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启蒙的努力，失败了？

“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地说一句，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

旧年岁末，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高昱，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以上一段文字，怀抱一种似乎“高大”、悲哀、孤独的情绪，叹息“教训已经被忽略”，“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键盘侠们举着放大镜，在微博上围剿着一切敢揭伤疤的人”。

他的这种自居“高大”的口吻，在网络上激起更多的愤怒和调侃，获得最多点赞的评论说，三十年来失败的只是高昱这类公知，而胜利的是人民。

三十年前，国门初开，李泽厚一句“救亡压倒了启蒙”，引起了不少知识分子共鸣。

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本是一场启蒙运动，旨在唤起个体自觉与个性自由，但“五四”打断了这一进程。而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接续“新文化运动”未竟的使命，将“启蒙”进行到底，重新发扬“个人解放”事业，使中国“回归”人类文明的大道。

高昱显然不可能身处这行列中，1975年出生的他，彼时还是个中学生。在河南信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长大，母亲当了一辈子老师。1995年，从河南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的他由于成绩太差，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正好看见一个师兄在考中国新闻学院，后来也跟着考了这个学校。

高昱记得，有一次和同学，一个山西农民的儿子坐公共汽车，讨论“三农”问题。高昱说，他们当时决定一定要为作为记者的责任感努力和奋斗，因此后来走上了新闻人的道路。

还在新闻学院上学时，高昱就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从记者、编辑一直干到主笔，其间最为出名的，是对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

2002年年初，高昱离开“三联”，担纲新创刊的《商务周刊》主编。

2010年5月4日，《商务周刊》杂志社接到中国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文件通知，指其报道国家电力公司的《国网帝国》一文，“违反宣传纪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将内参内容公开化，造成负面影响”，且“多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使相关单位合法权益受到伤害”，因此勒令停刊一个月。

停刊事件间隔不到一年，《商务周刊》宣布清盘，高昱在微博上写到，“这颗子弹飞了11年，终于飞不起来了”，同年，他进入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

作为常务副主编，高昱主持了财新在2014年那段时间围绕反腐所做的一系列深度报道，包括《周永康的红与黑》《赵衙内的房产帝国》。公安部副部长原李东生、央视财经频道原总监郭振玺的“落马”报道，也都由他担纲。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记者会上证实新冠肺炎出现“人传人”，财新负责人敏锐地想到2003年的SARS，便要求高昱组织一个团队去武汉。

驻汉期间，高昱带着两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走访了武汉的大小医院。其所做的报道，包括对李文亮的采访以及“骨灰盒”等一些细节，后来成为西方媒体，也就是高昱口中“歪屁股递刀子”的重要材料，为此没少挨质疑和批评，也成为他哀叹“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的原因之一。

从记者到主编，20年来高昱留下的文字不少，所涉颇广，也可以从中大致勾勒出，他脑海中的“启蒙”究竟是个什么样。

对社会管理，他崇尚“小政府”，他认为，政府“本身并不具备管制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的能力”，因此需要“监管者的被选择性，司法救济与阻吓的独立，以及第三方社会组织和‘第四种权力’的实力抗衡”。

其对政府的角色是怀有深深成见的。他认为，“将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道德权力拱手让给政府”，“只会产生虚假的安全感”，其“必然结果”是“权力分配资源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权力控制秩序的警察国家，是权力任意揉搓权利的集权依赖”。

像许多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一样，他认为政府的“良性价值不是提出了什么宏大战略、强力打造了多少世界第一”，而是在“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下，把留给它的少数公共服务工作做好”。

对经济，他推崇西方自由市场，相对地，他自然而然地把中国的市场经济看作“由权力主导市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伪市场”。至于市场经济中的不合理现象如何抑制，他寄希望于市场在资源配置和价格发现中发挥作用，以及资本家的良心发现——按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所说，“感恩、大度、正直、勤俭、自我克制才是社会人的根本”。

在高昱看来，无法自由发挥的资本家是值得同情的，如其在财经专栏的第一篇评论中所说，“忍忍忍忍忍。这是马云手心里写的五个字。企业家，果然是弱势群体”。

2008年奥运会遭遇西方媒体抵制和歪曲后，高曾给西方媒体写信，称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以前“怀着恭敬的心情”阅读过一些来自西方书籍，但“更爱着自己的国家，并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西方“给予了媒体要公正客观的价值观，也告诉无数中国人平等和自由的概念”，如今却庸俗地使用“自由、平等、博爱”。如果西方“把低头做小弟作为参加奥运的条件”，中国人会坚定地站在一起，不惮于向一个不愿平等接纳我们的西方说再见。

高哀叹启蒙失败后，有人拿出鲁迅“庶民的胜利”批判他，而“庶民的胜利”也曾高被拿来作为批判公权力的武器，他认为“庶民并没有胜利”，因为“庶民遭权力不公对待的案例比比皆是，被报道出来的也多有，但绝大部分最后都以被损害的庶民忍气吞声而告终”。

那么高昱眼中的理想国是个什么样？2015年10月，改革元老杜润生逝世，高在报道中借杜的话说，“现代民主国家，既有透明的政府，还有公民社会，组织起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

这段话听起来是美好的，是被称为“公知”这个群体的理想国，在中国大幅落后于西方的时候，曾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然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民众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这个理想国里潜含的对西方体制的推崇，对中国体制的否定等信息，都被人看破，甚至引起了条件反射式的警惕和反感。务实的中国人脚踏实地创造了奇迹，公知思维的天真和幼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有熟悉高昱的学者告诉刀哥，高昱认识问题的根本，是中国选择哪种发展道路的问题，是谁最终战胜谁的问题。

这位学者认为，相对于一些彻底投靠对岸的极端分子，高昱是温和的自由派，他有民族立场，但对发展道路的认识是站在西方自由主义那一边的。他们认为，日本和韩国已经开了先河，中国也最终会奔向“世界主流”，目前现状只是权宜之计，是最终走向西式“自由民主”道路的中介。

高昱们是缺乏制度自信的，他们从根本上认为西方比中国优越，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冷冻疗法”也不可取，西方也要理解中国的特殊性，同时中西方不应该闹别扭。

然而，正如高昱自己承认的，西方在新冠肺炎中“愚蠢的反衬”给了他们那一群人最严厉的冲击，林肯纪念堂前的方尖碑“倒了”，中国的年轻一代不再认同当下的中国不过是将来向西方的过渡，而是正在向世界展示优越性的冉冉升起的国度，人类的未来不再华山一条路，中国人也不需要别人启蒙，中国正在超越启蒙。

这是高那一群人所不能接受的。

对西方的失望，对中国的失落，是他们悲观的根源。

这是一种小布尔乔布亚式的泡沫，如果它汇不进时代，就让它随风而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