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认罪为何这么难？

首先想说明的是，文中所指的日本人，是85%以上的日本人。

每年8月，可以称作是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月”。8月6日，日本广岛纪念原子弹爆炸日。8月15日,日本终战(即日本无条件投降---笔者注）纪念日。前者的主题是“悼念遇难者”，后者是悼念“为国殉难者”。在这两个日子里，值得一提的是，不但官方积极主动（有时迫于国际形势，8.15内阁官员不得不回避），日本民众都是非常积极主动参加的，既无怨无悔，亦难发现意见领袖的唱反调的自由言论，高度体现日本“舆论一律”的光荣传统。多年来日本人自觉参与“爱国主义教育月”活动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再值得一提的是，8月6日的大会，近年来外国官方和民间的代表参与度也越来越高。2012年的广岛大会，就有71个国家代表和欧盟代表参加。据统计当年广岛和长崎一共死亡24万余人。他们不但得到了日本人民的永久悼念，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悼念。至于为什么原子弹会在那里爆炸的历史背景，则鲜有人提及；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也几乎无人触及；还有别国在日本侵略时死难的数千万民众的话题，更是不会出现在这样庄严隆重的国际性纪念大会上。

回望我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死难人数超过广岛长崎，但有过国际社会的代表参加吗？确实有过日本人参加，但屈指可数。再说中国老百姓，积极主动参加的应该不会多，特别是在这些年，为数不少的青年人热衷于“历史是玩意儿”之类的戏说历史，把国家历史教科书的很多内容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是政治宣传。因而与日本人普遍认同的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说法殊途同归。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中国某些精英的言论：“你们自己的历史都搞不清，还说别人”。举的典型例子就是：日本广岛长崎死了24万多平民百姓，这个数字精确到了个位，是以户籍本普查根据的。而南京事件（日本只有“事件”说法）中方人员的死亡人数，又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呢？这话一听确实在理，于是乎，爱国心切的国人痛恨自己怎么就没有像日本人那样严谨认真，而意见领袖则为日本人的说法推波助澜。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

笔者可以遗憾地说，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死亡的的精确数字是永远也查不清的，只能是个估计数。当年参加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著名法学家梅汝璈先生就指出：

“（南京大屠杀中国死亡人数）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精确地计算，同时，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估计（30万-40万）同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丝毫没有矛盾或抵触（指远东法庭记录：1720号：表格：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中国死亡人数估计）”。

为什么中国不可能有精确数？只要追溯日本侵华时的某些背景，答案即可明白。当时的中国人没有能力像日本人那样会精明算计。日本为“进入”（日本没有“侵略”说法）中国密谋策划了多年，把问题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种种细节考虑得十分仔细周到，其中就包括如何杀人而又能隐瞒事实真相。

1933年1月日本指定的教科书《对支那军（即中国军人---笔者注）战斗法之研究》中有如下内容：

“俘虏处置：支那人无完整之户籍法，且兵员多系流浪汉，其存在未被确认者不可胜数。因此，即使将其杀掉或放置他乡，断不会构成社会问题。”

问题的真相就是这样。当年的民国政府没有完整的户籍法，又怎么能以户籍本来核对中国死亡人数精确到个位呢？！日本人就用这样的障眼法来欺骗世界。我们的知识精英，特别是某些对日本研究颇深的，竟然也随声附和日本说法，不知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我们这些年来的不少年轻人，就是这样跟着知识精英们的指挥棒独立思考的。要说中国的教育失败，最大的失败就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日渐淡薄。个中原因，各方有责。在此暂不细表。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一直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战后的日本成为美国的小三（石原慎太郎 语），算是西方世界的一员。所以，尽管是美国向日本投掷的原子弹，但在悼念日本受难者这一点上至少表面行动上是一致的。美国动，西方其它国家如影相随，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国际社会。奇怪的是，作为中国在二战时的反法西斯的盟友们的西方诸多国家，对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却没有一点普世价值的表示，甚至对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否认南京大屠杀，他们几乎都作壁上观。

