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连载07 | 1912-1929蒋介石出卖东北的前罪（5）：中东路事件中蒋的“铁骨”

　　一、中东路事件中蒋的“铁骨”

　　（一）前言与解释

　　（二）大背景原因

　　（三）蒋的“铮铮铁骨”

　　（三）又一次“活该”

　　（四）中俄相争，日本蠢蠢欲动

　　（五）蒋介石阻挠张与苏议和

　　（六）蒋不仅顽固，而且出尔反尔

　　二、同江战役：蒋终酿成了大祸，累人累已

　　三、顾维钧的回忆：蒋的一石4鸟之计

一、中东路事件中蒋的“铁骨”

关于“中东路事件”这件事，首先得客观承认，两个关键人物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动机是好的，是南京国民政府与东北当局想收回主权的一次主动尝试，因为南京政府制订的“革命外交”本身就包含了“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共5部分。虽然我在前篇章中揭露过革命外交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难看”。但事物都有一分为二，错误的方法不能否认良苦的动机。

然而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蒋介石在此次事件中的态度，就像（下）集01中所揭露那样，蒋对列强的态度一贯是抱着“和平”的态度和做法的，连丹麦、比利时、荷兰这些当年“搭8国联军便车”的弹丸小国，他都能和和气气地坐下来谈，被耍了也不生气，可是在中东路事件中，他却表现异常积极、大胆、坚定，连被断交甚至引发大战也在所不顾，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事。

　　试想想一年前的济南，他统领10万大军，被区区6000日军当着面杀掉1000国人、俘虏1000国军，但却相当淡定自若，虽说亲日反苏是他铁的原则，但毕竟苏俄也不是好惹的，因此如此判若两人的蒋，肯定是有蹊跷的，对不？元芳。

（一）前言与解释

　　关于事件中的张学良，史学界已经有公论，一是东北军内的士官派亲日派的支持；二是张学良自己在事后宣称的“白俄”，即苏联十月革命后仍然活跃在中俄边境的沙俄残余势力的挑拨离间；三就是蒋介石的怂恿；四就是近年根据孙科《中苏关系》中指证的“宵小”——原中东铁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吕想赶走苏联理事长以更好的肥私云云。

本文不分析前两种与第四种，为什么呢？

　　并不是作者有选择性，而是我相信但凡有点正常辩证思维的人都能理解，作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本恐吓和阻挠归顺到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旗下的张学良，在与一个军事强国开战的时候最重视的当然应该是蒋介石中央的意见，何况蒋确实是最支持开战的人。

　　其次就是要说明，“中东路事件”的肇因是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以“苏俄意图使东（三）省赤化”为名而派人查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并扣压了苏联公使引起的，同时，张也以武力收回了铁路的管理权（注意，是要夺回管理权，而不是废除中俄合作）。因此肇事方乃中方无疑。但一开始时张学良公开声明（见下文）也是欲在外交范围内解决的，所以为篇幅计，本文也不再赘述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前的事了。

【补充说明】

　　1929年7月7日，张学良在会见记者时说：“对俄事，凡条约（1924年《奉俄条约》）范围内已允我之权利，当强硬主张”。（张学良年谱》(上)，第373页）

（二）大背景原因

　　1929年6月，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在北平西山进行秘密会议，商议反冯玉祥，这既是蒋介石的军事编遣会议（裁减兵力）引发的冲突，也是蒋介石在清党后反共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冯玉祥拥兵40万，又有苏联背景，即使和蒋介石曾结成金兰，但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就在5月份双方还发生了军事冲突，蒋就是趁着反共大势顺利成章地挑唆本来也是反共的张学良去反苏的。

（三）蒋的“铮铮铁骨”

　　张学良行动完后，苏联作出了强硬反击，一是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了严厉的抗议措词；二是扣押了苏境内的华侨以及在东北边境增加军力以武力威慑。而蒋对张学良的挑唆早就开始了——6月26日，吉林省外交交涉员钟毓携查获苏联驻哈领事馆重要文件和东北当局解决中东路问题办法来到南京，向外交部长王正廷请示下一步处理方法，会商后钟电复张学良：“已晤王部长，原拟办法与部意见并不冲突，会商结果，应分执行与交涉两事。哈当局照原呈办法，不必与苏交涉，而按节强制执行。如不服从，撤换局长亦在所不惜。至全案解决签字应等中央命令。中央将综核全局，把东路改组及蒙古、新疆问题等一并制成大纲，向苏交涉。而与东路有关之事，凡属执行范围者，酌量情形妥为办理即可”。（《张学良年谱》(上)，第371页）

