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840年重演，现在谁才是大清？

对于任何一个接受过我国基础教育的人而言，1840绝对是一个不容忘记的日子。无论处于何种政治光谱（极少数的恨国党除外），1840都是一个充满屈辱性的时刻。对于革命派而言，这是中国日益腐朽统治的结果；唯有彻底革新，才能拯救中国民众于水火之中；对于保守派而言之，这是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沦丧；自此之后，中央王朝不得不屈从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框架，将自己变成西方的附庸。所有人都意识到，必须挽救祖国。

筚路蓝缕。中国人民一百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使得祖国走向了伟大复兴的道路。然而，中国也在某些人和群体的视野下，成为了越来越碍眼的存在，“中国威胁论”再一次成为了西方世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不少西方世界就出于自己的小算盘，将手伸到了所谓的印太地区。近日，DW在其推特上就发表了一张图片，并配上说明，“美日印澳法，还没八国”。这种恶毒的政治隐喻很明显暗示，如果中国不服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那么西方有能力对中国再来一次辛丑条约。

今日的西方世界能否做到这一点，暂且不表。毕竟能不能凑齐八国本来就还是个问题。但今日的国际形势的确越来越有19世纪大国竞争的发展趋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中美之间的冲突于英德在一战前冲突的相似性。“修昔底德陷阱”的幽灵又一次在国际政治的上空徘徊。胜利还是毁灭？历史的十字路口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何谓“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在中美冲突愈来愈烈的今日，这一概念更增强了它的现实意义。“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里森系统展开的一个概念。这一理论认为，当大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新兴强国的威胁时，两个国家之间就有极高的可能性爆发战争。

格雷厄姆引用了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最近五百年的人类历史上，新兴强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一共爆发过16次冲突，其中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我们分别来看四种未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第一次是15世纪末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在整个十五世纪，葡萄牙一直占据航海和国际贸易的领先地位。然而在15世纪的最后十年，由于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的君主联姻，葡萄牙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在1492年，西班牙消灭了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个伊斯兰酋长国格拉纳达之后，整个半岛只剩下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主要玩家。同年，在伊莎贝拉女王的资助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更是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全面的竞争对手。两国最后没有爆发战争的一个主要外部原因，来自于教宗的调解。

通过签订《托德西拉斯条约》，两国得以划分新大陆的殖民范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和解是在近代国家体制建立之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教宗依旧有足够的权威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双方也不会受制于民族主义动机的影响。这种和平的可能性无法在今日复刻。

第二次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就一下子跳到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取代英国的情况。对于这次的更替，大多数读者都有不少了解。简要提及一下，美国在十九世纪70年代GDP就已经超过英国本土，在1916年更是超过了整个大英帝国。美国对西半球开始提出越来越多的主张。但英美这次的和平过渡最终同样受到更多的外力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美国更是通过类似于《租借法案》之类的条款，迫使英国将众多殖民岛屿和利益交由美国控制。等到二战结束，英国已经实际上丧失了反抗美国的能力，实现了权力的交替。这种和平交替的模式可能比第一次更缺乏可能性。

第三次就是美苏冷战。这次的和平来源于华约集团的瓦解和苏联解体。每个关心这一事件的人，都对这场冷战有着自己的评价。今日部分西方战略界人士就意图复刻这一战略迫使我国重新屈服于西方秩序。关于这种和平的可能性，我相信已经不再需要过多分析。警惕和平演变已经成为了今日我国政治的重要共识。

最后一次是两德重新统一之后，通过与英法达成和解避免了战争。严格而言，这次是否符合“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框架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不过，在假定符合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明白，这种和平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欧洲已然陷入普遍的衰弱，中等强国之间已经没有争夺世界霸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冷战后美国的绝对宰制下，新自由主义风向成为了世界的主流。

从今日的角度看，这种和解也非如同西方世界所吹嘘的那样成功。尤其是在08年金融危机和15年欧洲难民危机之后，欧盟怀疑论的声音显然获得了更多人的相应。

格雷厄姆的兴趣显然不在于历史分析。对于他而言，这更是对于今日政治环境的一种路径分析。毫无疑问，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最新一次的冲突必然发生在中美之间。

格雷厄姆在2015年就指出，“中国领导人所说的‘中国梦’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最深切的愿望，他们不仅希望富起来，而且希望强起来。中国文明信条的核心是中国是普遍的中心这一信念——或者说是自负。在经常重复的叙述中，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弱小导致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日本的剥削和民族屈辱。在北京看来，中国现在正在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在那里，中国的力量得到了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承认和尊重。”

无论接受还是不接受，西方世界都必然以此为核心构建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在缺乏这种意识的情况下，任何的政策或者战略都只是阿司匹林这样的止痛药。

中美冲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冲突

既然四种和平的范式都缺乏现实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需要分析中美冲突与十二种战争情况中何者更为接近。格雷厄姆显然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今日的中美冲突最靠近一战前的英德冲突。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稍微概括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普法战争的胜利，导致普鲁士得以成为统一的军事强权。德国也超过法国，成为了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军武装。在军事胜利的同时，德国也不断开发自己的工业潜能。在1913年疑展爆发前夕，德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达到了14.8%，超过了英国的13.6%。德国的钢产量更是超过了英国整整一倍。

然而由于德国缺乏先发优势，这使得德国的原材料需要大量进口。经济实力的发展推动了德国海军建设的野心。无论德国海军是否以英国作为战略对手，它壮大的本身就是对英国的威胁。正如艾尔·克劳在其备忘录所指出的那样，能力本身就是关键。

