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原来是这样的：部队纪律严明，于民秋毫无犯

　　国民党军，在历史上曾因军纪太差，对民众如狼似虎，而被老百姓怒称为“遭殃军”（取其与“中央军”谐音之意）。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当事人很多已经去世了。有些人就开始以为：这或许只是大陆处于敌对方而对国民党的污蔑宣传吧？事实上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没有那么不堪吧？

　　首先对此有不同意见的，可能就是我们伟大的蒋公……

　　“我们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是扰民。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最高的主官住，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1949年10月22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3卷42页

　　这是蒋介石1949年对国民党军军纪的总结。但他这次并不是第一次抨击国民党军队的军纪问题。

　　“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

　　——《蒋委员长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上）》（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1册，70页

　　“据一般民众的报告，在益阳长龙乡以东的地区还没有什麽，到了该乡以西一带，就有许多散兵游勇，甚至有连排长率领，强占民房，调戏妇女，翻箱倒箧，杀猪宰羊，试问这种行为与军阀时代的部队有什麽分别？又第三师退出德山经过朱家站时，因当地民众逃散，见一家只有数人在内，怪他不办招待，其连长某，就火焚民房，这桩事不知你们军长师长知道不知道？”

　　——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44年2月14日），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346页

　　蒋介石红口白牙做了死证：国军当年对百姓的抢劫掳掠是他“亲眼看见”的。而且据他所说，这还是令他最始料未及和痛心疾首的。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还意识到将军纪败坏会成为打败仗的主要原因。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指1944年豫中会战——笔者注）失败的主因。”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蒋介石一个人的认识。其他国民党军官——无论是杂牌的还是嫡系的——都提到了国民党军队军纪废弛，残害民众的现象。

　　“3.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宫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摘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64页

　　“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

　　——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1938年8月7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97页

　　“几年来剿共劳而无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剿共部队良莠不齐，甚至有的腐化恶化，为人民所痛恨，致共区有‘宁可给匪杀，不可给兵扎’之语。以这样比共军还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计眼前的利害，当然宁愿为共军所裹挟，而不愿帮助国军剿共了。”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2章第8节“张英部的改编”

　　“军纪废弛，民怨甚深，失我增援”（陈诚总结的“围剿”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之一）

　　——《陈诚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744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282,283页

　　“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笔者注）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

　　“平静的寺院日子，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五年，当时日本人投降，内战爆发。新四军首先到了狼山，天真的我们及邻区的乡民还不知道新四军就是共产党。当他们出现时，我们很高兴，经过长期日本人的迫害与占领，好运终于降临了！共产党宣称是为人民，属于人民的党，他们看起来和善、周到、有纪律。他们不索求食物，也不威胁人民。……后来国民党来了，控制了乡间；共产党转入了地下，开始打游击战。

国民党的军队进驻我们的寺院。每回有新的兵团到达，我的师父就会为他们准备特别的晚餐，而他们却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成群地下山，在共产党不经意的时候袭击、围堵他们。很快地，国民党的军人害怕起游击队，因此当他们进城时，便会换穿平民衣服，并要我陪着。他们是衣衫褴褛的一群，除了美制的武器，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他们军饷微薄，常常挨饿，士气长久低迷，他们把古老寺院的门板拆下来当床；打烂了无价的古董桌椅，拿去当柴烧；殴打僧众，当他们抗议时，连我也被打，只是我还小，所以没有受到太多的肉体惩罚。

他们拆毁寺院，使乡间陷入恐惧，寺院无法再待下去了，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相继离开”

　　——[台湾]圣严法师：《雪中足迹》，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版，50-51页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是国民党军队的官方报告。而张发奎、陈诚分别是国民党军队中杂牌、嫡系的高级将领。黄仁宇则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也就是说，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无论对蒋介石的亲疏远近，都承认国民党军队存在严重的军纪、扰民问题。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军纪问题是导致失败（无论是和共产党作战时失败，还是抗战时打败仗）的重要原因。如“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以这样比共军还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计眼前的利害，当然宁愿为共军所裹挟，而不愿帮助国军剿共了”等等，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国民党将领对国民党军队因军纪问题导致战败的恨铁不成钢。

　　除了国民党将领之外，国民党军队残害民众的实例还有很多。如众做周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长沙文夕大火事件。此处就不赘述了。但可能鲜为人知的是，当我们指责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时，却未必知道：南京城的第一批难民（甚至可能还包括第一批惨遭屠杀的百姓）是国民党军队而非日军造成的！

　　“今天，我们听见远处隆隆的炮声，声音似乎来自南面。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日本人就会到（南京）城里来。我担心中国军队被困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接收了第一批难民，他们讲述了令人心碎的经历。中国军队命令他们立刻离开，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就被当做汉奸，并被枪毙。大部分人来自南门附近和城市的东南地区。”

　　——《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8日

　　“今晚，城市的西南角火光冲天。在下午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西北方向外，到处浓烟滚滚。

中国军队的目的是把所有妨碍他们的障碍清除掉——妨碍他们射击，并可能利于日军埋伏或成为掩护日军的屏障。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斯说，他看见火是用煤油点燃的。这些房子的主人是过去两天大批拥入城内的难民。如果这种方法能使日军延缓12～24个小时进城，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因为它给平民造成了如此大的灾难。”

　　——同上书1937年12月9日

　　魏特琳是美国人，女传教士。她的《魏特琳日记》记载了南京被日军攻陷前后的惨状，是今天我们指证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之一。但她却同时留下这个记录：在日军破城5天前，还没等日军开始屠城，国民党军队先对南京城外的无辜平民和民房进行了扫荡。他们强迫居民离开，否则就枪毙。然后他们烧掉了大面积的民房。

　　当然，其目的是在于扫清射界，防止城外民房成为日军赖以利用的掩蔽之处。这个理由听起来似乎无可厚非。但结合南京战事后来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这些平民的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比一个庸医要给病人开刀切除阑尾。庸医把病人开膛破肚之后，草草翻了一下，没找到阑尾，然后就连创口都没缝上撂下病人自己走了。

　　这就是当年国民党军队对待平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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