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论”

【内容提要】“中国新帝国主义论”是西方舆论界对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扭曲认识。它把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的进程看成经济侵略、政治模式输出、文化渗透、生态环境和科技安全威胁的过程，严重曲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新帝国主义论”诋毁中国推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本意，否定中国维护全球公正秩序的贡献，歪曲中国促进全球文化共存共融的理念，违背中国推动全球生态和谐共存的意愿，忽视中国依靠自主创新促进人类科技进步的努力。从理论上对“中国新帝国主义论”进行分析批判，有助于澄清谬误，排除干扰，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新帝国主义”概念是20世纪末以来学界分析国际问题的基本范式。尽管学界对此概念的分析各执己见，但存在基本共识，即普遍地以此概念描述强权国家对弱小国家的剥削和压迫行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西方发达国家既定利益面临新挑战，“新帝国主义”概念的指代对象悄然发生变化，不再单纯指强权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压迫，而是开始用来描述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威胁”。西方舆论界的“中国新帝国主义论”便是这一变化的典型表现。这种论调涉及面广泛，涵盖“经济侵略”“政治模式输出”“文化渗透”“生态破坏”“科技威胁”等方面，干扰着中国和世界的正常互动交往。如果不从理论上揭露和批判其错误，那么中国全面扩大开放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将会受到严重阻滞。

一、揭露西方“中国经济侵略论”的荒谬

西方“中国经济侵略论”认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新举措是中国制造对外“债务陷阱”，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实施“经济威胁”的工具。如果不揭示其荒谬性，势必阻滞世界经济复苏和中国深化对外开放进程。

第一，“中国债务陷阱论”既违背发展中国家债务事实，又偏离中国的全球经济发展理念要求。“中国债务陷阱论”将“一带一路”倡议看作中国利用贷款使一些国家或地区掉入债务陷阱的外交手段。这种论调反映了西方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和僵化陈旧的零和博弈思维，存在明显漏洞。首先，亚非拉国家“债务问题”形成的真实原因多种多样，既有从其他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获得的长期大量借贷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外部原因，又有本国经济发展乏力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内部原因。其次，从债务结构看，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债权人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或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债权比重很低，不存在制造债务陷阱的可能性。近年来，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或学者曾在多种场合证实不存在“中国债务陷阱”。2019年3月31日，菲律宾财政部长多明格斯指出：“菲律宾不存在被中国债务‘淹没’的危险”，“截至2018年底，菲律宾从中国获得的项目贷款总额仅占菲总债务的0.6%。而相比之下，菲律宾从日本获得的项目贷款占菲总债务的9%”。斯里兰卡学者苏尼·拉纳辛哈指出，斯里兰卡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并非源于中国贷款，实际该国从日本、多边机构和国际市场借款的累积债务占比更大。由此可见，许多亚洲国家对本国债务结构以及债务问题的根源有着清晰认知，并非像西方舆论界那样把债务危机的责任推卸给中国。最后，中国给予亚非拉国家或地区贷款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它们发展经济。亚非拉国家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中国愿意为此贡献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引领，旨在提振各国实体经济，带动沿线经济增长，解决当地债务困境。

第二，“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论”曲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论”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探索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验曲解为国家管控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该论调认为，“尽管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导致中国私营部门迅速扩张，但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经济将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的力量相结合继续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制高点”。该论调僵化地认识社会制度和资源分配方式的关系，混淆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般与市场经济特殊的关系，企图以政府作用和国有企业的存在否定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行动。西方舆论界以此概念描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在将中国经济拉入资本主义既定发展轨道，进而影响中国未来历史进程，严重违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现实。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选择完全的市场经济，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彻底消除“国有经济”的作用，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曾动用政府力量调配各种资源和采用各种手段，以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更暴露出美国不是纯粹意义的市场经济的特质。因此，歪曲中国国有企业的世界影响，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的论调违背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论”没有从中国发展现实寻找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依据。一方面，“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论”曲解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因素和中国改革实践的人民主体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就看到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应归功于“中国文化的力量、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中国人民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另一方面，“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论”忽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既是中国根据改革开放实际作出调整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要标志。它谋求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为最终目的。在中国对外交往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因此，西方凭借主观愿望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的做法，就是无视上述事实。