这种情况与今日的中美关系极为相似。中国在基础制造业和能源使用上都已经超过美国。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以前放缓，但依旧达到了美国的三倍以上。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更是远远将其竞争对手甩在身后。甚至从购买力平价指标看，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当然，从现在的数据分析看，中国很有可能2028年在GDP总量上也超过美国。与此同时，我国军队也正在实现现代化、信息化和专业化。我国海军每年的下海吨位更是远超其他国家。对于许多奉行现实主义的学者而言，这种实力的增强，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国对于西太平洋地控制能力。

经济间的紧密联系也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在一战前英德两国的贸易往来同样极为密切。这种密切无法抵抗两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今日的中美同样也是如此。特朗普政府所发起的贸易战就是典型的例子。当大多数国关学界信誓旦旦地保证中美经济交流密切，和则两利败则两伤的情况下，贸易战依旧发生。新自由主义者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经济固然重要，但经济绝不是全部。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两百年前就已经折戟沉沙。

中美与一战前英德之间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也是一个潜在的理由。一战前的德国被认为是威权主义、军事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表现。这与英国所代表的民主主义、自由贸易和个人自由形成反差。即便我们认为今日的中国与德国存在明显区别，但是在相当多数的西方民众看来，我国的表现显然与一战前的德国更为接近。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英德冲突不符合“修昔底德陷阱”。德国恰恰是倾向于保持现状。因为德国当时迫切依赖于对外贸易；德国的制造业和科研实力发达，在和平环境下更加具有竞争优势。一战的爆发更多来自于德国与俄国之间的矛盾。

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关于一战爆发的原因也存在许多历史争议。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就指出，“就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而言，1914-18年冲突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前者希望维持现有的现状，而后者出于进攻和防御的双重动机，正在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伦敦和柏林之间的战时斗争不过是之前至少15年或20年的延续。”德国和英国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当时欧洲不可避免的主要矛盾。

不过即便承认德国想要保持现状，问题的本质没有改变。德国想要保持现状，不代表英国同样希望保持现状。BBC自己也报道，“2013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根源》（《hidden history:the secret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一书认为德国扩张导致大战爆发是刻意伪装的历史谎言，正史充满了战胜国价值判断。作者通过大量档案和史实分析指出在大战爆发前差不多十年期间，摧毁德国一直是伦敦政治决策圈的目标。”

换而言之，今日的中国即便想要保持现状，美国也可能破坏中国保持现状的努力，从而遏制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修昔底德陷阱”可能由新兴国家发动，也可能由守成大国发动。

重回大国竞争

某些人士曾经幻想拜登政府的上台，可以缓和中美关系，让世界重回岁月静好的过去。然而，这只是一种幻想。中美在阿拉斯加的会谈已经充分说明，中国绝不会允许美国凭借自己的实力压迫中国。因为美国既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资格。

格雷厄姆自己也指出了美国的这种伪善。1902年，当英国和德国想要强行封锁委内瑞拉要求其偿还债务时，大罗斯福就警告会武力干涉两国的行为。在次年，当哥伦比亚拒绝出租巴拿马运河区时，美国直接资助了巴拿马的分离主义者，并在其宣布独立数小时内马上派兵进驻保护。

格雷厄姆不无讽刺性地表示，“我们美国人在敦促中国跟随美国的步伐时，是否应该小心翼翼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显然从拉丁美洲到南美洲，从墨西哥到阿根廷都有话说。

我们应当注意到，西方世界对于我们的敌对不只是某些政客的态度，而是许多民众的共同倾向。去年皮尤的民意调查已经显示，主要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好感出于最近十数年的最低位。

在日趋分裂的美国，对华强硬更是成为少数的两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我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和维护国际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美国也依旧会将我们视之为明确的竞争对手。换而言之，我国的体量本身就已经令美国坐立不安。

大国竞争是国际政治的永恒状态。当后冷战体系逐渐趋于瓦解之时，含情脉脉的国际政治秩序正在回归自己的常态。2020年的疫情危机更是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唯有自己的国民才是真正需要保护的对象。面对疫苗的不足，曾经将自己标榜为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榜样的欧盟也选择限制疫苗的出口。

从东方到西方，从南方到北方，一夜之间，对于本国制造能力的重视再一次成为了政治家的主流观点。即便是宣称要推翻特朗普政府决策的美国新政府，也依旧延续了特朗普时代一系列的基本政策。近日美国数万亿的基础投资计划就是这种模式的最好体现。

对于西方世界的中国威胁论腔调，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警惕。但也绝不能轻易陷入对方的步骤，缺乏对于自身文化和道路的自信。

我国内部也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我国的人口结构问题也影响了我国的战略窗口期。但在愈发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保持冷静，保持我们长期战略的稳固性。不能因为一时的意气之争而导致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我们不该也不能继承美国的国际政治秩序，先不说这和我们的社会性质和理念从根本上冲突，光是从现实考虑美国为了维护这套秩序所造成的国内分裂，这对我国都不是合适的选择。

当然，冷静并不意味着害怕。武力永远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选项。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绝大多数国家在印太地区的小动作究竟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还是实质性威胁。正如孙子所说，“主不可因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当然面对真正的威胁时，我们也需要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如果有人真的觉得可以再一次上演“鸦片战争”或者“八国联军”的戏码，那么这一次谁才是吸食鸦片、暮气沉沉的大清，可就要打个问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