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社会抗议频发，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

西方国家社会抗议现象具有抗议主体和对象多样化、抗议方式和过程无序化暴力化、抗议活动逐步失去推动改革的作用等新特征。造成这些变化的背景是后现代的社会分化，传统左翼政治组织边缘化和民粹主义崛起，深度全球化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当代西方国家社会抗议现象反映了西式民主的根本缺陷和民众在资本面前的无力感，抗议僵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无法破解。

西方国家的社会抗议活动此消彼长、此起彼伏，几乎遍布西方各国。法国“黄背心”运动，英国移民和反移民抗议，德国农民抗议愈加严格的环保政策。2020年5月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此后又有多名美国黑人被警察打死打伤。持续引发遍布全美、波及欧洲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西方国家社会抗议频发、泛滥，而且形式多样化、过程无序化、手段暴力化、效果极小化。这些抗议活动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变化，反映出许多深层次问题及原因，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剖析。

2020年10月27日，在美国费城，示威者与警察对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最大城市费城26日晚间至27日凌晨发生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男子引发民众抗议事件，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约30名警察受伤，数十人被捕。新华社/美联

西方国家社会抗议的三大特点

社会抗议主体和对象多样化。20世纪，在西方议会多党制下，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及工会组织代表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通过广泛发动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成为左翼运动的重要形式。当时西方社会仍非常清晰地存在劳资二元对立，社会抗议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底层民众，抗议的对象是资产阶级政府，抗议的诉求是政治经济等各项权利。

当前，底层民众、外来移民、中产阶层甚至社会精英，都在参加社会抗议。抗议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执政当局，除了聚焦于特定的政策或政治人物，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也会互相抗议。2020年1月，德国各地农民开着拖拉机，高举“没有农场，没有食物，没有未来”的标语开往柏林，抗议政府对农业进行愈加严格的环保法律约束。而另一环保组织上万人则抗议工业化农业对环境的破坏。双方互相抗议，在街头直接对垒。这种社会抗议已基本脱离二元对立单向行动，逐渐演变为多样化的社会运动形式。

社会抗议方式和过程无序化暴力化。政党和工会曾经是西方国家社会抗议的主要组织者，特别是左翼政党。他们在发动社会抗议的过程中，有着统一纲领、统一口号、统一诉求、统一纪律，组织大规模的罢工、游行、示威等活动。

当前在西方国家，政党虽然也在积极融入并试图引领社会抗议活动，却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如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就找不到政党或工会背景。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说，“黄背心”运动是一场没有“固定诉求和领导者”的社会政治运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在抗议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抗议活动没有领袖，但在社交媒体上却有无数号召者。抗议者工作日正常上班，周末相约行动。活动没有严明的纪律约束，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抗议行为同时上演，甚至采取“游击战”策略，警察一到就各自散去。

当地时间2019年1月19日，法国巴黎，“黄背心”示威者走上街头发起示威抗议活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与20世纪中产阶级的和平抗议示威相比，当前的社会抗议充斥着暴力，头盔、面罩、燃烧弹成为必备工具，打砸抢烧不断上演。更为不同的是，抗议的导火索在抗议开始后不久就失去意义。美国黑人的抗议活动也逐渐超出对警察制度的抗议，蔓延到包括历史、文化、艺术、学术等领域。抗议已经从传统的统一、集中、明确的抗议，演变为常态、扩散和模糊的抗议，与暴力日益结合，与传统的和平罢工迵然不同。

社会抗议逐步失去推动改革的作用。传统的社会抗议对社会改革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西方国家左翼政党领导的社会抗议，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深刻转型，即福利国家的产生。底层民众的经济权利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变革生产关系的动力不断减弱，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抗议往往导致政局长期“空转”。

