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及西方的学术自由是资本愚民的手段

美国人声称，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其中包含了学术自由。而推崇美国高校的人也认为，正是学术自由的土壤孕育了美国很多新思想和创造力，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新发现。

　　对于上述观点，需要一分为二辩证看待。笔者也很认同学术自由，青年科研工作者要敢于放眼世界、挑战权威，为此也要借鉴美国等国家关于鼓励学术自由的一些具体措施。但是站在人民利益的角度，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上述观点其实只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学术自由（与社会主义学术自由相对应）的实践全貌中的一个局部。在自然科学领域，上述观点可以说是部分正确，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在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谬误。这一套理论不符合美国人民利益，如果把它搬到中国，更会祸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1、二战后至1960年代美国的政治迫害狂潮、学术不自由

　　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迫害左翼进步人士的大潮，在这期间，没有学术自由或学术自由受到影响。第一次发生了十月革命前后，第二次发生了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运动时期，也是冷战前半期。

　　第一次迫害以1917年和1918年的颁布《联邦反煽动法》及其修正案为标志。美国第三大党（当时党员10万，都市选举中平均得票率21.6%）被该法瓦解。该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持反对态度，高层领导被逮捕。美国主要工人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多数领导被关进监狱。1919年几次大罢工被镇压，被监禁的工人近1万人，500人被驱逐出境。刚刚从美国社会党中独立出来美国共产党受到沉重打击，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

　　第一次迫害的规模较大，不过其对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自由的影响有限，涉及面和第二次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我们重点看第二次。

　　二战后，美国国内掀起一阵迫害共产主义者、进步人士的狂潮。此一时期也是美国3K党等极右翼团体死灰复燃的时期，但是美国政府对这类行为却放任不管，只把矛头对准进步人士。忠诚调查委员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等机构在各行各业捕风捉影，运用恐吓、告密、宣誓效忠、开列黑名单、开除工作、罚款、下狱、驱逐出境等方式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压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段政治高压。此一时期，无数人连基本的安全和工作都无法保障，更遑论学术自由、教授治学。

　　1947年，爱因斯坦在公开活动中失望的指出：

　　【“我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我听说这个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选择美国作为自由的国度，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终生无法弥补。”】

　　此时杜鲁门政府刚开始所谓的“忠诚调查”，调查对象曾扩大到荒唐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一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很多人丢掉了工作。

　　1950年2月麦卡锡发布演讲后，迫害活动达到高潮。1950年9月《国内安全法》授权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时，无限期关押“共产主义组织”成员。美共领导层几乎全部入狱。1954年《共产党管制法》宣布共产党非法。美共元气大伤，人数从1944年的8万人，降到1956年的2万、1962年8500人，1974年只剩下2000人[2]。即使进入新世纪的2018年，人数也才艰难恢复到5000余人[3]。

　　1952年6月，通过《移民与国籍法》，1953~1954年，大约150万移民被驱逐到墨西哥[4]。

　　高校内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教科书被审查，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美国驻外使馆藏书进行清查，75位作家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近200万册书籍被清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著作、马克·吐温的著作都被列为禁书[5]。许多州也参照执行，焚毁了很多书籍。

　　大量进步团体和组织被解散，大量的科学家、学者、好莱坞员工、工会分子被调查、抓捕、监视居住、驱逐出境。“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被被指控是苏联间谍；托马斯·曼不堪忍受调查，躲去了瑞士；卓别林被驱逐出境；阿瑟·米勒等320多个列入黑名单的演艺界人士失去工作。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二战期间功勋卓著的马歇尔元帅，也被麦卡锡在国会定性为“叛徒”，最终迫使其辞职。

　　因为迫害活动的日益高涨，1953年5月爱因斯坦在一封公开发布的信件中写道：

　　【“每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也就是说，他必须准备坐牢和准备经济破产。[6]”】

　　1954年，爱因斯坦公开指出：

　　【“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绝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7]”】

　　而麦卡锡公开回应爱因斯坦的言论说，

　　【“他本身就是美国人民的敌人”。“任何人只要求助于宪法权力（注：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而拒绝告诉国会委员会他是否是赤色分子，那么‘他显然就是共产主义者’。”[8]】

　　1947年的好莱坞十人案，就是因为拒绝回答问题，而被以藐视国会罪逮捕。像爱因斯坦这样千年伟人，美国政府不敢公然下狱，只是对其进行秘密监视。但是其他人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2、1970年代后资本主义学术自由的真面目

　　随着麦卡锡主义退潮，美国学界的学术自由似乎比以前充裕了很多，很多人认为美国已经吸取了教训，良心发现，重建了学术自由。美国的学术自由为何出现这种变迁？当前美国学术自由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1）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从被动防守到主动出击

