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抗战时期党的建设，较早提出并使用“毛泽东思想”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全民族抗战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与壮大，全国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后的12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作为八路军第129师政委和中共太行分局书记、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对这一时期党的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为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为了适应国内战争向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指导红军部队有效地开展政治工作，红军总政治部起草了《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稿和《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稿。前者对红军改编后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体制及机构设置等作了新的调整，后者主要是阐明全国抗战爆发后部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和要求等。根据毛泽东7月15日“为着重新直接对日抗战的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央决定重新起草后一个决定稿。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邓小平于1937年6月下旬就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从红1军团驻地甘肃宫河镇匆匆赶往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参与了这两个决定稿的起草工作。在接到毛泽东关于重新起草第二个决定的指示后，他当即与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迅速组织重新起草《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7月22日至27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云阳召开红军团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加紧红军改编，迅速开赴抗日前线。会议讨论了重新起草的《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稿。《决定》稿突出了政治工作直接为抗战服务的指导思想和内容，提出了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 

《决定》稿指出，“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要求“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强调“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

邓小平在会上几次发言。7月25日，他就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政治工作问题发言，强调要保证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绝对领导。他说：

全国抗战爆发，我军可能迅速开往前线，顺次合编；红军的名称虽然改了，但阶级矛盾并未消减。因此，在新的环境下，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内容，其任务是：（一）积极准备抗战，一切为了抗战，在抗战中扩大我军的影响。（二）政治工作也就是党的工作。无论是政治工作还是党的工作，都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三）提高军事技术、战术、政治、文化及指挥能力，逐步走上正规化。 

邓小平分析了部队思想政治方面存在“党的工作不健康，干部意识锻炼不够，民主少，水平低”等问题，提出部队政治工作要保持经常的工作基础，在新的环境中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选干部要以政治条件为主等。全国抗战中，邓小平先后担任八路军第129师政委、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政治工作“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是他始终坚持的一条。

◆1937年，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8月1日，《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正式下发。《决定》对于红军的改编工作，对于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保证部队党的工作的地位，保证将政治工作贯穿于部队的行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命令。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全军约4.6万人。到11月，八路军3个师在团以上全都设了政委，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恢复了红军时代的政委及政治机关制度。 

 “要巩固地发展党” 

1938年1月，邓小平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调任第129师政委。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他同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部创建晋冀豫、冀南等抗日根据地，同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斗争。同时，他也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发展壮大，高度重视党的建设。 

严肃党的纪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一环。 

1938年8月底至9月上旬，邓小平与彭德怀从山西屯留县故县镇前往延安，途经壶关、陵川、高平等地。到阳城时，邓小平的马夫、老红军王兴芳到马店给马挂掌。他骑着马没注意把一位老大娘刮倒了，可自己却不以为然。邓小平知道此事后，严肃地批评他说： 

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人民一心向往的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八路军战士，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人民部队。要爱护人民啊！如果我们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到那时，不要说打日本，恐怕自身都难保哇！ 

邓小平要求王兴芳去给老大娘赔礼道歉，还从自己的路费中拿出一些钱给王兴芳，让他去看望老大娘，并给老大娘治伤。仅此一件小事，就让当地的老百姓记住了邓小平的名字。 

时隔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冀南区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的报告时要求，要巩固地发展党，加强党的纪律，发扬艰苦的工作作风，耐心地工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倒行逆施，邓小平利用多种场合和形式予以揭露和批评，并告诫根据地军民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统一战线的正确原则，既争取、团结又开展斗争。他还特别强调要发展共产党、八路军自己的阵地，指出：“如果没有我们的阵地，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是处处做不通的。”1939年8月，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太北军政委员会成立，邓小平为书记。他当即提出，还应该加个“党”，这个委员会党、政、军都要抓。 