第三，“中国经济威胁论”误解中国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目的。“经济威胁论”蕴含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地区和组织以不平等方式对较弱国家实施剥削、压榨甚至强占发展空间的霸权逻辑。西方蓄意用帝国统治话语分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认为中国的全球经济发展战略是一种对外威胁。2018年6月19日，美国白宫发布报告子虚乌有地捏造“中国黑客窃取美国技术”言论，指责中国人才培养引进和产业升级计划不仅威胁美国经济，而且威胁“全球经济体系”。2019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非洲吉布提时宣称“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可能威胁非洲国家主权”。这种论调诋毁中国的全球经济发展战略目的。西方还将中国带动沿线国家共同致富的“一带一路”倡议理解为中国为解决剩余资本出路而采取的“时空修复”方案，将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新举措曲解为中国向西方资本家集团屈从的表现，这实际上是将中国对外开放纳入西方“纯粹资本逻辑决定论”范式，是对中国角色的严重曲解。它误导了人们对中国全球经济发展战略的客观理解，颠倒了“经济威胁论”实施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方法论上陷入了绝对主义。它盲目崇信“资本万能”，忽视了资本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忽视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共同体的客观趋势，忽视了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应对的客观实际。

总之，盲目地用“经济威胁”等词汇诋毁正在致力于推进世界经济繁荣和共同发展的中国是不切实际的。在中国，资本不能为所欲为，应当接受国家权力的监督，服务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谋求互相借鉴、平等相待和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目标。“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常态化举办不以侵略、限制和压榨沿线国家的发展为目的，而是在中国积极支持下实施的全面扩大开放新举措，意在引导资本服务于世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各国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为那些渴望依靠独立自主力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搭建新型高端平台。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举措是中国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进程，是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维护全球经济规则、促进全球经济自由和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积极行动。

二、揭穿西方“中国政治专制模式输出论”的阴谋

西方抛出“中国政治专制模式输出论”是世界各国围绕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和维护而展开斗争的缩影，大体表现在“歪曲说”“曲解说”“夸大论”等方面，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责任推卸给中国的意图。如果不从理论上揭穿其阴谋，任其泛滥不仅会导致全球责任真空，阻碍全球问题解决进程，而且还会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意义，背离中国谋求建设公平正义世界的初衷。

第一，歪曲中国民主制度、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独特性。西方舆论界希冀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能与西式民主接轨。美国学者阿伦·弗里德伯格指出：“美国策略的终极目标是加速实现一场革命，即使和平革命也可，以此扫清中国的一党执政政体，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取而代之。”这种论调将“民主和专制”范式作为评判世界各国发展道路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悖论。尽管近年来那些曾经坚信资本主义民主象征人类政治发展模式终结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表面上摆出批判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姿态，但“实质依旧是坚守自由民主制，试图通过强化国家构建修补与升级自由民主制,为自由民主制进行再次辩护”。总体上看，这些论调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独特性。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真正的民主，是反对民主形式主义的全过程民主。它强调政治制度“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而应当在“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来规划设计，以探索出真实具体而又多样化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扎根本国社会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根据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确立了国体、政体和参政议政形式，创立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系统的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不断改革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把兼顾民主与效率作为评价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广泛而普遍的制度，具有鲜明的人民价值取向。中国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作为评价民主制度的基本依据，提出“八个能否”具体标准，纠正西方评价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抽象形式主义”错误，为人类推进民主制度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第二，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世界意义。西方将中国与外界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活动视为中国政治文明强行输出的行动，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世界意义。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西格马·加布里尔在2018年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责“一带一路”倡议是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威权秩序，“试探和破坏”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地缘战略工具。这种歪曲中国政治制度的做法与西方长期误读中国历史密切相关。自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专制政体与君主政体区分开并将中国视为“专制政体”以来，此概念被西方演绎为“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等概念，并用于解释中国问题，“从此之后，西方对中国政体的主流印象，变得极为负面”。例如，历史上的“威权主义”侧重于强调统治集团凭借国家强制力对被统治者的单向压制，缺乏责任性和回应性，人民表达自己权利和诉求的途径异常狭窄。这种思维“在相当大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以至于现代中国的想象，似乎异常复杂的中国古代政治与中国现代政治可以简单地用一两个有关政体的名词概括”。这种偏见对西方理解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产生影响，形成西方对中国制度问题的刻板印象。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把简政放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当前，中国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国正在走出一条开放平等的民主发展道路，中国创造性地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创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新型民主制度，最大可能地调动改革实践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汇聚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磅礴伟力。

