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方大曾,他在哪?
1937年7月10日,清晨的北平城里,一个背着相机、身材高大的青年,走出家门,跨上自行车,一路疾行。
他从北平只身穿越炮火,来到卢沟桥一带,被日军截住,“他们先疑我为中国军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然而由于我的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时后,他有惊无险地通过盘查,成为卢沟桥事变后首个抵临现场的新闻记者。
在这天之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名青年将成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是方大曾,笔名小方。
他说:“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在中法大学学习期间的方大曾。(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文 | 王京雪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华每日电讯”(ID:xhmrdxwx),原文首发于2021年7月7日,首刊于7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日报,原标题为《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用生命记录抗战的战地记者》。
1
“永远都在旅途中”
“时到如今,我们的民族再也不需要那温柔幽雅的陶醉,而该有魁伟豪迈的姿态了!江南的朋友们,你们都到这里来吧,不只是这里的风景好,而且是因为这里的疆土需要我们的保卫啊!”
——方大曾《从大同到绥远》,1936年
1912年,方大曾生于北京一个殷实之家。读小学时,母亲用7块大洋给他买了架相机,从此,相机成了他形影不离、患难与共的伙伴。
踏访卢沟桥前线,并不是方大曾第一次单枪匹马奔赴战场。妹妹方澄敏曾在文章中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哥哥就天天都在东奔西跑,永远都在旅途中,“他总是带着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照相机就离开家了”。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这是卢沟桥事变前,中日之间的一次大规模局部战争,中国军队先后取得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战役大捷,举国振奋。12月4日,方大曾只身登上火车,由北平赶往绥远前线,开始了长达43天的采访。
绥远前线。(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此时,他刚从中法大学经济系毕业满一年,在和友人一起成立的“中外新闻学社”担任摄影记者。
在后来的报道中,方大曾写道:“为了把绥远抗战的情形,可给读者一个实际的真确的认识,所以记者乃有前线之行……听到车窗外面咆哮的大风,就觉到冷栗,而体会到战壕中守卫国土的将士之身境。啊,冷!冻得死人的冷!”
零下30多摄氏度的塞外寒冬中,方大曾搭车、骑马、徒步,日夜兼程。他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写成《绥东前线视察记》等多篇战地通讯,记录下士兵们挖战壕、擦机枪等备战场景,和军官们对抗战的思考与热诚。
方大曾在绥远前线。(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期间,方大曾遇到同在前线采访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并告诉对方,自己马上就要骑马前往刚发生过战争的百灵庙。
他准备斜穿阴山,经百灵庙等处,再横穿一段草原,考察沿途所经地带被伪匪蹂躏后的境况。这段路程十分凶险,自战争平定后,还没有一个记者去过。
“那是雄壮而艰苦的旅程,这位平时没有被人重视的朋友,今天却来这样一个壮举。”这个“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青年”因此给范长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文章中感叹:“青年人的脑海中,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所谓危险和艰难,我们容不得多加考虑,惊人的事业,总成功于常人不敢为之中。”
方大曾的确是不惧艰险的。今天,人们能从方大曾留下的自拍照中看到多张他攀登在高处的形象——在塔吊上、天梯上、山顶上,这个年轻人似乎总想站到更高的地方。
年少时就爱冒险的方大曾。(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这种被母亲评价为“爱冒险”的性格,伴随思想的成熟与时局的牵引,使方大曾注定走在时代前列,而留给人们一个远行的背影。
在绥远前线,方大曾寄给母亲一张自己身着戎装、头戴钢盔的照片。上面写着:“母亲大人存念 男小方摄于1936年冬时执行摄影工作 于绥东战地”。
方大曾自绥远前线寄给母亲的照片。(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方澄敏觉得:“这就表示,从那时起他就要出去了,不定在哪,他早已立志献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而不管是天涯海角了。”
2
赴火线,用生命记录抗战
“我看到一大批伤兵结队缓缓地走着。他们经过军队哨岗时,哨兵们严肃地举枪敬礼,记者被感动得落泪了,尤其是夜色朦胧中,给这一幅画面增加了百倍的伟大。”
——方大曾《保定以南》,1937年
在卢沟桥前线,方大曾采访了奋勇杀敌的二十九军将士,拍下身背大刀、步枪,守卫在卢沟桥石狮旁的中国军人英姿。
返回北平城后,他写成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洗印了照片,在一连数日的忙碌中,度过了自己的25岁生日。
1937年8月1日,上海《世界知识》杂志第6卷第10号上发表了署名“小方”的《卢沟桥抗战记》及数张照片。之后,《良友》杂志、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等国内外媒体陆续刊发了他有关卢沟桥事变的专题摄影报道。
方大曾的通讯报道《我们为自卫而抗战》。(整理自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
这些由记者亲历现场记录下来的文字与图片,在第一时间,向世人提供了中国全面抗战发端的一手信息,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这是方大曾在《卢沟桥抗战记》中作出的预言,这一预言很快成为现实,而方大曾的命运也被这场战争改写。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不断增兵华北,对平津进行军事包围,大规模战事一触即发。方大曾寄出《卢沟桥抗战记》和照片不久,就收拾行装,又一次离家,奔赴前线。
当时,中国方面的增援兵力在石家庄、保定一带集中,方大曾便也来到这一带采访。他再次碰到范长江,还结识了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和北平《实报》记者宋致泉。1937年7月28日,他们结伴从保定出发,北上长辛店。
《良友画报》(1937年7月号 总第130期)发表方大曾拍摄的卢沟桥事件组图之一。(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车抵良乡车站,距长辛店还有25里,前线炮声已隐约可闻,小方从座位上跳起来对我说:‘听,老陆!这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炮声。’他坐不住了,隔了几分钟,又把我拖到车窗旁边,手指青纱帐起的原野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前线开拔!’”
