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毛泽东是如何当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

油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不知你是否遇到过这么好的部门负责人？

你向他吐槽你的工作太累、太忙，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而且责任重大，都远远超过其他部门，更要命的是收入和付出完全不成正比，本埠生活负担又越来越高，吃喝住用都在不断涨价，而自己的工资水准还在低阶徘徊，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能不能看我的实际工作成绩，给我升职调薪？

就在你给这位领导递上这封信之后，开始惴惴不安，反思自己是不是太不成熟，领导会不会对你有看法，毕竟他只是本部门的代理负责人，还没有经会宣布正式任命，替你争取政策，他是有可能得罪财务和人事部门的。

你可能绝对想不到，收到你的信之后，他二话不说，当天就给相关部门负责人写了信，希望本周就抓紧上会通过。到了周五例会召开，他又主动在会上提出此事，做了详尽说明，请求批准。

“毛部长”的信封

仅用了九天时间，从你给他写信，到他为你提交申请，求爷爷告奶奶，盯着走完全部流程，正式文件下发各部门，这效率杠杠的！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是他一辈子的人事管理作风。

写信的这位青年叫张克强，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书员，收信的也是一位青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32岁的毛泽东。1925年10月25日，毛泽东收到张克强的这封信，当天就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的徐苏中写信。

“苏中先生：

        宣传部管书员张克张（强）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  加薪水，以维持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的会议日程，届时提出讨论为荷！

此颂

大安！

                                                                                     弟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号”

毛泽东写给徐苏中的信

这封信和相关文件，原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国民党的党史会为什么会藏有毛泽东同志的信函，共产党员毛泽东又是怎么当上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这还要从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说起。

此前的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决定全体党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要求党员保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说白了，我们是来帮忙的，只求做大事，不求做大官。

当时的国民党是个什么样子呢？来帮忙的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我党的“七大”预备会上吐槽过：

“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

国民党“一大”会场

既然共产党要帮着改造国民党，那就需要派精兵强将，这其中就包括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作为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的秘书，两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这个秘书具有相当大的权力，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除了日常事务性工作之外，中央的一切函件须由陈独秀与毛泽东联合署名才能生效。此外，毛泽东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

从制度史的角度而言，党的“三大”特设“中央局秘书”，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制度化建设之路，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

换言之，“南陈北李”之下，就是毛泽东同志了。

为什么毛泽东能够脱颖而出呢？

张国焘曾经说过，陈独秀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在党内干部中，从学历来说，毛泽东并不突出，既没有前清功名，也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海外留学背景，然而陈独秀却慧眼识人，对毛泽东关注最早，用力最多，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性的指导、引领和提携作用，这完全因为毛泽东真的是一位“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行动派。

中共“三大”会址

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 唯独肯定了毛泽东，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非常喜欢毛泽东，从1921年建党之始，他就发现毛泽东与众不同，不但组织能力超强，而且宣传工作也厉害，而且有大局观念，以致被视为“马林的人”。

颇让人感觉，“中央局秘书”这个新设岗位，简直是陈独秀和马林为毛泽东而搞的。如果毛泽东同志是个唯上不唯下，更不唯实的“乖宝宝”，也许不出意外，他很早就会被扶上一把手的位置，但显然这不是毛泽东这辈子的风格！

共产党开完“三大”，国民党的“一大”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召开。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受孙中山委托，担任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曾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踊跃发言，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同为两党“一大”代表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常依据孙先生说法发挥他自己的意见，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异的目光注射着他，似乎在欣赏这样的青年精神。汪精卫称赞毛泽东，究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发言踊跃，态度积极。

电视剧《光荣与梦想》里的陈独秀和毛泽东

这必然给国民党高层带来极深极好的印象，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候，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钦定毛泽东为候补委员。并任命他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后来又兼任文书科主任。由此共产党中央局秘书，也成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核心人物。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五省市党务工作，是广东根据地之外最重要的机构。毛泽东同志一人兼任国共两党的核心要职，能力优秀可见一斑。