第三，夸大中国全球政治影响力。西方舆论界将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贡献理解为中国谋求主导世界格局的帝国强权行为。他们认为，中国“积极渗透美国的政治圈、教育机构与美籍华人社团”，“挑战甚至损害美国的自由、规范和法律”。这种观点是歪曲中国国情和现行全球治理理念精神要义的体现。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不是一种威胁。首先，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发挥的作用仍是有限的，在短期内难以取代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国际地位。其次，中国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引领新型全球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着力推进世界多极化，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发展中国家谋求自主发展的信心。中国尊重世界各国按照本地区情况建设符合自身发展特色的制度模式的意愿，主张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的发展理念。最后，中国致力于克服那种由单一国家或者私人集团操控下的国际交流对话模式的局限性，主张世界各国通过交流互鉴方式提升治国理政水平。中国特别注意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治理和处世之道营养，以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议题设置、理念创新和实践验证等各个环节，覆盖全球性、地区性等领域，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全新选择，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拆穿西方“中国文化渗透论”的虚假性

西方“中国文化渗透论”是西方诋毁中国对外文化发展战略的新表现，涵盖“文化大跃进”“文化帝国主义”等方面。如果不拆穿这些论调的虚假性，那么它的盛行将会降低中国国际交往的信任度，破坏全球文化和谐共生和扰乱中国对外文化交往活动的有序开展。

第一，“中国文化大跃进论”无视中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渐进性。西方有些人认为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程度的深化是中国推进对外文化“大跃进”的表现，有人认为全球规模不断扩大的孔子学院是中国在全球范围输出意识形态的工具，还有人认为中国可能在国际经济权力真空下，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输出意识形态。这些论调跟西方长期形成的封闭僵化的价值观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西方秉持“文明优越论”，将西方个别国家的文明视为人类文明唯一形式，甚至采取质疑、否定、打压和污蔑等方式审视世界其他文明，由此导致“他们解读中国是基于他们自己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中国是什么样子”。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当前国际文化交往的现状，使中国形成了一种渐进性文化外交理念。一方面，“中国文化大跃进论”是西方舆论界关于中国问题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国际翻版，是对中国文化交往“和合”理念的背离。中国反对凭借殖民战争和剥削掠夺推动文化输出。从历史上看，中国与任何非洲国家没有殖民历史，中国对非洲的文化交往行动从根本上不具备殖民掠夺属性。另外，中国应当“加大揭露美国及整个西方的帝国主义历史真相，组织撰写系列文章揭露美国及西方数百年来的强盗史、殖民史、掠夺史、侵略史和战争史”，鲜明揭露西方帝国主义罪恶本性和这种论调的荒谬性。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文化是自发的、渐进的过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各方面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独特的文明魅力日益凸显，受到世界上许多反抗单一文明模式国家的极大关注。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开拓进取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强大魅力吸引它们自发地积极学习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理念，推动本国发展。所以，中国对外文化交往不是一种“大跃进”，而是遵循文化多元多样现实基础上的渐进式交往，是在逐步了解、理解、认同和接受的过程中实现不同文化的渐进式交融。

第二，“中国文化帝国主义论”曲解中国全球文化交往理念的多样性。西方部分舆论认为，中国对外文化交往是中国将传统文化灌输给世界人民和威胁其他国家内政的强权举措，是中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组成部分。有人认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介的宣传行动使“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偏离特朗普总统提出的‘美国优先’领导力”。这种论调将中国的文化交往政策框定在单一文化交往范式下，否认世界各国文化交往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如果秉持单一文化交往理念看待全球文化存在样态，势必导致否认文化多样性和窒息全球文化交往生态体系的危险。中国独特的本土文化决定了中国所崇尚的全球文化交往机制要在“和而不同”理念指引下建立，而不是一味要求别国或地区被动接受中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互融合使中国全球文化交往战略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输出方式，这些理念反对西方“强制灌输”的文化输出模式，强调“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倡导全球文化交往主体的相互尊重和公正平等、相互理解和循序渐进，由此决定人们必须跳出狭隘的本土主义文明观限制，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等理念指引下推动各国共同形成立足本土、主体平等、方式恰当和目标共同的全球文化发展理念，促进全球文化交流、对话，驳斥西方舆论的质疑和挑战。

