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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资本主义是否将发生改变,不是取决于疫情本身,也不是取决于疫情导致的流通领域的经济危机,而将取决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所发动的斗争与革命。“病毒不会打败资本主义”,但是团结起来的工人的斗争将可以打败资本主义。

  新冠大流行似乎迫使人类走出物质消费带来的满足和安逸,在死亡的威胁和一切不平等、不确定中重新拾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未来秩序的想象力。在左翼知识分子对新秩序的构想和呼吁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频频出现。

  激进哲学家齐泽克在《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乃是我们的宿命?》(Is 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 Our Fate?)[1]一文中指出,我们熟悉的世界已停止运行,“彻底的变革已经发生”,在现行的世界秩序坐标中,我们无法应对这些“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齐泽克表示,一旦身陷危机,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连特朗普也不例外。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将援引《国防生产法案》,允许政府指导私营产业以应对疫情。就在几周前,齐泽克自己使用“共产主义”一词还遭到嘲笑,而现在“特朗普提议接管私营产业”的标题直接出现在新闻之上,颇具讽刺意味。美国哲学家、性别理论学家朱迪斯·巴特勒也认为,疫情在西方世界“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2],人群中依旧有着“对激进平等的集体渴望”。作为全民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 for All)的支持者,巴特勒认为,全民健康和公共卫生的主张在美国“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我们必须等待这一想象在这个国家成为社会政策和公共承诺”。在她描绘的“激进平等”世界里,不论经济能力如何,任何人都应当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生活所需物质。而这一想象的终极目标,是与致力于国民医疗保健的其他国家一道,建立起跨国团结,实现国际性的平等理想。

  但是另外一些理论家则并不认为新冠疫情将导致资本主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法国激进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认为,这场瘟疫无异于此前的任何一场流行病,是自然维度与社会维度的交界处。它也不会自行带来政治革新,所谓“福利国家的回归”只不过是我们熟悉的战时状态整合资产阶级利益和大众利益的战略性工具。它仅仅是再度暴露了当前世界中政治与经济的主要矛盾。[3]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则针锋相对的反对齐泽克:

  【“齐泽克声称这次病毒会给资本主义带来了致命打击,并唤起了一种隐含的共产主义。齐泽克错了。这些都不会发生……数字监控现在将会被作为对抗疫情的成功模式宣传。它将借此机会更加自豪地展示它的系统。传染病过后,资本主义将以更大的力量(Wucht)向前推进。”[4]】

  笔者认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判断新冠疫情能否导致资本主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能只凭借抽象的分析或者仅从美好的愿景出发,而应具体分析新冠疫情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影响。

  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主要从资本流通的视角分析了新冠疫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5]在他看来,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在各个国家呈现出“急剧失控”的态势,而其最终结果或许不只是失业人数增加、市场需求减少这么简单,消费主义驱动力的减弱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螺旋式无尽资本积累”模式的内在崩溃。这实际上是一种早已被马克思批判过的所谓“消费不足危机论”。自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以来,消费不足论就一直是争论的对象。早期的消费不足论者如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都认为资本的过度积累会导致危机,因为资本的过度储蓄意味着资本主义消费无法填补工人有限消费留下的需求缺口,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只会加深这一矛盾。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办法只能依靠资本主义的外部力量如“非生产阶级”的消费或国外市场。马克思在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既明确反对萨伊和李嘉图等人否认资本主义存在普遍危机的错误观点,又指出了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性的根本缺陷,可以明确的说,马克思本人是消费不足论的反对者。他指出: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

  同时他也否定了那种“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即以为工人阶级只要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较大的部分或提高工资,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弊端就可以消除。[6]因为工人阶级消费不足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一种表现,但是其根源已经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工人)“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他们必须是剩余生产者,他们生产的东西必须超过自己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在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范围内成为消费者或买者。”】

  因此,

  【“恰恰同李嘉图想说的相反,——也就是说,进行生产时不考虑消费的现有界限的,生产只受资本本身的限制。而这一点确实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7]】

  消费不足并不足以构成对资本主义形成致命打击的危机,西方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也承认“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但提出只要政府积极的干预,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即可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

  哈维之所以陷入消费不足危机论,原因在于其分析仅停留在流通层面,而忽视了对最根本的生产层面的分析。在哈维看来,历史发展的现实已经向我们证明以生产为基础的积累模型是马克思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准确地说,这种资本积累模型至多在不发达的、以生产为中心的部分发展中国家仍适用,而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已经过时。放眼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经济危机频发,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过度积累与价值丧失的情况愈发严重。因此,哈维认为,价值生产已经暂时不成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则为价值的实现。

  但我们应当看到,哈维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判断存在问题。实际上,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是以资本的生产来决定价值流通与分配的,而不是相反。只是此种生产被 “着了魔的世界”所体现出来的颠倒性所遮蔽,而这一“颠倒”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生产机制的转型而愈发具有迷惑性。譬如,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向后福特制社会的转型,资本的生产机制产生了诸多变化——从有形商品的生产转型为知识、信息等无形商品的生产,知识生产与智能化生产成为资本生产机制的新形式并逐步占据重要地位,金融资本与房地产对资本生产机制的“硬化”与 “颠倒”等。[8]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既是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立足于这样的理论维度,我们不难发现,资本在流通及分配领域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其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流通及分配领域所出现的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把生产作为分析历史的本质基础的一个重要领域,以生产颠覆对历史的唯心主义理解,指出历史性的本质基础在于物质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栓桔。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9]】

  因此判断一个历史时代是否发生根本改变,需要深入到生产层面,分析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判断新冠疫情能否导致资本主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就应当分析疫情是否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而不能只从资本流通与剩余价值实现的层面分析疫情对经济的暂时性、非根本性的影响。