在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方面，邓小平花费了大量心血。据当时任中共晋冀豫省委书记的李雪峰回忆，约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在山西黎城他就干部问题和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建设问题，专门向邓小平汇报了一次工作。刘伯承和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在场。当时提到恢复赖若愚党籍的问题。赖若愚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被党组织派到山西运城担任巡视员时，因白色恐怖和组织上失去联系，有一段时间回了老家。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很大，赖也正在接受组织审查。李雪峰觉得赖没有变节行为，当时的革命形势也确实需要干部，尤其是像赖这样的老同志。朱瑞由于不了解情况没有表态。邓小平态度明朗，语言干脆：“承认嘛，白区工作环境那样艰苦，失掉组织关系的事情常有。家乡熟，回去有什么关系，应该恢复他的党籍。”按照邓小平的意见，李雪峰等人很快为赖若愚恢复了党籍。赖若愚担任了太行二区地委书记。全国解放后他又担任过山西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在这次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李雪峰事先听说邓小平在广西和中央苏区做地方工作，组织革命武装的一些事情，很希望邓小平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经验。但是，邓小平并没有讲这些，而是结合当时形势，强调要把工作着眼点、工作重点，放在眼前搞好地方党组织的各项工作上。他提出，当前，党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抓组织建设，逐步发展和壮大党组织力量，提高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党要有威信，光军队有威信还不行，还要宣传党。总之，要抓好党，重点是培养干部队伍。邓小平还强调，在抓好党组织建设的同时，还要抓紧抗日政权组织和青年团、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建设，党组织需要有群众的配合、支持。光抓武装不行。上述工作抓不好，党就是裸体跳舞。

◆八路军第129师创建晋冀豫根据地。图为朱德总司令（右）与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中）、政委邓小平（左）研究作战计划。

作为太行区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邓小平身体力行，花了很大的精力抓根据地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工作。他强调，根据地的四种力量：武装、政权、群众、党，“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在对敌斗争的严峻环境中和根据地分散的情况下，邓小平非常重视党组织的巩固与统一，提出太行区“党的建设以进一步的求得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与一致为准则”。从根据地斗争的实际出发，他又强调党的巩固与统一“中心放在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上”。1940年4月黎城会议召开时，晋冀豫区内已建立了太行、太岳、太南、晋豫、冀南五个区党委。黎城会议决定，太南、晋豫两个区党委合并为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为适应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邓小平要求和指导四区党委，一方面继续做好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纠正一些“左”的做法；另一方面，开展整顿地方党组织和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把发展党组织与巩固党组织结合起来。这些工作的全面展开，使党组织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有了很大转变。这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克服严重困难、争取时局好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针对抗战时期我根据地遭敌分割、相互联络困难、各自独立支撑的情况，邓小平特别强调坚定不移地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的极端重要性。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3月底，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讨论冀南工作时，严肃指出，处于独立战略区域的地方党组织和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的领导与指挥，中国革命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不以党为中心的倾向，都是极其危险的。他号召，在严重局势下，必须整肃我党我军阵容，加强党性教育和学习，细心研究党中央、中央军委及上级的一切指示和命令，而不能把它当成参考材料或者当作小说看。否则，便可能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据当时任太行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回忆，邓小平的这些指示，当时在各级干部中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

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精神”

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是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工作，也是克服严重困难的重要措施。当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三三制”的政治体制后，邓小平便抓紧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贯彻落实。 

在根据地内实行“三三制”政权，关键在于共产党是否能在领导政权工作时贯彻民主精神。当时，由于全国抗战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影响迅速提高及其他各种原因，根据地党内普遍存在着以党代政的倾向和“党权高于一切”“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念，党包办代替政府的现象普遍发生。中共党内一些同志不十分理解“三三制”的深刻意义，甚至认为这样会削弱党的领导。这样的状况严重不利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1941年4月15日，他在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在这篇近万字的长文中，他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按照“三三制”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主张。指出： 

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邓小平强调：“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精神。” 

