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遁”逃脱审判！一个“忘我”投机分子的一生－历史解密

导读

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进行的各种准备，主要并不是为了应对这此类群丑。毕竟，他们不配。同时我们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留给这群跳梁小丑洋洋自得的时间，已经不会太久。就李某人病死这件事本身而言，一个投机分子病死了，当然称不上坏事，但同样不值得喜大普奔。通过“死遁”来逃脱正义的审判，倒是使得大家有点惋惜，仅此而已。

7月30日晚上七点多，友人忽然来告诉我，“岩里政男死了”，微信群里顿时充满了斥责之声。又有治党史的老先生回忆其两次入党脱党的可耻行径，鞭挞之余，也为我党早年在台牺牲的诸位烈士感到不平与惋惜。

　　我相信，站在祖国和人民的立场上，李某人自然是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如果按传统治史的话，大可以入《谬丑列传》一类。但又觉得，大可不必对他早年的所谓“共产主义思绪”有多么认真的态度。

　　教员同志曾经讲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要评价一个人，当然是要有一本关于“传主”本人生平事迹的略账，在“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看大节不看小节”的原则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不忘初心，一直为人民做好事。

　　李某人1923年出生于日本殖民下的台湾总督府台北州淡水郡，其先祖原为大陆福建永定迁去的客家人，但入乡随俗逐渐闽南化，在台时又接受了基督教长老会一派的信仰。台湾总督府在殖民和同化台湾的过程中，搞起了“皇民化”运动。岩里政男之名，始得于此。言语异声、文字易形之下，李某人的民族认同逐渐也发生了变化，他后来所谓“我22岁之前是日本人”也来源于此。因其父李金龙任伪刑事警察，他小时家境不错，可以接受教育。

　　李登辉与哥哥李登钦的合影

　　1941年，李某人考上了台北高等学校（即高中）。在台高期间，他看了一点日文翻译后的各国左派书籍，开始有了那么一点形左实右的虚无主义倾向。他那时曾主张，“中国的文化、生活、历史观应该要彻底改变”，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1943年秋，他考上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经济系。

　　他后来自我粉饰说，当年学农，是为了到“满洲”去协助解决中国问题（有某些文痞替其美化为“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然而我们仔细一想，显而易见，这里他讲的“满洲”，乃是他“大日本帝国开拓团”种田失败的“满洲”；或者至少也是伪满洲国——那个称呼日本为“亲邦”而自甘儿皇帝之位的伪政权——的地盘。要到“满洲”去解决中国问题，那肯定不是突然发了善心要去解决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把中国当做“我大日本帝国”的问题给解决掉，顺便解决一下帝国在那里遇上的农技问题。他在京都帝大时，也读一些当时时髦的马、恩著作，并“表现出对于社会时事的关心”。这是他倾向于政治投机的铺垫和开始。

当地报纸对岩里政男（李登辉日文名）写血书“志愿入伍”的报道

　　在日期间，李登辉应征入伍。1944年，他曾短暂回台湾高雄受训，此后再次返日接受炮兵训练。日本战败之前，李某人“最可夸耀之功”，是他似乎在名古屋大轰炸中替“皇国”打下了一些B-29。1946年春，李登辉摇身一变，又变回了学生，由日返台，在台湾大学继续学习。他当时搭乘的，是遣返被引诱到神奈川高座海军工厂台湾少年工的“米山丸”。

　　我们都知道，国民党逃台部队军容、军纪差，国民党大员们更是嘴上“台湾同胞”心里“台湾糖包”。当时的台湾青年对“国军”多有批评。李某人却在船上表演了一番突击爱国。他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

　　在这里，他的国突然就变成了中华民国。

　　回台后，他借着与吴克泰（台工委负责人之一）熟识的关系，先是炫耀自己的日文版资本论，后来又营造自己“厚道、肯用功读书、做事认真”的形象，混入了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组织。

　　“二·二八”遭镇压失败后，李某人对于自己的安全和前途表示担忧，遂退党。后来，李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又一次为自己的行为涂脂抹粉，说什么：“因为被交付的任务没有意思，又加上想结婚成家等因素就决定退党”。

　　李登辉要求退党后，党在台湾还有一个外围组织，叫新民主同志会，他还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时候，使得李登辉万分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同志会的几个人一起要求集体入党，而李登辉却刚刚退出，他也不能够反对和申明，因为有君子协定，要保守秘密，所以他只好随大流再次办了入党手续。这期间，吴克泰离开台北到农村山区去了，之后由徐懋德来领导新民主同志会，后来徐跟李登辉就他第二次退党事宜谈过两次，同样未果。

　　其表面理由，是作为党员不自由、不愿意继续留在党内。至于实际因素，大概有两条。其一，他当时已经是台大助教，又借着自家（以及早已有婚约的淡水地主曾家）在长老会中的关系搭上了美国人这条线。其二，他反对党的土改政策，要在赴美搞农业经济研究当中，去找“论据”和自己比较安全的前途去了。

　　此后，李登辉以农业经济专家的形象示人，正好遇到国民党“万年不变国民代表大会”（大陆地区代表无法改选）和在台外省人二代等问题逐渐显露。作为所谓加强本土化、精英化、年轻化的一个典型，他得到了蒋经国的赏识和支持。国民党要用李登辉，也清楚他参加中共的这段经历，1969年李登辉曾经被国民党连续审查过七天，来来去去，还要定期向有关部门汇报，住宅被监视，外出遭跟踪。最后蒋经国跟李登辉面谈说，你的有关材料已经被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李某人的问题才暂时平息下来。

蒋经国与李登辉

　　1972年，他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骨干人物；1981年12月任“台湾省主席”；

　　1984年提升为“副领导人”，进入“中常会”，被蒋经国指定为接班人；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领导人”，任代理主席，国民党“十三大”上正式当选主席。其后又连任第八、九任台湾地区领导人；2000年5月20日卸任，由陈水扁正式就任。

　　据说，蒋经国之所以选择李登辉，一是他的“政绩”；二是他“生活起居甚为简朴”，更重要的是李登辉的“反台独”。然而，李登辉在“台独”这一问题上其实老早就已经是两面派。1964年，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以及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后，李登辉预备前往康奈尔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博士。过境日本东京时，因与王育德的大哥王育霖认识，他前往王育德家拜会，也因此曾见到黄昭堂。当时，王育德、黄昭堂皆是台湾青年社（日本独盟前身）的成员。1965年，李登辉到达康奈尔大学。在美国期间，1970年“四·二四刺蒋案”的主角黄文雄，和李登辉交往甚密。

　　世纪之交，羽翼丰满的李登辉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容”，大力鼓吹“台独”，提出所谓制定“台湾基本法”，所谓的“正名”，“以台湾代替‘中华民国’”等。

　　李晚年曾有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他用普通话讲话的时候满嘴追求统一；用闽南语（所谓台语）讲话的时候满嘴“台独”；用英语讲话的时候满嘴自由民主；用日语讲话的时候满嘴日本伟大、日台亲善。这样一个一生投机到“忘我”的变色龙，哪里会有什么“真我”？不过这样一来，他的那句名言，配合上各个时期他的不同言论，倒也是一幅恰如其分的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