　　二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影响上升，面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在工人群体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正面的词汇。而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多多少少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比如爱因斯坦发表文章《为什么要社会主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作者、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海伦·凯勒也写出了文章《我是怎样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

　　虽然资产阶级从20世纪初就开始在社会科学和公共舆论领域进行大规模建设（文章第二部分详述），但是此时还没有结出硕果。面对话语权的弱势，美国只能先采取强压方式。1944年美国共产党人数8万，而到了1974年只剩下2000人。在压制的同时，统治阶层采取多方面措施，开始了规模庞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推广美国的哲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1970年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完善工作基本成熟。1972年中美缓和。此时苏联统治阶层已经腐化，对美国的压力也降低了。美国一改之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防守，改为全面进攻。此时美国在学术领域也不再大搞政治迫害，转而在全世界主张学术自由，推动自由世界的理论和生活方式，用这套东西影响世界各国人民，为其谋取并获得了巨大的霸权利益。

　　（2）美国的学术自由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而非原则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利用资本剥削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为其辩护的理论主要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过不同发展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此一时期，美国开始积极运用学术自由理论，推广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理论体系。

　　1970年代这套理论首先在拉美小试牛刀。1973年。智利民主选举的总统阿连德被军政府推翻，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开始主导智利变革。此后这套理论又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推行，中断了拉美各国独立富强之路。

　　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上台，先后在美国、英国国内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将国营企业、公共福利企业私有化，反攻福利制度，瓦解工会。

　　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危机中又是一批以芝加哥大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西方专家主导了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改革，一度造成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国民经济的大崩溃。

　　19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又通过IMF等机构，迫使东南亚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掠夺了东南亚各国几十年的发展成果。

　　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这个简单的逻辑，资本主义严重危机时就采用高压手段迫害社会主义者、工会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强大时就在全世界采用学术自由推广自己的理论。从政治迫害到学术自由的这一转变说明，学术自由并不是什么原则，而只是手段。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维护其霸权利益才是原则。

　　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时，可以允许少量异见人士存在，允许少数亲共分子发表言论，但是仅限于边缘刊物。这样也可以造成美国的学术很自由的假象。但是当形势急剧变化时，这样的学术自由就会戛然而止。

　　比如近期中美贸易战，贸易战比当年的麦卡锡主义的烈度低了不知道多少等级，但是中国学生、中国学者、华为公司的学术自由却马上受到限制。一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被拒签，一些学科拒收中国学生，一些中国学者赴美进行学术交流被拒签，一些学术委员会限制了华为员工参与该机构工作的权利。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美国学术自由和形势的关系。

　　（3）违背资本集团的利益，真理就是歪理

　　很多人以为自然科学相对比较纯粹，不涉及政治，追求自然界的真理是有学术自由的。这种看法是对资本主义的不了解。列宁说，

　　【“几何公理一旦违背了资本家的利益，也会被资本家当做敌人而打倒”。】

　　科研人员是附属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必须为其服务，常常需要做出违背人类良知和科学常识的研究及应用。在人类的健康领域，这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2018年4月，高盛发布报告《基因组革命》。报告指出生物公司有望开发出一次性治愈慢性疾病的治疗方法，但是快速甚至是一次性治愈患者的商业模式并不利于长期利润，因为病人会越来越少。高盛的报告捅破了资本主义医疗的一个潜规则，有人评价“资本主义与人类追求健康的倾向不相容，即市场本身不支持真正有效的治疗手段开发”。

　　美国早已经是全世界药物滥用最严重的的国家之一。药物滥用为医药集团提供里巨额利润。1998年~2000年，美国处方药的销量增加两倍多，年销售额达到2000亿美元，占全世界处方药销售额的一半。2002年的《财富》500强中，美国十大药业公司的利润超过其他49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9]。

　　在美国，药物滥用不仅存在于一些慢性病领域，长期服药、终生服药，而且还把一些本来正常的现象创造为疾病，在精神科药物的使用方面，这种现象表现的尤为突出。我们来看看美国儿童精神科药物滥用的情况。

　　1961年药物利他林在美国开始批量生产，同时诞生了疾病“最低脑机能障碍”（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主要表现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活动力强、学习能力丧失，注意力不集中。关于这个病曾经有一段论战，

　　【“论战的一边是包括少数医生、其他保健专业人员以及人数越来越多的家长联盟，另一边则是美国最强大的机构和行业——包括联邦政府、有组织的医务界、教育界以及这个国家的食品业、饮料业、药物和化学工业的巨头们。”】

