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的陈云和财经工作

70年前，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以大局为重，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策，在战争期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底线思维，将战争作为财经工作基点

抗美援朝对国内财经必然造成巨大影响。如何判断？如何应对？对此，陈云的做法是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宁可把形势想的坏一点，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即坚持底线思维。

1950年10月26日，陈云就给毛泽东并中央作书面报告，对抗美援朝后的时局发展作出三种估计。一是临境战争，国内平安﹔二是临境战争，国内被炸﹔三是临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陈云指出，财经政策应“基点在战争上”，暂时应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同时，他提出缩小经济投资与适当扩大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增加贸易收入，以应对军费支出和可能的被炸后税收减少。11月15日，陈云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提出“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明确财经工作一切服从战争。陈云还提出“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削萝卜”就是尽量削减一切可以削减的支出，“挤牛奶”就是尽力增加可能增加的财政收入，以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紧张，满足“国防第一”的要求。

多措并举，确保国内金融物价稳定

国内金融物价能否维持稳定，直接决定我们能否有稳定的后方环境，进而决定能否有力支援战争前线，是能否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志愿军入朝第二天，中财委就下达《关于防止物价波动问题的指示》，提出对不同商品采取大量出售、有计划提高价格出售和增加生产与进口等不同措施，还提出在特殊情况下“对物资缺乏而又关系人民生活重大的商品，采取统购统销及配售禁卖办法”的特殊政策。战争开始后，占银行存款9成以上的公家纷纷提款，如继续放任，当时的现金短缺将由4万亿元扩大为6—7万亿元，处置不当将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危机，造成物价剧烈波动，后果不堪设想。陈云当机立断，11月3日，经中央批准后签署《关于冻结现金、稳定物价措施的指示》，要求大公小公的存款不许提。他认为不能给各部门现货或者发钞票，冻结存款虽然困难，“但比物价波动的大困难要好得多”。12月1日，陈云出席政务院政务会议，提出力争战争情况下金融市场不乱，主要是力争不增发钞票，做到收支平衡。12月7日，针对市场上重物轻币，游资向棉纱集中的问题，陈云起草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对棉纱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增强了国营实力，起到了支援战争、稳定市场、保証人民需求的作用。此后，陈云推动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货币管理实施办法》《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等文件的制定、出台。这一系列举措对确保国内金融物价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准确预判，快速有力应对美经济封锁

抗美援朝之后，美国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经济封锁，陈云作出了超前、准确的战略预判，有的放矢地采取了应对措施。

提早预见并采取应急措施。陈云早就指出：“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因此，在1950年7月开始，中财委和中央贸易部就大力布置抢购物资以防美冻结我资金，在7月到12月中旬期间订购约2亿美元的物资，并成功将其中2/3抢运回来。在美下令对我经济封锁后第10天，中财委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停开一切向美日的购买証及许可証等7项紧急对策，尽量挽回或减轻经济损失，也给轻视、敌视我国的西方势力一个教训。

判断不会彻底同西方贸易脱钩。美不断加大对我国封锁力度，甚至扣留我国在欧洲的货物，日本等国家也紧随其步伐。这种情况下，陈云却大胆判断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不会完全停止，“资本主义国家也仍需与我做买卖，即令美国也仍然需我猪鬃、桐油”。同时，陈云提出“我们的出口办法，应该是易货，而不是结汇”。后来事实証明陈云的判断是正确的。此外，中财委还通过推销土产、城乡交流等方式，弥补出口减少和迟滞给市场和农民造成的暂时损失。

审时度势，调整财经方针准备大规模经济建设

在外战争是消耗，国内建设是增长，没有足够的增长，就无法支撑巨大的消耗。战争之初提出的财经政策最主要是对紧急状态的应对，这种应对必然不能成为常态。陈云审时度势地调整了财经政策，积极、主动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做了准备。

随着志愿军在朝鲜不断取得胜利，双方陷入打打谈谈的状态，陈云便开始考虑新的财经工作方针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1950年12月26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建设准备”作为1951年财经工作要点提了出来。此后又多次在中财委会议上提到。1951年1月30日，陈云主持中财委委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方针，要求各部门抓紧进行建设准备。4月4日，陈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详细将“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作为1951年财经工作要点进行阐述。9月8日，中财委提出“巩固国防，稳定物价，重点建设”的新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将3项任务并列起来，完全有别于战争之初的方针。到了1952年1月15日，陈云起草与薄一波、李富春联名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1952年财经工作方针“应放在和谈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这个基点上”。5月上旬，中央综合考量朝鲜局势和国内经济建设，提出“边打、边稳、边建”方针。随后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提出编制1952年预算要以建设为第一位，军事为第二位，行政为第三位。并且，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陈云领导中财委承担了“一五”计划一、二稿的起草。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陈云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完善财经方针，使新中国不仅能支撑军需、保持稳定，还能恢复经济、抓紧建设。此外，陈云还在抗美援朝期间实际解决了大量后勤工作的重要问题，并时刻关注土地改革和镇反运动，这些都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