从诉求来讲，很多社会抗议本身就是反对变革的，是既得利益者的抗议。自20世纪80年代，法国每一届政府上台后，迫于国家财政困境都试图推动改革，每次都招致大规模抗议。反对党乐此不疲。政权更迭后，继任者马上面临同样问题。即使执政党勉力维持执政地位，也往往什么都做不了。谁都可以随时随地“发声”和抗议，不同政党、不同群体互相否决。“黄背心”运动以来，法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难以推进。在养老资金入不敷出、养老体系濒临崩溃的情况下，法国政府不可能完全放弃改革。类似状况遍布西方国家，改革举步维艰，政治进程长期“空转”。

2020年6月10日，人们在美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参加抗议活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由此引发的抗议活动当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继续进行。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西方国家社会抗议出现变化的三大背景

后现代的社会分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及福利国家建设，使得西方社会结构一度呈现出橄榄形特征，中产阶层人口的比重高，发挥了“政治稳定器”的作用。进入21世纪，这一状况逐步改变，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首先是老龄化危机集中爆发。2019年欧盟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比平均值已达20.3%（英国脱欧后的27国数据），即每100个劳动人口（15—65岁）要抚养31.4个退休人口，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39.1。

另据法国退休改革咨询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养老金赤字高达44亿欧元，这个缺口将于2022年突破100亿欧元。马克龙政府上台后，针对退休金制度推出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改革后，福利最好的国有部门退休金可能严重缩水。而福利待遇具有明显的刚性特点，这就导致了现实困局与社会诉求的强烈冲突。

其次是行业严重分化。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全球化更为深入，制造业不断向西方以外的国家转移，西方国家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代之以服务业等产业崛起。这些新兴产业对用工的需求与过去完全不同，大量自营式、居家式、灵活性、短期性、兼职性岗位涌现。

同时，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对传统熟练工人的需求降低，很多人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薪酬不高。传统的交通运输、电力、教育等公共部门的高福利政策，难以复制到新兴产业。当前，法国存在高达40多种针对各行各业的退休金政策，不同行业差距巨大。由此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大分化，以传统工业部门工人为主的中产阶层，近年来已急剧萎缩。马克思提出的工业化早期西方国家的“不稳定无产者”，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

最后是外来移民占比大幅增加。西方国家生育率近年来远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1的水平。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除非接受大规模移民，西方国家的劳动力数量将锐减。近年来，大量移民、难民涌入西方国家，导致了严重的群体矛盾。英国近年来多次爆发移民与反移民抗议活动，正是这种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社会分化导致资本与社会、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矛盾多维度积累，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劳资二元对立格局。政府在财政和体制方面能力严重受限，无法有效平衡不同阶层的多样化诉求。很多社会抗议明确针对其他社会阶层，而不是政府，呈现出不同群体间的乱斗现象。

2020年2月5日，在美国旧金山，民众集会抗议美国国会参议院否决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新华社发（李建国摄）

传统左翼政治组织边缘化和民粹主义崛起。共产党（工人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是西方国家传统的左翼政治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因为内部矛盾分歧大、阶级基础流失、思想蜕变、力量弱化等原因而逐渐陷入困境。

20世纪末，原属左翼阵营的社会民主党选择第三条道路，放弃国有制改革，主动与传统工人运动切割。曾经遍布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其覆盖率也大大降低，组织日渐松散，动员能力大不如前。西方国家经历经济滞胀、欧债危机、外来移民等多重打击，很多人成为现状的“愤怒者”，激进的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迅速崛起。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运动、西班牙“我们能”党，近几年发展迅速。他们利用新媒体发动抗议，成本比过去大大降低，发动抗议非常容易。

但是，这些激进组织没有明确且符合实际的指导思想，没有成体系的政治纲领，组织结构高度分散，抗议活动吸引了很多人参加，但缺乏深入组织动员。在愤怒的情绪下，只要是反对政府主张的，使用什么手段都视为合理，由此造成抗议活动的无序性、暴力性。这种状况充分体现了传统左翼“退场”后的政治空白。