　　经过一番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辩论，最终政府和医药界取得了胜利[10]。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100万儿童在吃利他林等药物。在许多学区，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学生使用精神科药物竟然是学校工作计划的一部分[11]。到本世纪初，600万儿童在吃利他林[12]。服用利他林的儿童占据总数的10%以上。

　　利他林在我国是第一类精神药品名单，是严格管理的处方药。在美国却极力滥用毒害儿童，该药有成瘾性，被戏称为幼儿可卡因“Kiddy Coke(Cocaine)”。一些儿童仅仅因为打架，或者无法遵守课堂纪律就被强制服用精神科药物。

　　为什么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合法毒品和非法毒品最猖獗的国家？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嗑药成风？只要看看其对待儿童的方式就该知道源头了。儿童都被控制的上瘾了，青少年怎么会不上瘾？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研发经费长期占联邦政府研发总经费的一半以上。该部研发经费的60%左右投入大学。而投入大学的经费中，除了一些对人文社会科学、化学的资助，生命科学领域占绝大部分[13]。如此巨量的生命科学研究经费，再加上其学术自由的研究作风，最终导致的结果却是美国的合法毒品种类越来越多，合法毒品问题愈演愈烈。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当然，在研究过程中，肯定有许多研究人员对合法毒品提出质疑，但是却有更大的力量支持了合法毒品，最终的结果就是合法毒品的泛滥。资本主义的学术自由并不支持对人类健康的真正保护。

　　（4）美国的学术自由已经沦为愚民手段

　　很多人讲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学术自由的是为了探求真理。这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学界的普遍观点。他们以此来对抗宗教权利和国王权利对人的压迫，同时探求自然世界的真理。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很多学者也是以此对抗对学术自由的压迫。

　　但是在1960~1970年代，这个传统逐渐被瓦解。学术自由成为愚民政策。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价值观、生活方式，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一个沉醉于感官娱乐的人，是不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对真理这样的词汇是不感兴趣的，他对自我、人性、国家和世界不会有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样的人对统治阶级是没有威胁的。

　　另外，在知识界影响甚广的后现代主义，也为享乐主义的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后现代主义是碎片化的体系，其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后现代主义反对对事物本质的探究，主张事物有无限多可能性，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形成的对真理、进步、理性、道德的探究传统持否定态度，消解一切、怀疑一切、瓦解一切，因此很容易就落入虚无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感官享乐。这种思潮最初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一概否定，最终却被资本主义收编。

　　笔者曾在《谁制造了美国垮掉的一代》[14]中系统阐述过这个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运用登峰造极的宣传手段——蓄意毒害并制造了垮掉的一代，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媒体、娱乐、法律等方方面面入手，引诱青年吸毒、性乱、堕落，推动毒品合法化。借此瓦解美国青年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瓦解其反抗精神，从而大大抵消了当时的反对越南战争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影响力。

　　我们来看包括中情局等政府机构和各方面权威人士在美国毒品合法化中的角色。

　　1953年中情局成立了研究机构MK-ULTRA，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人脑控制计划。其中一个项目就是LSD。LSD是当时已知药力最强的致幻剂。中情局在国内外秘密资助了一系列关于毒品的试验，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开展LSD强致幻剂试验。教授们编写致幻剂使用手册，公开招聘志愿者，诱使许多学生成为瘾君子。这个过程很学术自由。

　　LSD逐渐在嬉皮士中广泛流行，1979年的调查显示有1600万美国人使用过LSD或麦斯卡灵之类的迷幻药。

　　1970年尼克松政府颁布报告《大麻：极大的误会》，全面检讨政府对大麻管制的理论基础。此后美国各界都参与到大麻合法化的讨论中，展现出更大的学术自由。

　　1972年，美国理论界最为重要的代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弗里德曼，发表鼓吹毒品合法化的经典文章《禁酒与毒品》，论证其合法化的逻辑就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

　　1973年至1978年，11个州宣布降低对携带、拥有少量大麻的人的刑事处罚。大麻基本合法化了。如今美国50个州中，1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已经允许娱乐大麻合法化，33个州允许医用大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的过程，是在充分的资本主义学术自由中实现的。

　　美国官方这样定义宣传：

　　【“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

　　在大麻合法化的州，许多青年纵情狂欢，他们以为自己有了自由，殊不知这种自由不过是愚民政策。

　　当然，每个政策都有其两面性，毒品合法化政策大大瓦解了美国青年和独立思考和反抗能力，但也损害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特朗普主张打击毒品，但是他的政策能不能实现，能实现多少，还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