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出海，为“八国联军”送炮弹？

　　8日，先是方方《武汉日记》英文版在亚马逊官网上挂出了预售信息，紧接着，其德文版的消息也挂上了官网。

　　推动此事背后的机构下了大力气，号称英文出版世界“五大天王”之一，曾出版《边城》、《骆驼祥子》这种级别的文学名著的美国的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集团亲自下场，6月30日出版，8月18日开售。

　　此时距离3月24日方方最后一篇日记仅仅过去了两周时间。距离方方声明自己没有出版任何一本与疫情相关的书，也未出版日记只过去了9天。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整稿、策划、翻译、编辑、校对、定版费、排版、封面设计等一系列繁琐的出版流程，有人感慨，这可能创了中文作家从写作完成到英文版出版的纪录。在此之前，刘慈欣广受读者欢迎的《三体》，英文翻译加出版用了整整六年。

　　也有人揣测，相关的出版流程很可能早就开始了。在方方发日记的同时，译者就也开始了翻译工作。出版社方面也在拼命赶其他的流程。

　　一般来说，出版商选择出版图书，销量和影响力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考虑因素。有文学评论家告诉刀妹，方方的《武汉日记》并没有什么畅销的特性，内容相对比较松散，亲身的经历和感悟也相对比较少。推动它出版的势力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政治“价值”。

　　说白了，方方日记满足了西方一些旧势力对他们脑子里那个扭曲中国的一切想象。

　　“中国有模式，新加坡有模式，而美国没能为应对新冠疫情提出一种模式”。像《金融时报》这样的一针见血的评论，无时不刻刺痛着这些势力的老残神经，只有抚摸着那口冷战时期精心打好的楠木棺材，才能带给自己一点抚慰。

　　瞧瞧这些人给日记写的出版介绍：“作者与数百万武汉人一起‘忍受政府的强制隔离’”，“融合了怪诞与反乌托邦、深刻与平凡”，瞧瞧，21世纪的《1984》呼之欲出。

一

　　从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向中国提起集体诉讼到英国智库向中国索赔6.5亿美元，再到印度、土耳其等的民间团体索赔，“庚子赔款”力量逐渐呈现汇聚态势。

　　他们以封闭信息、掩盖疫情等理由对中国政治制度与治理体系进行污名化和诋毁，企图利用法律追究的名义，达成对华持久贬损的国际氛围。

　　而方方的《武汉日记》都以一种更具画面的形式，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很可能，方方日记中那些已经在中国网络上已经被人证伪无数次的谣言，也要随着英文版的出版传向西方读者了。

　　比如著名的殡仪馆满地手机。

　　不知道这段在翻译成英文时，会做什么样的处理，会查证和勘误吗？如果不，这个场景会不会和那些反华媒体通过停了的手机号、殡仪馆门前排队领骨灰盒的人数随意推测的中国死亡人数相互印证，从而成为中国诬陷“瞒报死亡人数”的又一罪证呢？

　　至少，现在一些外媒在报道中，已经开始引用她关于装尸袋和火葬场的谣言了。

　　还有那个关于广西援鄂护士梁小霞“牺牲”的谣言，经过武汉协和医院医生的证实和网络舆论的巨大质疑声浪，方方最后表示，“那就还是道个歉吧”。这个道歉，不知在英文版中该如何反映出来。

　　还有那些她的朋友和同学传给她的视频描述，什么“一群下沉的人们高举着红旗去了”，“防护服扔垃圾桶”，尽管统统被人证实是移花接木或者子虚乌有，方方也没有做出过解释，这些英文版里面会怎么处理呢？

　　得到了这些谣言的西方势力，而且还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他们所谓“中国需要对世界负责”的理论也有了出处。

二

　　一旦方方的《武汉日记》英文版出版，以所谓“纪实文学”的身份流传，可以料想，反华舆论会借此试图在国际舆论场上掀起一个高潮。

　　或者，也可以说，《武汉日记》英文版的出版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全球政治意图下酝酿的。

　　一方面，坐实中国“瞒报”，为向中国索赔提供证据。

　　从眼前来讲，证实中国“瞒报”可以把自己国家抗疫不利的舆论引向中国，缓解国内舆论压力；从疫情后的追责来说，有助于把中国说成一切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向中国索赔。

　　另一方面，客观上服务于为疫情后打造一个世界秩序构建正当性基础与权势关系有利于美方的格局。

　　现在疫情发展到这个阶段，一些政治势力应对疫情的荒腔走板也已经充分暴露出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缺陷，但他们还要为自己寻找正当性支持和抵消中国为世界抗疫的贡献。《武汉日记》中所展现的一些应对不力的场景恰巧为他们否定中国一些做法有效提供支持，从而延伸到对中国模式、中国体制的攻击。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言，这本书会作为一个素材被输入到国际反中舆论里，成为“反中产业”的一部分。它将为国际反中力量添砖加瓦，提供弹药，给在艰难获得国际尊重，寻求友好国际环境的中国落井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