几十年后,记者陆诒依然记得小方那张“年少、英俊、朝气蓬勃”的面容,记得他头戴白色帆布帽,身着白衬衣、黄短裤,挎着相机,足蹬跑鞋,精力充沛在前线奔走采访的身影。
从长辛店下车后,方大曾告别同伴,独自沿铁路徒步,他笑嘻嘻地说要去拍铁甲军在前线参战的镜头。
两小时后,他从前线回来,跟陆诒说,自己刚给一个二十九军青年战士照了相,这位战士只有16岁,高个儿、大眼睛、脸色红润,手里拿着缴获的日本军官指挥刀和望远镜。说话间,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小方不屑一顾地说:‘今天收获不小!’”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方大曾有家难回,经范长江介绍,开始担任上海《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
此后,他奔走于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等地,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深入战场,几乎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1937年8月初,南口战役打响,日军发起对南口、居庸关的总攻,中国守军拼死支撑,与敌人展开激烈肉搏,阵地得失几度反复。
方大曾就在这时,只身出现在南口战场最前沿。在通讯《血战居庸关》中,他记录了中国守军肉搏日军坦克的悲壮。
“第七连连长带着两排人跳出阵地冲向坦克车去,他们冲到这‘铁怪’的眼前……不顾一切地攀上前去,把手榴弹往窗口里丢,用手枪伸进去打,以血肉和钢铁搏斗,铁怪不支了,居然败走……两排勇敢的健儿虽然死了一半,但我们终于获得胜利。”
他也记录了战斗之惨烈与中国军人斗志之高昂。
方大曾代表作之一《联合阵线》。(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十三军的将士们真了不得,他们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阵地,但是这里何来阵地?一些临时工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只是由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长城!”
战局动荡,8月下旬,方大曾前往大同与范长江等商定下一步工作方向,赶上日军进攻大同,他转移至石家庄。之后,听说增援南口的卫立煌所部三师正与日军激战于永定河上游,方大曾带上充足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登上北去保定的列车。
临别时,范长江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方大曾平和坚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
此时,“战地特派员小方”已经是报道抗战的著名记者了,并且,像他这样摄影与文字都出类拔萃的全能记者,当时几乎绝无仅有。没人料到,这颗横空出世的耀眼新星,竟会一闪而逝,不知所终。
1937年9月,因保定战况吃紧,方大曾退到距离保定东南约50公里的蠡县,18日,他从这里向上海《大公报》寄出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又给在邯郸的亲戚去了封信,说:“我仍将由蠡县继续北上,达到(范)长江原来给我的任务。”
1937年9月30日,《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在《大公报》上发表。自此,人们再也没收到方大曾的只言片语,也再没有人见过他,这个身挎相机在平汉路前线不断突击的年轻身影,就这样消逝在硝烟炮火中。
战地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是方大曾最后的文字。(整理自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
3
“时代的遗嘱”
“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当一切都消失之后,方大曾的作品告诉我们,有一点始终不会消失,这就是人的神色和身影,它们正在世代相传。”
——余华《消失的意义》,1999年
在上海和汉口,范长江遇到过无数关心小方、向他打听小方消息的人。“我相信他不会有问题,因为他的机智,足以应付非常事变,他的才能也应该为中国新闻事业,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多尽些力量。”他这样想,也这样答复他人。
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小方始终不曾出现。
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10号,是方大曾曾经的家,1937年7月,他最后一次从这里走出。
方大曾失踪后,母亲朱理至死不肯搬家,因为儿子离家前,她曾跟他约定:我反正就住在这,你什么时候回来就到协和胡同来找我。
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记得,小时候他问外婆,别人都搬新家了,咱们怎么不搬?“外婆说我不搬,我要等着我的儿子,等你大舅,因为我跟他约定了,他以后是要回来找我的。”
她就这样在老宅等了32年,直到1969年去世。
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悉心保存和整理了哥哥留在家里的底片。它们被套在粉色纸袋中,整齐码放在一个棕褐色木盒里,历经战火和种种动荡磨难,跟随方澄敏从少女时代走到白发苍苍,又在她过世前,被托付给家族的下一代。
方大曾自拍照。(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 新世界出版社)
2006年3月16日,方家三代人精心保管近70年的837张方大曾摄影作品底片,由其家人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珍贵的影像史料终于找到归宿,成为全社会共有的财富,而那个早已离开、并一度被大众遗忘了60余年的背影,那个英俊、高大、不畏艰险,奔走于战场上的年轻人,也在人们的怀念、发现与追寻中,重新转身,向今日的我们走来。
冯雪松(左)正在拍摄《寻找方大曾》。(整理自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
2000年7月,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在央视播出。纪录片导演冯雪松从1999年发现方大曾后,开始了对其生平持续至今的寻找,先后出版了《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等专著。
2015年7月7日,“方大曾纪念室”在保定落成。
2018年7月7日,“方大曾研究中心”在保定成立。
2021年,献礼剧《理想照耀中国》在《我是小方》单元中,讲述了方大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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