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些中国的知识精英喜欢拿中国被孤立说事，剑指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

西方一直认为，日本对中国进行了殖民战争不假，但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也是事实；日本是残暴地杀了中国人，但历届中国统治者也残暴地杀了自己的同胞。在西方看来二者的最大的区别是：德国法西斯打碎的是欧洲自由民主生活，而中国老百姓在日本侵华前就是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社会制度中。这样看来，日本的侵略也好，杀人也好，都是含有进步因素的。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当然也没有什么好同情和纪念的。新中国的成立，无非是一个人权恶劣的社会制度，西方的敌视是正当的，就更不可能对新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友好的表示。总之，中国的新旧社会制度都是不符合西方标准。

二战中各国的死难者也就按照普世价值分成了三六九等。日本人的“侵略有理”“杀人无罪”也成为了西方的共同价值观。遗憾的是这种价值观在中国也有一些市场。就在前些年，某些知识精英还举出日本在东北的建筑之坚固来反讽今日中国之建筑，得出的结论还是被殖民好。还有的知识精英说不能总是纠缠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历史，中国自己在文革中不也自相残杀吗？甚至提出我们能为日本侵华期间的中国死难者立碑纪念，我们也应该为中国文革期间的死难者立碑纪念，他们把日军侵华杀害中国人罪行和文革时期中国人内部间的武斗内乱画上了等号，真的是匪夷所思。由此看来，日本还真的把中国给算计透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也算是把中国给算计透了。中国人自己不自尊，谁还会尊重你呢？就算你天天帮腔普世价值，当小三还轮不上，充其量就是个小四小五小六。在这一点上，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那些知识精英还真要向日本人学习：天皇也好，军部也好，战败的苦果并没有使日本人对天皇和军部有任何的不恭！

日本是个天皇至上的国家，忠君是每一个日本人的最高义务。天皇下令开战，全民义无反顾，连慈悲为怀的僧人亦不例外；天皇下令终战，全民放下武器，无一人违令。8月15日是日本终战纪念日，日本各地的靖国神社、护国神社和忠灵塔等地，悼念“为国殉难者”的日本民众人满为患。特别是祭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东京靖国神社，整齐肃穆的的队伍延绵数十米，中青年还占了大多数。“靖国”乃镇护国家之意，原来只是祭祀日本明治维新内战期间死去的官兵的。后来日本对外扩张，所有战死的官兵也被祭祀其中。1935又在它前后院路旁建立了一对高达十米的，展现日本帝国的“武功伟业”的石塔，镶嵌了十六面意谓“皇运进展”“鏖战奋进”的浮雕，形式上有点像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16面浮雕中，包括甲午海战、侵占台湾、炮轰奉天、占领南京等与侵华有关的共10面，供日本人缅怀先人光辉业绩。配套设施还有一个“游走馆”展示日军的战利品，绝大部分是侵华战争中缴获的，展现了昔日日本皇军的辉煌。日本民众的每朝拜一次，都汲取一次前行的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上一度出现了巨大的混乱，且不说爱党，就爱国而言，和日本人相比，差距是越来越大。无原则的哈日和自卑自贬的言行举止交相辉映，经常可见。但我们的七七事变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鲜见有年轻人自愿参观。我们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不要说举行什么纪念活动，能记得的又有几人？在这方面，我们比俄罗斯人都差的远！比韩国人差得更远！日本人可以对韩国人，俄罗斯人无可奈何，但对中国人就能趾高气扬！日本人对韩国可以半掩半遮地谢罪，但要对今日之中国认罪，休想！