　　王代表的无疑就是蒋介石意见，此后蒋一直保持了这种强硬的态度，在东北军被苏联打得落花流水，并有可能侵占哈尔滨的情况下他仍然坚决不准张学良与苏联议和。

【7月6日-10日】

　　蒋将张学良召到北平，亲授处理机宜，他说到：“对俄事，凡条约范围内已允我之权利，当强硬主张”，（张学良年谱》(上)，第373页）。又：“收回中东路权，以防止苏俄赤化东省。”他并强调，中苏事实上已经断交，故不必怕与苏联绝交，且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亦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张学良传》，第60页）

如此豪气，如此铁骨铮铮，在蒋一生中仅此一次！

【7月13日】

　　苏联照会南京政府，提出了3个建议：

　　1、立即召集会议处理与中东路有关的一切问题；

　　2、中国方面应立即取消对中东路的一切断然命令；

　　3、立即释放一切被拘捕之苏联人员，停止一切针对苏联人民和苏联机关的行动。（1929年7月17日《大公报》）

可见，此时的苏联还是想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的。但同时，苏联给出了中方3日答复期限，并声称：“如不能得到满意之答复，将采取其它方式保护苏联之合法权利”。

【7月14日】《蒋介石日记》

　　“外传所谓最后通牒，限三日答复者，今观其辞句强辩而含恫吓，余不愿与之直接交涉，以非正式答之，力辟其为不正行动与不顾事实耳。”

【7月17日】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当局均对苏联的建议不理不睬，故苏联于当天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断交，召回所有在华的苏方人员并停止中苏间的铁路运输，同时声称：“苏方将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中所规定之一切权利”。即1924年由张作霖与沙俄签订的《奉俄中东铁路协定》，也就是必须保留中苏共管的契约。（1929年7月19日《大公报》第3版）

【7月18日】

　　“详察牒文末句，有苏俄政府声明保留一九二四年中俄所订协定之权利一语，是其意在保守，或不敢用兵，即用兵，余必以全力赴之。而我内政或因此反易解决也”。（《蒋介石日记》之《困勉记》卷12）

　　赓即又电令张学良：“中东路事件赤俄迄无觉悟。铣日向我通告，召还驻在我国之使领人员及中东路俄员，断绝中俄铁路交通，并请我国召还在俄使领。赤色帝国主义者充分表现其蛮横之态度，本无足异。且中俄绝交已非一日，苏俄至今宣告等于滑稽。况据其国内形势及国际关系观察，亦未必遽敢向我宣战。中央对于此事早经决定方针，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惟中俄接壤绵亘万里，狡谋侵占不可不防。国际情形复杂，尤须着重应付，免致造成协以谋我之局。尊处准备有素，当不至稍有疏虞”。（《蒋介石致张司令长官电》(1929年7月18日)，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5册，第19页。）

紧接着，蒋针峰相对地召回中方在苏联的所有人员，蒋是否真的如他自己所说：“不惜一战”及判断“俄不过是虚言恫吓”？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他继续着他一生绝无仅有的“铮铮铁骨”。

【7月19日】

苏联大军压境，形势一触即发。

　　蒋介石电张学良：“苏俄决不敢对我国开战，故应严令边境军政人员持以十分镇静态度。即使其来挑衅，则我军应集中于预定之防御线，暂取守势，不可在边境与之对抗。”（蒋介石致张汉卿电》(1929年7月19日)，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5册，第21页。）

　　继续铁骨………..

　　但一直被蒋打足鸡血的张学良此时已不再乐观，他回复蒋介石：“苏方现调动军队，积极筹备，迫近满洲里、绥芬河等处，确有以武力压迫情势，决非局部之事故，非东省独立所能应付，应请中央预定方策，详为指示。事机危迫，不容再迟。否则牵动大局，关系重大”。（《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自沈阳报告苏联政府调动军队迫近满洲里、绥芬河等处请中央预定方策电》第22l页）

【7月20日】

　　对张学良的担忧，蒋介石公开发表《告各省政府各总指挥师旅团长转全体将士同志书》：“英政府对驻英俄代表之一再搜查，法政府对驻法俄使之强制撤换，苏俄皆帖然就范，不敢稍抗，今独敢以最后通牒加于我者，岂非蔑视我国之无人，乃以次殖民地视我国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中正平日所为垂涕而道于邦人君子之前。尤我全党同志、全体将士所当憬然反者也。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无忿健；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诸将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我国民革命最后之职责。此次事件为我国力争独立平等之关键，非举国一致，共同御侮，更无以自存于世界”。（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5册，第28～31页）