四、识破西方“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的伎俩

西方“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试图从生态议题、生态安全等方面歪曲中国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努力。若不识破该论调的伎俩，那么它将会曲解中国全球生态治理机制、理念和目标，阻碍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进程。

1.“中国生态议题控制论”与中国全球生态治理机制事实不符

西方舆论界认为，中国对亚非拉等国家或地区的生态投资和建设主要依靠国有企业力量，是一种政府操控的行为。2018年12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宣称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是在环境和道德层面的“掠夺性行为”，这与美国的发展计划背道而驰。上述谬论是西方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托词。

长期以来，在生态治理方案设定上，西方国家缺乏全球视野，制定的方案往往都是转嫁危机，尤其表现为由“实物污染转移”向“思想意识转移”的转化。当前西方正在将中国环境外交行动置于“生态帝国主义”范畴下，将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产生的矛头指向中国，认为这是中国资本空间扩张的结果。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在生态议题设定上的支配和主导地位，折射出西方生态霸权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转嫁危机的做法与中国主张的全球生态治理理念大相径庭。中国拒绝采纳霸权强权逻辑，反对在生态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不以损害一部分国家生态利益为代价换取本国生态利益诉求。中国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核心理念之一，将其贯彻到新型全球生态治理机制的构建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合作平台机制的运作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并推动它与实践相结合，作出“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建设一条开放发展之路，同时也必须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等重要论断。这既体现中国正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深度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增强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引导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共存共生，又表明中国主张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引领下，积极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共享，携手共建生态优美的美好家园。

2.“中国生态安全威胁论”与中国全球生态安全理念相悖

西方舆论界将中国在亚非拉等地的投资指责为不顾及当地生态可持续性的恶劣行为，甚至有人提议要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征收“碳关税”。这些论调严重背离中国全球生态安全理念。中国强调需从战略高度认识保护生态环境对世界和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既要深刻认清“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又要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做好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加分项，反之就会成为别有用心的势力攻击我们的借口”。中国主张树立尊崇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将绿色发展理念创造性转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具体理念，并以此指导中国和全球发展转型，共同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生态文明体系。

中国不断创新国内生态安全保护制度，推动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同时努力完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法制规则，推出一批新型全球环境治理方案。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旨在改善环境质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这引起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纷纷效仿。这不仅表明西方国家依靠转移污染的传统做法不得人心，而且还表明西方“中国生态安全威胁论”既无视中国致力于改变人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现状的担当，更不符合世界发展转型的潮流。

五、澄清西方“中国科技安全威胁论”的不实之词

西方“中国科技安全威胁论”认为，中国科技迅速发展是在侵犯别国知识产权前提下获得的，直接威胁各国安全、挑战全球现有科技规则。这反映了西方对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担忧。如不揭穿这些论调的不实之处，它将会对中国与世界的科技合作与发展造成困扰。