  首先从生产力层面来看,新冠疫情并没有对生产力造成根本性的改变,疫情发生后全世界调动大量资源提高新药和疫苗研发能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提高了人类的防疫能力,但是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科技变革,因此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和提高社会生产力。其次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看,疫情也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改变。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而疫情发生到现在,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些的罢工运动,许多国家甚至部分资本主义企业都向受疫情影响的民众提供无偿补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关系。正如巴迪欧指出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福利”国家的回归的声明——为无法就业的人提供资金支持,帮助自雇佣的不得不关闭商店的小业主,要求政府从国库中拿出1000-2000亿,甚至宣称“国有化”,都不过是在战争或疫病之中,国家被迫——甚至一些时候擅自逾越其自身阶级属性的正常运转——以避免战略上的灾难,因为“这种局势要求资产阶级国家必须清晰地、公共地把某种程度意义上比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广泛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战略性地保存未来国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首要地位。”[10]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同巴迪欧引用的格言“太阳底下无新事”。

  但是笔者并不认同巴迪欧声称“当前的流行病,除了正在对所谓的西方世界的舒适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外,本身没有任何新的意义”。[11]新冠疫情对资本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正如意大利左翼思想家安东尼奥·奈格里指出的,它(病毒)伴随着一系列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比如在法国和英国的斗争,其暴烈程度让人难以想象。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局限性已完全暴露,无论是自然、污染、以及大流行的所有后果等方面,还是激进过度的剥削、对再生产和公社(comune)的过度攻击等方面。这个攻击一度猛烈,但是今天它停了下来,敞开了一条道路。[12]与巴迪欧认为“除了尝试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在家自我隔离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除了鼓励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外,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13]相反,奈格里号召“我们要踏上这条路,进入战斗。” 并且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对劳动与社会的抽象化可以在一般智力的斗争中——也就是在传播领域的斗争中——成为核心要素。不同于哈维聚焦于流通与消费层面,将疫情导致的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类比,奈格里指出2008年的危机是金融危机,而现在的是现实危机。在2008年,并非工厂在降低生产:而是因为财政跟不上,工厂必然被引导降低生产。金融机制被打破,而人们仍对商品有所需求。现在的状况是人们对商品有持续需求,但是工厂无法生产。奈格里认为,我们将真正有可能使工厂改变生产方式,并且重新占有再生产,“而不必再对着这位工业家或者那位工业家,向他乞求帮助或者施舍;相反,我们不再受困于凯恩斯主义的地盘,而可以在重建共产组织(tessuti comuni)再生产的土地上行动。”[14]这实际上是在生产层面提出了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雇佣劳动。但是奈格里又泛化了“生产”,他所指的“生产”指的不仅仅是工厂,而是生产社会(società produttiva),并且他并没有指明斗争的主体,这与他一贯奉行的“诸众”理论有关。

  但实际上斗争的主体只可能是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瘟疫等灾害的发生,首先遭殃的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健康状况得不到保障,生产资料进一步丧失,从而造成工人的赤贫和人口的相对过剩。因此在工人阶级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无产阶级必将不懈的抗争。如发生于1845年英国和爱尔兰的马铃薯病灾,导致3年的农业歉收和1847年全欧经济危机,成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导火索。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指出的:

  【“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这就)“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5]】

  资本主义是否将发生改变,不是取决于疫情本身,也不是取决于疫情导致的流通领域的经济危机,而将取决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所发动的斗争与革命。“病毒不会打败资本主义”[16],但是团结起来的工人的斗争将可以打败资本主义。

  [1]Slavoj Žižek:Is 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 Our Fate?https://critinq.wordpress.com/2020/03/18/is-barbarism-with-a-human-face-our-fate/,2020/03/18.

  [2] Judith Butler: Capitalism Has its Limits,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03-capitalism-has-its-limits, 2020/03/30.

  [3]Alain Badiou: O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08-on-the-epidemic-situation, 2020/03/23.

  [4]Byung-Chul Han: We cannot surrender reason to the virus, https://write.as/0hwmokmqr13vm2fw.md?fbclid=IwAR3XwjnxoTBa7Qik-cF85oW0i0mszNcw7NI_c8yPq3EYp0x9CXaJYq9pbzU&from=timeline, 2020/03/23.

  [5]David Harvey: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http://davidharvey.org/2020/03/anti-capitalist-politics-in-the-time-of-covid-19/,2020/03/1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6-45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93-594页。

  [8]参见孙乐强:《〈资本论〉如何走向当代::21 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重塑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25 -27 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10]Alain Badiou: O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08-on-the-epidemic-situation, 2020/03/23.

  [11] Alain Badiou: O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08-on-the-epidemic-situation, 2020/03/23.

  [12]Antonio Negri: CORONAVIRUS,LA FASE ATTUALE ED IL FUTURO, https://www.radiondadurto.org/2020/03/21/coronavirus-la-fase-attuale-ed-il-futuro-lintervista-a-toni-negri/,2020/03/21.

  [13]Alain Badiou: O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08-on-the-epidemic-situation, 2020/03/23.

  [14] Antonio Negri: CORONAVIRUS,LA FASE ATTUALE ED IL FUTURO, https://www.radiondadurto.org/2020/03/21/coronavirus-la-fase-attuale-ed-il-futuro-lintervista-a-toni-negri/,2020/03/21.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16]Byung-Chul Han: We cannot surrender reason to the virus, https://write.as/0hwmokmqr13vm2fw.md?fbclid=IwAR3XwjnxoTBa7Qik-cF85oW0i0mszNcw7NI_c8yPq3EYp0x9CXaJYq9pbzU&from=timeline, 2020/03/23.

责任编辑:夏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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