胡汉民虽是上海执行部的组织部长，但实际工作，基本由毛泽东承担。后者主持了各地党组织的调查，对党员实施重新登记。两个月时间，就帮助国民党建立起了相关省市县区的各级组织。国民党元老谢持，仗着自己是中央监察委员，给孙中山当过秘书长，拒不登记，胡汉民和上海执行部宣传部长汪精卫都劝不住。机关里的共产党员硬怼回去，毛泽东却宽严相济，给了谢持台阶，说找人把表送到家，给人家好好解释一下，愣是感动了谢持，带头填了表，从此再没有人敢摆老资格，大家都得按规矩办事。

但国民党真不按规矩办事，毛泽东同志在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任劳任怨，宁愿得罪人也要把工作干好，自己都累得脑贫血、神经衰弱，病倒了。陈独秀和包惠僧都看不下去了，说：“润芝气色不太好, 身体很瘦弱、很不好, 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你能认出里面的几位共产党员吗？

可国民党却欠发他6个月的薪水720现大洋。从1924年2月到12月，毛泽东为国民党工作了整整11个月，你们却只给了5个月的工资，是不是太不像话了？更不像话的是毛泽东因病退出上海执行部，接任胡汉民担任组织部长的叶楚伧，特地在上海执行部宴请职员, 以志庆贺。

饶是如此，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再次见到已经靠边站多年的叶楚伧，却仍是以礼相待。

好在汪精卫对毛泽东青眼有加，而且毛泽东的恩师，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挚友，早就向汪精卫引荐过自己的学生。从广州国民党“一大”到上海执行部，汪精卫对小自己十岁的这个年轻人的实际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所以当孙中山病逝后，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的二代目，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同时身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便以政府事繁，难以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为由，提议由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汪精卫的提案，迅速得到通过，大会对毛泽东的唯一要求，就是请他立即到宣传部主持工作，越快越好。

孙中山手书的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没办法，汪精卫太忙，职务太多，他留在中宣部里的，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真的都是垃圾，这不是我夸张！汪精卫这个怕老婆的怂货，这么要害的机关，你不管事儿也就罢了，却委托给陈璧君家的远房亲戚陈春圃和所有升天而来的广东籍鸡犬，他们连按时上下班都做不到。

更要命的是这帮宝货，连个工作计划都没制定过，甭说掌握媒体动向，引导舆论风气，他们没有出版过任何宣传三民主义的书籍、小册子和报刊杂志，连一张传单都没有，也从不关心国民党的政策方针能否及时传达贯彻，是否得到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认可和支持。大家很忙，忙着贪污公款和虚糜公帑，忙着吃喝玩乐，打茶围、叫姑娘……

为什么偏偏要选共产党员毛泽东来负责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呢？

这其中除了汪精卫对于毛泽东才华和能力的认可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相比起他负责的国共党务和组织工作之外，宣传工作才是他的老本行。“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虽然只搞了一个月，出了五期，就被反动军阀张敬尧给查禁了，但其影响力和毛泽东的行动力、执行力，都由此得以极大的展现。

《湘江评论》创刊号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除了两块豆腐块和豆腐丝大小的文章是“子暲”，也就是萧三写的外，都是毛泽东亲自撰稿。五期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一个月能写40篇文章，谁不服气，自己试试能不能做到？撰稿是他，审稿、编辑、校对、排版、联系印刷、发行，也都是他，甚至有时候还得上街卖报。

《湘江评论》问世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湖南各地，许多进步青年、中小学教师和各界人士，都喜爱阅读《湘江评论》。除了湖南外，上海、北京、武汉、广东、四川等地都有它的读者。李大钊看到创刊号，评价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连胡适也在《每周评论》上，评价《湘江评论》是“意外的欢喜”，评价毛泽东的文字“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所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请共产党员毛泽东出掌国民党的中宣部，实在是实至名归，眼光相当老辣精准。

