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非老义本人
明天与意外，你永远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先来！
忍不住感慨万千，因为一位新华社的老记者，最近悄悄地走了。
他算不上很有名，在网上检索他的名字，都没能找到他本人的一张照片，只零星有几篇他的文章。他走得太匆忙，从发现罹患癌症到最后离世，匆匆几个月，享年只有65岁。
他就是那样普通，那样平凡，那样低调，但对于当年的我来说，他却曾是一个传奇的存在。
他的名字也很特别——义高潮。
用他的名字搜索百度，跳出的第一条新闻，就是“新华社驻南联盟战地记者义高潮、黄文火线入党”，新闻发自1999年6月11日，文中是这样描述义高潮的：
义高潮是新华社布鲁塞尔分社记者，黄文是波恩分社女摄影记者。
3月21日，他们接到总社命令后紧急奔赴贝尔格莱德，并多次去科索沃战地采访。
义高潮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活跃在科索沃和贝尔格莱德战地现场。每当防空警报拉响后，他都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火光冲天的爆炸现场，用中文和英文向总社发回了大量稿件。
当导弹袭击中国使馆、一起工作的战友遇难牺牲后，义高潮、黄文表示要踏着邵云环烈士的足迹，以百倍的努力完成她未竟的事业。他们在前线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义高潮向党表示：“在北约对南空袭两个月的报道中，我们不仅在战乱中学习如何战地采访报道，力尽所能做尽职尽责的新华社记者。通过这段时间的反思，深知距离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尚远，但我仍希望能够最终成为这支先锋队中的一员。”
这是一段悲怆的历史，他们都曾与和邵云环并肩战斗，在中国人永远无法忘记的“炸馆事件”第二天凌晨，义高潮含泪发回了现场的特写。
22年过去了，他写下的这些带有硝烟的文字，读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
22年前，被誉为“拼命三郎”的义高潮，就在南联盟的枪林弹雨中，写下一篇篇带有新华社电头的文字，告诉中国和世界，那里发生的真相。
这种凶险，是国内和平环境下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就在5月7日“炸馆事件”前几天，当时的《新闻出版报》 曾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南联盟战场上的中国记者》的文章，这样描述：
由于北约的电子干扰，造成移动电话大部分时间失灵……向国内发照片需要使用互联网络，可每次上网都得拨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电话。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虽不信佛，但每次拨时常常神经质地双手合十，祈求上苍保佑，能够顺利将稿子发出去……
在南联盟战场，许多外国记者高价租用防弹装甲轿车或豪华四轮驱动越野吉普车，这种车一天的租价为700美元。为充分有效地使用采访资金，新华社记者义高潮、黄文选择了一辆一天租价为40美元的小轿车，用它在科索沃省会普里什蒂纳跑动，从而为记者采写第一手素材和拍摄现场照片立下汗马功劳……
勇敢但却敬业，低调却又专业，这就是当时新华社战地记者义高潮，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但他最让人佩服的，还是英文报道，一篇篇新华社的英文电讯。
在新华社，中文好的记者很多，但中英文俱佳的记者不多。在他不幸离世后，我一位很尊敬的师长就感慨地说，在新华社，让他佩服的英文记者中，义高潮绝对算一个。
写完英文写中文，拍完照片发照片，这就是当时的新华社记者。
这些年，因为写牛弹琴公号，不少朋友询问，你每天写那么多，苦不苦？
坦率地说，这不是我最苦的时候。最苦最累的时候，是我当驻外记者的时候。
作为驻外记者，我们要写中英文报道，中文要写快讯、简讯、详讯、综述、新闻分析、评论、特写，英文还有更多的滚动，往往写到你看着电脑，就像看着前世的冤家。
在所有记者中，毫不夸张，最辛苦的就是新华社的记者了。当时我们特别羡慕报纸记者，报纸有版面，你写太多也不会有那么多版面，过了截稿时间也就不用忙了；哪像新华社，没有版面的限制，没有发稿时间的限制，你就是一个发稿机器。
但老义，却能在极端压力环境下，中英文同时一挥而就。这需要扎实的基本功，更需要毅力。事实上，他的英文外宣思维，又让他的中文稿件，不管是体育稿件还是时政稿件，显得更有细节更耐读。
记者这个职业，门槛不高，但做好很难，待遇不高，付出却要很多。但真正的记者，却往往是向死而生。
他们也不是天生的战地记者，只是当战火逼近，当新闻就在那里，一个记者的职责，让他们义无反顾，走向战场。
“炸馆事件”后，也去南联盟增援的新华社记者张铁钢，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几位同事：
义高潮拍摄的黄文，在一颗北约哑弹前
请注意：主动请缨。
战火袭来，人们在疏散，但新华社记者却在集结。这不是冲动，而是一个记者的职责。
像老义一样，他大可以在布鲁塞尔继续生活，但记者的职责让他选择了南联盟。也就有了当防空警报响起，当普通人纷纷躲避的时候，老义等记者“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爆炸现场，发回最鲜活的报道。
时光催人老。他们中有的人，已经退休在家；有的人，已经悄然故去；但有的人，还在驻外写着稿件。
老义回国的时候，我也已驻外，先是在喀布尔，后是在耶路撒冷，感受着前辈们曾感受过的世界精彩，还有动荡、战乱和杀戮。
真的，这不是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中国。
但人生总是五味杂陈。后来，只是知道老义又长期驻外了。他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但家庭感情的变故，又让他选择了似乎是自我放逐式的生活，他先是去了西藏工作，然后又去了遥远的非洲，还有高加索……
从一个陌生的地方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从一个陌生的国家到另一个陌生的国家，这是工作，也是漂泊。
很多朋友艳羡驻外记者的生活，觉得很刺激，很异国情调。有时，确实是这样，但如果只是几周或几个月的旅游，我哪个国家都想去。但长达两年、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驻外，与亲人分离，在前互联网时代，这份孤独，你也可以想象。
当然，这也是人生的财富。记者是一个清贫的职业，你最大的财富，肯定不会是拥有多大的房子、多少的钱财，而是独特而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你某一天回想起往事时，会微微感觉，人生值得。
这就是很多新华社老记者的经历。包括义高潮，他在战火中经历淬炼，当他终于可以闲下来的时候，万万没想到，癌症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最近几年，猝逝的记者不少，身边的同事就有多个。或许，这也跟职业有关。记者编辑，真不能太拼太熬夜，真要注意身体啊！
但义高潮真可以说是新华社的扫地僧，很普通，很平凡，很低调，他曾经写下的文字，不会彻底消失。人们偶尔还会想起，感慨他的文笔，以及他在历史风云中的不平凡。
这样的扫地僧，在新华社老一辈记者中，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见证过历史的风云激荡，他们写下过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字，他们报道过一个又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只是当他们最终离去时，却又是这样的静悄悄。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或许，这就是一个记者的最后告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