自比大英帝国，既然如此强大，为何对蕞尔小国又低声下气？为何对日本时总是声称自己是“弱国”？？要是在济南惨案中有这种态度和决心一半之程度，何至于我6000名同胞惨遭日寇屠戮？？中东路的主权是我们的没错，要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也没错，但你蒋总司令不是要“矢志统一全国”要“光我中华”吗？不管统一不统一，难道济南不属于中国？济南人民不是中国人？？

接下来看看蒋的所谓：“非举国一致，共同御侮”是什么个玩意。

（三）又一次“活该”

【7月21日】

　　“此次中国攫夺中东路，美英等均印象不佳，法国亦然。美国国务卿明确表示，正因为世界舆论不赞成中国的做法，故苏联的态度已转强硬。中国此举不能不令人怀疑是藉口防止俄人宣传共产，目的是要占领中东路。该国通讯社的报道亦指出，党国要人演说多含有先占东路，再及其他，以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意。此等举动及言论殊丧友邦同情，各国虽雅不喜苏俄政府，但此事则不以中国为然”。（《华盛顿伍朝枢致南京外交部电》，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D50．02—田3，1842）

　　就像我在前面篇章中说到的那样，蒋在1927年的“南京事件”中对列强与日本卑恭屈膝的恶果就是人家已经认定你就是条狗，一旦你吠起来，就要骂你，甚至要打你。何况这次确实是中方先挑事，虽然争回主权是正义的，但是作为实力弱的一方，突然就动武既鲁莽又显愚蠢。

（四）中俄相争，日本蠢蠢欲动

【7月22日】

　　压力山大的张学良电询蒋介石：“苏俄未必遽敢宣战，惟某方处心积虑在坐收渔利，百般煽惑，证据昭然，不幸引起战争牵涉甚大。值此甫告统一，元气未充，但以有避免纷争之术，总以避免为宜。”（《张学良致蒋介石电》，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5册．第44页）

　　张学良说的“某方”无疑是东北的大豺狼——日本。对此担忧与危机，蒋完全无视：“中东路问题不惟中国力避战端，俄亦无此能力。顷得德电，俄官报载，苏联人民不特不主战，且极力反对战事。中东铁路地位本无保持之可能，云其交通总长宣言，除非中国侵入俄境，决不输送一兵等语。据此可知苏俄之态度矣”。（《蒋介石对张学良电报的批示》，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5册，第44页）

蒋竟然认为除非中国入侵苏联，否则苏联决不会出兵！

这已经不是神马判断！纯粹是扯淡！简直是天荒夜谈！

　　同日，与苏接洽的中方外交官蒋作宾电告蒋：“苏俄正求直接谈判而不可得”——显然，苏联并不是怕中国，而是担心日本渔翁得利。蒋对此则：“国人惟好猜测而慌张，至于镇静与秘密乃外交与军事之要素者，则绝无也”。（《蒋介石日记》之《困勉记》卷12）

（五）蒋介石阻挠张与苏议和

【7月26日】

　　此间，原本就反对强硬收回中东铁路的东北军老将、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说服张学良与苏联接洽，并拟定恢复至1924年《奉俄协定》的大概解决办法，联名电询蒋介石请示可否。对此，蒋说到：“苏俄离间我中央与地方之感情，张作相不察，竞提条件，恢复苏俄之权利，而张学良既恐苏俄开衅，又畏日本乘机议和，惟恐不及，毫不知权衡轻重利害，以致摇动中央方针。呜呼”！（《蒋介石日记》之《困勉记》卷12）

　　此时，苏军早就和东北军打起来了，只不过没有发生大规模战役而已。虽然苏军每次都是飞机大炮炸完打完就撤退，但东北军却从来都不堪一击。

（六）蒋不仅顽固，而且出尔反尔

关于蒋的“铁骨铮铮”就描述到7月底为止。总而言之，蒋的阻挠与他睁眼说瞎话的：“苏联不过是虚言恫吓”的主张最终迫使张学良放弃了与苏议和，错过了回复战前状态的最佳时机。在蒋的顽固坚持下，张学良与苏联只能继续打打停停，虽然此间蒋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外交谈判，如让德国帮忙调停的尝试，但他不仅毫不让步，而且还“变本加厉”——1929年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驻日公使汪荣宝电告蒋介石，谓：“日本币原外相和法国驻日大使对解决中东路问题的提议，二人均明确提出，1924年中苏间的协定两国政府均未宣告无效，因此苏方提出由其另派正副局长实属依照协定办理，中方不应拒绝。”（《汪荣宝致南京外交部电》，国民政府外交部档·中东路事件，0620．20／505002—03，1926、1932）