邓小平着重批评了以党代政、以党干政、“以党治国”的错误思想观念和做法。他指出：“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后，在我们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他认为，这些都是“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邓小平鲜明地提出要反对“以党治国”的错误做法。他认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八路军第129师主要领导在一起。左起：参谋长李达、政委邓小平、师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蔡树藩。

怎样克服上述不良倾向呢？邓小平从七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办法。第一，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组织，使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第二，各级党部必须研究上级政府的法令指示，并据此去指导同级政府党团的工作；第三，党要切实保证三三制的比例；第四，党要教育与责成政权中的党团员，首先自己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反对“因党而骄”；第五，党要有意识地去发展民主政治斗争，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敢于工作；第六，党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政权，在人民中，要养成遵守抗日民主法令的习惯；第七，党的指导机关要定期讨论政策，讨论法令，检查党团工作。总之，只有同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我们的党才能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对太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对党如何处理与政权的关系并真正实行党政分开，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时任太行军政委员会委员的李雪峰后来回忆说：“在如何扭转严重困难局面的问题上，小平同志高度重视的还是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他的这篇《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对我们地方党组织做好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这篇文章发表后，冀太联办（即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中共党团随即组织认真学习，并按照文章精神，检查改进了工作。晋冀鲁豫边区在建设抗日民主政权进程中，三三制政权所包括的各项具体内容，也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当时在129师政治部工作的刘复之后来评价说：“三三制政权，太行是搞得比较好的。”当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由于实行了“三三制”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晋冀鲁豫边区建设呈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为后来发展成为全国十九块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奠定了基础”。

领导整风，较早提出并使用“毛泽东思想”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党内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的影响，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权威地位，以加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巩固。 

晋冀鲁豫边区和129师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5月开始的。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129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了边区的整风运动。为了使整风运动有领导、有计划、有成效地进行，邓小平主持制定了中共太行分局《关于1943年的整风计划》。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太行分局的整风计划是太行区自开展整风学习以来最为详细的一个计划，把北方局和分局高干会上关于整风学习的意见具体化了。此后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面展开，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都亲自领导整风，使整风运动很快形成高潮。

◆1938年春，邓小平在山西省黎城县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从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强调了开展整风的目的和意义，指出： 

我们党有22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 

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在动员报告中说：“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他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党的历史教训。从反的方面来看，“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从正的方面来看，邓小平指出： 

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9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 

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对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邓小平有着深切的体会。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顽固派趁机加紧活动，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他们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共产国际解散，对一些中共党员、干部群众产生了消极影响，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表示悲观。在6月5日召开的北方局太行分局和129师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邓小平在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和整风问题的报告时指出： 

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形成，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共产国际的解散于各国领导只有好处，不会因此使领导削弱。这从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可以找到证明。中国共产党很久以来特别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是独立解决与处理本国问题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党的历史发展再三地教导我们，凡是以教条主义方式对待马列主义就会使革命遭受损失。我们永远是马列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使之切合于中国实际。 

邓小平在1943年11月10日的报告中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他的这一认识与当时许多中共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1943年7月8日，王稼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邓小平是继王稼祥等之后较早使用和阐述“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对于帮助全党认识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李雪峰后来回忆说：“小平同志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宣传毛泽东思想，在他的影响下，我逐步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的讲话，直接指导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和北方局、 八路军总部机关的整风运动深入健康地发展起来。各级党组织抓紧向党内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以此作为整风运动的首要任务。以冀鲁豫边区为例。在1943年底的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区党委书记黄敬指出：“整风就是在全党贯彻毛泽东思想。”《战友报》先后发表《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全军中去》《学习毛泽东思想贯彻拥爱运动》等社论。一时间，在冀鲁豫边区的党员干部中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1945年，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七大之后， 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英勇奋斗。

邓小平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和刘伯承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基本上连成一片，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在新的岗位上，邓小平一如既往地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