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罪恶感的民族，这首先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的人生观所决定的。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做人生观，他们笃信人有两种灵魂，但不是善与恶之间的较量，而是“温和的灵魂”与“粗暴的灵魂”在不同场合的出现，其目的都是“行善”。日本人天生就是善行者。这样就解释了一个矛盾现象：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的表现为什么是那样地温文尔雅，国际形象总是评价甚高；而在二战中日本军人却又那样凶狠残暴，其兽行令人发指。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外开放，在西风的熏化下自认为化蛹成蝶，步入了优良人种之列。于是，他们认为有义务提携劣等人种的兄弟之邦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善行，中国人一定会箪食壶浆以迎。但是事与愿违，他们的善意“帮助”得到了回报是中国人的顽强抵抗。为了让中国人理解他们“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手段残酷得无所不用其极，目的仍然是为了使大多数中国人能明白他们的以兄长自居的一片苦心。所以，在日本战败以后，日本人认为最大的不幸就是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并没有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日本的善行。即使战败了，日本人也不认为应该在道德上排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甚至最不好战的日本人也很少否认日本善行的目的。

在这种历史沉淀深重的人生观影响下，要日本人向被侵略国人民认罪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在1946年远东（东京）审判中，28名受审者无一认罪。那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东条英机，上绞刑台时宣称：

“这场战争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天皇等人并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我所说的责任是战败的责任。而开战本身，我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是为了自存自卫不得已，才作出的决定。作为首相来说，我没干错事，而是正确的的。”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日本人的爱国是和忠君，即忠于天皇完全一致的。至今为止，天皇一直是日本人心中的神，是永远没有错误的神。天皇的敕谕和敕语是真正的圣典，负责捧读的人如果念错一句，就会引咎自杀。1946年12月18日，中华民国的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将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向井敏明、野田岩、田中军吉判处死刑，他们在临刑前振臂高呼军国主义口号，至死也不认罪。二战后美国地缘政治需要，强力扶持日本右翼势力使之早已羽翼坚硬，反共成为了他们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日本向中国人民认罪，无疑是件难上加难的事。

但是，世上无难事，只要敢登攀。新中国1950年7月19日从当时的苏联接收了日本战犯1062名（包括后来科刑者45名+免予起诉者1017名=1062名），经过中国政府的改造，全部认罪。其中对45名的审判是1956年进行的，他们全部认罪伏法，无一例外。日本人认罪难的问题，就这1062名日军中的精英人物而言，新中国对他们的改造工作取得的惊人成功，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1062日本人回到日本后，绝大多数都成为了促进中日友好的人士。

新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无疑应该归咎于当年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以至国民素质等，都处于制高点。管教干部们忠于职守、循循善诱；新中国的昂首挺立世界；日本人尊为“太上皇”的美国人在朝鲜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挫败；新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文明礼貌和崭新精神风貌等等，无一不对战犯们的心灵产生震撼。1956年5月，根据周恩来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组织战犯们外出参观，目的地大都是战犯们当年烧杀掳掠过的地方，例如鞍山等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溃败前，日本关东军把鞍钢的所有技术资料销毁，设备破坏，扬言中国恢复要20年。但中国3年时间就恢复了。1956年的鞍钢，一片热气腾腾。战犯之一，伪满国皇帝溥仪赞不绝口：

“无数例子都向我说明：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不但在战场上可以打胜仗，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一样能打胜仗。”

战犯之一的日本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说，新中国现在是“路不拾遗”的国家，“生产的国家”，是“身心强健，文明礼貌的民众”的国家，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变了。后来这些回到日本的原战犯们组织了“原日本人战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从事日中友好活动。

原日本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先后三次率团访华，第一次是1965年秋，时年76岁。他在拜谒中国殉难者时诵读祭文道：

“对于贵国政府如此深情厚意的宽大关怀，我们和我们的家属、亲友以及许多同胞，莫不喜悦满怀，表示感谢。”“你们的祖国----新中国，在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强大的和平堡垒，巍然屹立于东方。”“因此，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忏悔：我们从前的罪孽是多么深重啊！”

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用了14年时间，被改造的战犯1062人。这1062人尽管可以说是日本人中的精英分子，但比起当年要为天皇陛下“一亿玉碎”来，在数量上还是太少太少。因此，要改造日本人几百年形成的岛国国民劣根性，毕其功于一役或数役都是不现实的。但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改造日本战犯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