进步主义立场，往往会演变成指导其他后发国家的教师爷，和庸俗的进步主义。而这些泛进步主义的发酵，亦产生了所谓“老保”等词汇。诸多庸俗进步主义往往手抡进步主义大棒挥舞。

以索罗斯为例。索罗斯从发了小财开始，就在系统性的做空原苏东国家，包括金融做空和政治做空，而挥舞的旗帜、武器就是政治道义，进步主义。其一方面的政治主张大抵是“增进自由”，而另一方面则借助于经济自由之手大肆掠夺，间或用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慈善等行为进行掩饰和点缀，这就是neo liberalism的本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就是一种被证实的庸俗的世界观被另一种还没有证实的庸俗世界观所打败的过程。

我们简单的来说，庸俗化处理世界上的普遍矛盾，一概地以进步主义观点来看待，就变成了庸俗的进步主义，用进步主义的观点简单化历史，则是典型的辉格史观。在这里，辉格党版本的英国光荣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美国的“普世价值”，可以说是一时之瑜亮。

系统论和结构主义

笔者在先前之时曾撰文，论述过所谓的“宏大叙事”，介绍过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也提及过复杂科学的概念。这里，笔者再提及另一个概念，结构主义。

一般而言，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中开创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把各种文化视为系统，并认为可以按照其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加以分析。

在整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间，萨特所推行的存在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开始冲击法国并显示出优势。结构主义反对人性自由和选择的观点，而是集中关注人类行为是由各种各样的结构组织所决定的研究。以此观点为据的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列维·斯特劳斯于1949年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在书中，他从结构观点来考察亲属关系，并试图证明不同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少数基本亲属结构的相互置换。

结构主义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对整体性的强调，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具有逻辑上的优先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在复杂科学的研究中，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的加总。

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并以此为基础强调深层结构。具体到社会生活而言，结构主义明确指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因素除非与其它因素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

在我国当下，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是“系统的”，其实正是结构主义方法论的一种体现。我国谈及俄乌冲突时，反复提及“基于历史经纬，”即是如此。

孤立、片面的看待某一个方面的、某一个侧面乃至某个具体的抉择，就很容易以一种机械论的观点对待世界。而“索罗斯居然是左翼”这种事情，正是机械论、庸俗化的世界观所产生的。那么再延伸开去，笔者想说的，是“网络上举着左旗的左人，到底是左人还是左壬，恐怕是有待商榷的”。而一些声音，不反对当今世界的霸权主义，不反对金融资本主义，支持垄断寡头的人，是不是真的主张进步主义，恐怕也难说的很。

用英国左翼学者萨松的话来说，“non-communism的左翼面临的基本矛盾，是它既不能在西方世界拥护东方，因此他必须谴责东方是极权主义，他不得不支持自由主义的西方，然而，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脱离开资本主义，就什么也不是”。这正是当代西方社民党、第三条道路偏离社会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并与自由主义合流的原因。

正像之前一些网友总结的那样“反战不反美，心中必有鬼”。西方一些左翼力量，站在其本国的立场上对南方国家、对东方进行公开的批判与指责，从结构上来说是维护了当代世界霸权主义差序格局，依托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剥削体系，这种所谓的进步，根本没有意义。

从客观角度来说，当代西方的主流左翼力量，确实将一部分社会主义因素嵌入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里，然而从世界体系来看，再分配的利益来源于当代世界体系的剥削。从当今世界的结构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革新仍然是社会的根本性因素，脱离这些结构性的分析方法，不去系统性看待，在一些诸如“解放与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为文化批判而文化批判，必然会走进后现代的不归路，而其批判的武器，也终将变成文化景观而被消解，沦为无政府资本主义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