1925年10月7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1925年的汪精卫和陈璧君（右）

尽管汪精卫打过招呼，隆重推荐了这位湖南年轻人，升天鸡犬仍表示情绪稳定，对新部长不理不睬，照样啥正事不干，仿佛这世间从来没来过毛泽东一般。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岂容这帮废物占着茅坑不拉屎？

实干精神是共产党人的实践品质和优良传统，也是是检验干部的重要标准。作为共产党内著名的实干家，毛泽东把实干作为新风，带到了国民党的中宣部，一切工作都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要落到实地，首先就要打造一个让实干者有想头、有奔头，有施展抱负、展现才能的平台，把不思进取、推诿扯皮的昏官庸官，统统撵走，换上想做事、做实事，敢担当的干部。

茅盾（沈雁冰）

比如陈春圃这个秘书职务，就换上了沈雁冰。如果你对这个名字不熟悉的话，他的笔名“茅盾”，你总听说过吧？即便你没看过他的《子夜》和《林家铺子》，只要不是“九漏鱼”，至少应该学过他的三篇课文：《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白杨礼赞》和《风景谈》。

此外毛泽东还请来了萧楚女，当时广州最爆棚的革命脱口秀表演艺术家。别看他长得一脸大麻子，听名字又以为是个女生，却能把革命道理寓教于乐，通俗易懂。而且此公特别善于讲笑话，眉飞色舞，极为生动。

萧楚女 烈士

萧楚女同志的人气当时有多高呢？周恩来和陈延年的留法同学沈沛霖，就说我党在广州诸贤中，萧楚女是最善于演讲宣传者。毛泽东也曾告诉沈沛霖，同在农讲所当教员，萧楚女最受学生欢迎！

因此毛泽东同志执掌的国民党中宣部，当时被叫做“人才内阁”。

有了人才，事情就好办了，毛部长遂大刀阔斧，开始了一场“宣传革命”。

国民党原来没有任何宣传工作体制可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搞宣传基本属于“一时兴起”，上下无联动，更无配合，年初没计划，年底没考核，更没有总结，上级没有宣传要点下发，基层没有工作进展汇报，国民党对于自己办的报纸，也没有思想把关和业务指导……

总之一团糟，要啥没啥，为此毛泽东重点抓了宣传工作体制建设，为国民党铺设了最初的宣传工作体制架构。

青年毛泽东

一个全国性政党，没有党报党刊作为喉舌，怎么能行？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创办了《政治周报》，作为党内最高政治刊物，由中央宣传部负责编辑、发行，毛泽东任总编辑。很快这份报纸就打开了局面，每期发行达四万份，在北上广和开封、重庆、昆明等全国大中城市及香港等27座城市，都有分销处，读者众多。一篇篇好文章，导致广州街头的报摊一报难求，大有洛阳纸贵之意。即便是我们的死敌，国民党右翼的“西山会议派”也不得不慨叹，共产派有人才，有办法！

中央有了党刊，地方党部怎么办？

毛泽东指导核心城市的党部，相继创办了汉口《楚光日报》、长沙《湖南民报》、北京《国民新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又针对国民党日益成为全国性党派，但经费、人员不足，没有成为多数地区执政党的现实，提出以补贴办报的形式，选取重点地区的重点报纸进行合作。合作条件相当宽松，只要不攻击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适当拥护，给我们正常的发声渠道就好了。

毛泽东创办的国民党第一份党刊《政治周报》

毛泽东提议国民党应该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将其视为实施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提到各级党部日常工作和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设立“宣传委员会”，讨论全国宣传事项，定期不定期地颁布宣传大纲，及时适应最新的革命形势；同时加强宣传部与各部门的横向联系，中宣部与地方宣传部之间的纵向联系；上海作为广东根据地之外的最重要的桥头堡，还要单独设立一个“上海交通局”，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关系，以便把重要最新的宣传材料，第一时间传递到位。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要成立一个“检阅会议”，统一审核国民党所有的对外宣传材料，以一个宣传口径对外发声，确保不跑偏、不走样，要通俗易懂，要说人话，要干人事，扎人堆儿，要赢得青年，要与人民群众达成一致，取得真正的宣传实效，而非流于形式。同时紧盯党外媒体，及时批判与革命思想相对立的错误言论，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豢养的作者和平台，进行毫不留情地战斗。