深度全球化下资本的自由流动。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带来的垄断利润。当时，全球化推动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逐利。统治者也深刻认识到阶级矛盾的巨大破坏力，愿意拿出相当一部分垄断利润缓和国内矛盾，福利国家应运而生。但好景不长，资本和技术不断向新兴国家转移，西方国家制造业日益“空心化”。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此时，资本已在深度全球化下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当一个国家内部的政策转向，变得不利于逐利的时候，资本可以随时退出，转向另一个国家，对维持和扩大原有的福利政策，越来越失去耐心。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在这种情况下，愤怒的社会群体不断掀起抗议，甚至互相抗议，但是在严重的社会分化背景下，他们意识不到自己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被剥削阶级，只是换了个形式。这就导致一个后果，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引发政权更迭，资本却完全可以充当旁观者，政权无可奈何。抗议者即便将自己支持的政党推上执政地位，因其大部分主张缺乏可操作性，也无法解决各种深层次问题。

当地时间2019年2月7日，法国欧坦，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当地，继续展开“全国辩论”，旨在平息“黄背心”抗议活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西方国家社会抗议现象的三大启示

社会抗议反映了西式民主的根本缺陷。当非西方国家爆发抗议活动时，西方国家往往将其视为民主运动，仿佛有了西式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但是，在西方已经实现所谓民主后，社会抗议依旧风起云涌。这是严重的悖论。因为从本质上讲，当前西方国家的“一人一票”与社会抗议是互相消解的关系。如果将票决看作决策过程，抗议则是对决策的不满与反对。两者相加没有导致最大共识，更没有出台最优政策，而是互相否决的，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进行，应当出台的措施无法出台，政治陷入“空转”。

社会抗议现象泛滥表明，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时代，票决无法将碎片化的诉求转化为社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

社会抗议反映了民众在资本面前的无力感。当前西方国家的抗议日益激进化、暴力化，看似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实则难成气候。新兴产业具有灵活、分散、流动的特点，雇员离职后很容易找到代替者。法律无法及时跟进保护这些从业者，且这些行业普遍缺少左翼政党和工会的支持。雇员如果诉诸罢工的形式，很容易被资本抛弃，失去工作岗位。

这从根本上反映了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矛盾。信息产业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依附于资本的孤立个体，形不成有影响力的阶级力量，无法与资本抗衡。社会抗议的暴力化倾向，更显示出抗议群体的迷茫。从观念层面讲，民主在西方是最高价值，所谓的程序民主在西方国家已属“政治正确”，没有新的思潮对此深度反思。

能够改变现状的、对西方制度带有批判和否定性质的价值观无法培育起来。从现实层面讲，法律、规则等制度化途径失效，社会无法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大部分抗议活动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暴力便应运而生了。在当代西方国家，暴力其实是无力的，根本无法达成自身诉求，对资本几乎造不成什么损伤，只能充当宣泄的渠道。

抗议僵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无法破解。福利国家一度是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根据历年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欧洲贫富差距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一度掩盖了全球产业链的剥削关系。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接连发生，福利支出成为资本的沉重负担。资本不断通过全球性的流动规避大规模支出，政府用来维持福利的开支逐步缩减。社会抗议的浪潮标志着这种模式遭遇全面挫折。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实行放任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垄断资本逐步掌控了西方国家经济命脉，逐步摆脱了社会对其施加的各种制约，按照其本身的逻辑和需求在全球组织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更加彻底地按照其本性来重塑世界。

当前，因为深度的全球化，资本和一国政府已实现相当程度的脱钩，资本可以选择某国政府作自己的代言人，也可以随时抛弃。政府无法再充当资本与社会的“中间人”。对福利制度带来的社会惰性、福利支出的沉重负担，资本保持了高度警醒。在当前社会高度分化背景下，资本再也不惧怕社会群体的抗议。资本、政府、社会三者关系的异化充分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论如何修正、调适，只能延缓危机的爆发，不存在彻底解决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可能性，最终将被全新的社会形式所替代。

作者：王晓文，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祁霄，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辑、政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