　　对此，蒋介石指示外交部回应日方：“自中俄协定成立，政府始终极愿遵行，惟以俄方一再延宕，遂至一切问题迄今毫无解决。该协定早已名存实亡”。（《外交部致汪荣宝电》，国民政府外交部档·中东路事件，0620·20/505002——03，1924——1926。）

这等于要直接废除1924年的《奉俄协定》。就是不讲理了，再怎么维护主权也罢，自事件以来，国民政府本来就一直只是宣称俄方不遵守《奉俄协定》，所以中方要收回中方主管铁路的权利而已，从未要求过要废除合作的权利。蒋介石丧失理智的顽固让他的支持者都看不下去：

【阎锡山】

　　“我国当民力疲敝之余，而又有第三者日思乘机渔利，对交涉上似不宜以勇往直前之态度处之”。（《阎锡山致何成浚电》(1929年8月21日)，阎档·中东路事件案，2185。）

【何成浚】

　　“东路收回自管，在势恐不可能。即俄能，相信日本以种种关系决不任我独有。且俄对我确无必战决心，为今计，似宜外示坚强，内则速由外交方面秘密进行，以求得一相当解决为妥”。（《何成浚致蒋介石电》(1929年8月21日)，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5册，第95页）

连蒋的亲信都表示反对，且对日本关东军的蠢蠢欲动深感忧虑，作为最了解日本的蒋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因此，自以为对蒋公是“真爱”的笔者表示已经看不懂他了……此时的张学良真是叫苦迭天：“中日韩俄之共产，分布东北各省，一旦有机会可乘，势必到处爆发，不易遏止，此防不胜防者二”。（张学良年谱》(上)，第386页）。又请示蒋：“中央速决办法，从速进行，以期早日解决，而免第三者渔利”。（《张学良致蒋介石电》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5册，第85页）。

可见，日本此时若扰乱东北或侵略东北某方面主权，显然不在蒋的考虑之内。

二、同江战役：蒋终酿成了大祸，累人累已

　　7月12日，彻底放弃谈判的苏联最终发动了同江战役，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后又增派骑兵约800余名、步兵3000余，向同江东北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东北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同时团以下军官17人被打死，士兵伤亡约700余。不久后，苏军再次出兵占领半个富锦，随后又攻陷海拉尔，至11月底张学良在忍无可忍下宣布接受停战，最终被迫屈辱地与苏联签定了《伯力协定》，四个月以来，东北军总共伤亡2000余人，被俘7000余人，黑瞎子岛从此被苏联强行占据，直到75年后才收回，而且只有一半。

至于《伯力协定》蒋公可是自死都没有承认过，你说，他怎么对苏联就这么牛X轰轰呢？而对日本则“决取不抵抗主义”又“为和平计”呢？

还有，整个事件中，说好的“10万大军”和“几百万（不成问题）军费”以及“举国与战”哪去了呢？

三、顾维钧的回忆：蒋挑起事件实为一石4鸟之计

　　“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笔者注：3个都是蒋的人）可能设法使他陷入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倚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151页）

　　显然，结合开头的“倒冯运动”，唆使张学良发起“中东路事件”仍然是蒋反共大业的一部分，一为打击有“赤色”背景的冯玉祥；二为控制东北；三为借他人之手打击苏联——没错，是新生的苏联。众生周知，苏联（苏俄）自从建国开始就受到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斥和挑战，特别是日本对它比以前的沙俄还更加敌视。基于第三点，因此，第四则是：向列强表“忠心”。

所以可以这么说，若说蒋在“济南惨案”中的屈忍除了对日本示好外还有那么一点“谋略”的话。那么，他发起“中东路事件”则无疑是赤裸裸地对西方列强与日本的一次真正的投名状。

　　这次投名状最惨痛的代价就是极大地刺激了一个恶魔的欲望——石原菀尔，“九一八事变”的最关键人物，美国人称他为满洲国真正的缔造者（《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美，约翰·亨特.博伊），“中东路事件”中如乌合之众的东北军、以及南京与东北的貌合神离，使在旁观察的他认定东北唾手可得——“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可以吓退张学良”。唉……慢着！！！那位可能会说：“投向西方与日本纵然不对，但与苏联争主权、反苏也是没错的啊，因为毕竟苏联也是‘列强’啊”！

　　别急，对于东北与西方和日本，当时的苏联还真算不上“列强”，双方间有根本性质的不同，请看下回分解——《20~30年代的东北：姓红还是姓白好？》（作者系西征网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