目前可以看到的，国民党中宣部最早的宣传工作大纲，就是1925年11月27日，周恩来领导总政治部为第二次东征，由时任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设计制定的。

1927年3月，汉口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的毛泽东（二排右三）

不但是一个宣传大纲，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有了起色，制度建设迅速走向正轨。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所作的党务报告中，毛泽东领导的宣传部得到了重点表扬：

“有一件事可以乐观，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汪精卫对于毛泽东代理中宣部长的工作成绩也是非常满意，国民党“二大”，汪精卫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后就推荐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大”上，强调了工农特别是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要性，还从宣传工作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角度，告诫大家：

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左第四）

“我们如果想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拥护农民的利益。宣传部应当正式指示，凡是赞成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心，就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宣传部应时常指示各党员，并且命令他们趋于这个重心。”

我们假设国共不分裂，国民党沿着正确道路走下去，毛泽东同志很可能就会以我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成为国民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但是很不幸，国民党“二大”上，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改变了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版图，右派占尽优势，左派陷入孤立，原本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不仅当上了中央常务委员，而且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就为蒋介石全面篡夺革命领导权，最终叛变革命，把屠刀挥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反共势力在国民党内日益占据上风，并开始了对共产党员的大清洗。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要阴谋暴动，推翻国民政府。以此为借口，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处，逮捕了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并扣留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第一军的共产党员。

蒋介石和黄埔一期优等生合影

毛泽东拍案而起，冒险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长子），俩人的态度完全一致，再不能妥协退让下去，否则军权丢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就成了任人宰割的案上鱼肉，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就到头了，他们立即前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处商量对策。

毛泽东强调这是国民党右派的一个反共大阴谋，建议迅速采取强硬态度，打消蒋介石的嚣张气焰，他提出军政双管齐下的策略，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削其军权，开除党籍，同时利用蒋介石与其他各军的矛盾，声讨蒋介石。

陈延年 烈士

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有6个军，除第三军朱培德外，其他各军首脑都反对蒋介石，而且第一军内的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此外国民党左派完全支持我们，中间派和右派中不少人，对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和以军权干涉政权、党权的作风也有警惕。

周恩来

但这一建议遭到了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反对，毛泽东又赶到李富春家，找到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要周恩来也去劝苏联人，大家再请示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不能再软下去了。

可陈独秀却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决定继续妥协，还给蒋介石写信道歉，说：

“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够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

陈独秀的“真诚（真蠢）”没有感动蒋介石，共产党人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轻易地夺取了第一军的全部军权。

陈独秀

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要彻底撵走共产党，压制国民党左派，全面夺取党权，逐步实现党政军权的一把抓。

毛泽东等人还是主张坚决反对，而习惯退让的陈独秀，却没心没肺地认为《整理党务案》有利于国共两党的“团结”，并以中共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说这是你们国民党的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无权赞否。还积极予以配合，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名义，要求在国民党中担任执委和候补执委的党员服从。

随后《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使共产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的所有重要职务，毛泽东也就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而蒋介石，则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全面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为一年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

蒋介石靠不住，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又寄希望于汪精卫，结果汪精卫和蒋介石如出一辙，限共、分共到反共的戏码再次上演，这就是“四·一二”之后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的底线比蒋介石还低，后来又当了汉奸卖国贼，国民党反动派是一蟹不如一蟹。

油画《向井冈山进军》

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全身心投入农民运动，他给所有学员都发了枪，全面加强军事训练，还告诉大家：

“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

另：值此百年党庆之际，作为共产党员（1999年入党），谨以此文，聊表寸心。七千言汇成一句话：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