第一，“中国侵犯别国知识产权论”罔顾中国重视科技创新的事实。近年来美国常常污蔑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美国有些人更是指责中国的科技进展是窃取美国技术的结果。这些论调罔顾中国长期重视和支持科技创新的事实。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已经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作了分析。综合看，中国科技进步的根本动因在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首先，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客观需要生产高质量的消费品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刺激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有量逐年提高奠定坚实基础。2019年3月19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专利国际申请数量显示，中国华为远远领先于其他公司，专利数量是处于第二位的日本三菱电机的约两倍。其次，人民大众的勤奋努力和开拓创新是中国科技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因。中国人民“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这种强烈的创新决心促使一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出现。最后，中国科技创新制度的不断完善是科技创新活力迸发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取得突出成效，经济的迅速发展激发大量创业群体的出现；风险投资的不断增加为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提供支持和保障；知识产权交易规则的日趋成熟为中外知识产权的交换提供公平的制度保障；适应人才发展的培养机制、使用机制、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不断创建和完善大大提升创新体系效能，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这些既说明过去中国的科技进步不是窃取别国成果取得的，而是建立在中国自身变革基础上，有力驳斥了“中国侵犯别国知识产权论” 论调的荒谬，又为未来中国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正义方向变革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中国科技发展威胁各国安全论”污蔑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西方担忧中国5G的全球推广和应用将超越西方，试图通过制造“中兴事件”“孟晚舟事件”干扰和阻止中国科技发展。“中国科技发展威胁各国安全论”是西方科技霸凌主义的新表现，它的流行可能会泛化国家安全，损害各国和平利用新技术的权利，阻碍全球科技进步。实际上，这种论调过度夸大了中国科技能力的现状，忽视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中国的科技成就是坚持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辩证统一基础上取得的。中国秉持实事求是和开放包容的科技创新态度。一方面客观承认自己科技创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虽然近些年来发展迅速，但仍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科技综合创新水平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积极保持开放包容的科技发展态度，大胆借鉴和吸收西方科技发展成就，为本国科技创新注入新能量。中国将致力于构建开放包容的科技创新制度环境，搭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平台，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开辟新空间。

第三，“中国科技发展挑战或取代全球规则论”误判中国对全球科技治理战略的影响。近年来西方舆论界出现夸大中国的全球科技规则制定作用的趋势。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报告显示：“中国正在若干数字技术领域超越美国。欧洲则面临非常危险的局面，面对美中这两大超强对手，欧洲在技术竞跑中有可能落伍。”这种论调假借高度评价中国科技成就之名，行捧杀中国正常科技发展之实。有学者指出：“虽然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突出进展，但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仍是无可争议的……那种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科技超级大国的担忧被过分夸大了，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中国摒弃西方国家狭隘的科技发展理念，客观承认科技创新的多元化、民间化、自由化、灵活性和开放性，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引领全球科技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国的全球科技发展战略不以挑战和取代某国的地位为追求，而是以促进科技国际化为目标，使之造福于全世界。例如，在互联网治理问题上，中国主张坚持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另外，中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突出作为是国内需求刺激的结果。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报告认为，中国在全球数字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地位主要归因于“中国市场体量庞大、拥有大量网民且较为年轻，为数字化商业模式的迅速运用创造了条件；不仅诞生了若干数字化巨头，更形成了不断扩张的数字化生态系统；政府为数字化企业提供了足够的试水空间，同时也是数字技术的投资者和消费者”。这说明中国的科技发展理念以独立自主为前提，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基础上。西方“中国科技发展挑战或取代全球规则”论调实质是在恶意捧杀中国科技创新成就，与中国上述理念和中国发展实际相背离。实际上，尽管中国科技近年来取得重大成就，但就综合科技实力看，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的科技发展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兴事件”表明“美国仍然有着绝对的技术权威并一直把控网络技术的世界市场”，暴露出中国芯片技术落后的现实，表明中国仍需要在许多领域不断创新，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既要在更高起点上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又要坚持“科学技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理念，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未来经济发展、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的挑战，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全球均衡发展。

六、结   语

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论”是西方“中国威胁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逻辑和二元对立思维的集中体现。它是对中国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目的的歪曲，是对中国谋求公平正义世界秩序的否定，是对中国的全球文化交往理念的误解，是对中国的全球生态治理机制、价值和目标的背离，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自主创新道路的曲解。它颠倒了“新帝国主义”实施主体和客体关系，将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故意扭曲为施压者和强权者，实际上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维护私人集团利益和丑化中国的借口，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有效克服的外在表现。这些论调的流行折射出西方话语霸权建构正在从一维向多维，从政治向经济、社会、生态、科技安全等领域延伸，从总体上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对此，中国应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自信，在中西方合作和竞争的现实国际背景下冷静机智地揭露西方关于中国的谬论，不断提升中国应对全球风险的能力。中国还需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在辩证分析资本和权力关系基础上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引领下推动新型全球民主政治建设，在提升文化自信进程中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存共融，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辩证统一中维护全球安全与发展。如此，才能排除种种西方谬论的干扰，为新时代中国推进全面扩大开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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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