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永远的人民战士

1996年6月24日，耿志远与父亲耿飚在住所院内合影。

毛泽东评价他为“敢讲真话的好大使”，叶剑英称赞他是“人才难得”。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耿飚。

“父亲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大风大火、坦荡耿直！他的一世英名是留给儿女的无价精神之宝。”在耿志远的回忆里，父亲耿飚是一名忠贞的共产党员，自1932年领到党证后，“无论是战争年代行军打仗，还是和平年代出使外国，父亲始终贴身珍藏着那张党证，直到去世”。

2022年6月，耿志远接受了《中国新闻发布》专访。

谈父亲的戎马生涯——“他将一生

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1909年夏天，耿飚出生于湖南醴陵的一个贫困人家。由于自家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年幼的耿飚只能与父母借住在耿传公祠。祠堂的石碑上雕刻着“重孝行、尽悌道……宜爱国……务正业……”等祖训，文字朴实，透露出祖上对后人的垂训与期冀。这些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的祖训族规，不仅给耿飚的言行打下深刻烙印，也对他日后的思想作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一名带领七个民兵的游击队长，到指挥千军万马征战沙场的兵团参谋长，耿飚将军在24年的戎马生涯中立过无数战功。长征途中，他战湘江、渡乌江、强攻娄山关、四渡赤水河；抗日战争中，他保卫陕甘宁，收复张家口；解放战争中，他与杨得志、罗瑞卿共同领导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在耿飚同志百年诞辰之际，夫人赵兰香对他的评价是“一生都保持了工人阶级、革命军人朴实无华的本色和胸怀坦荡的品格”。

耿飚与美军观察组成员在长城上。照片上方文字为耿飚亲笔书写。

中国新闻发布：您父亲有没有提起过他年轻时的战斗经历？

耿志远：我的父亲13岁到水口山铅矿做童工，16岁参加共青团，19岁转为共产党员，将其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他曾在不经意间提到几个小故事。父亲从小习武健身，在战场上能征善战，而且有几个绝招，比如夜里被人偷袭，就去摸对方的帽檐儿，一下就能断定是敌是友，如果是敌人就马上蹲下，直接拿刀砍下去。

我1946年出生在张家口，那时正是父亲与程子华率部收复张家口的关键时刻。由于本来已经投降的日军拒绝向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交接张家口，我父亲便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部队从东、南两面攻入城内，突破清水河铁桥防线，并占领了日本领事馆。据我母亲回忆，解放战争初期，处境十分艰难，父亲在前线打仗，我家就和杨得志家、罗瑞卿家每家一辆牛车，随时准备转移。

中国新闻发布：您父亲的回忆录中曾提到，他有一个好习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都坚持记日记、拍照片。您见到过这些日记和照片吗？

耿志远：我的父亲是一个十分细致的人。1931年，红军东征漳州，缴获了一批照相机，上级批准他留下一架。这架相机陪伴父亲走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拍摄了很多他战斗过的地方和战友的照片。

1936年6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奔赴苏区采访，党中央希望通过斯诺向世界讲述中国红军的故事，于是动员大家提供第一手资料。我父亲便把日记本借给了斯诺，解放后还惦记着要找回来，可惜没找到。翻开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有的照片还是父亲的作品，书中对长征的描写，有些也得益于父亲的日记。

外人可能很难想象，父亲小时候只读过一两年私塾，哪来这么高的文化水平？父亲告诉我们，他都是自学的。他喜欢看书，看完一本就换另一本，碰到实在喜欢的书就一直背着，行军打仗都舍不得扔掉。

谈父亲的外交事业——

“毛主席都称赞他‘敢讲真话，

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另起炉灶”的外交战略方针，不少军队高级干部被选调出任驻外大使。为了让新中国的第一批大使们尽快适应国外的生活，外交部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把大使和家眷们集中到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教他们学习外交礼仪。耿飚也受中央委派，从骁勇善战的将军转型为儒雅睿智的外交官。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派驻在西方国家的大使，耿飚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驻缅甸大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身为外交家，耿飚不辱使命，开辟了与巴基斯坦的“巴铁”关系，推动开通至巴基斯坦的航线和公路，打通了祖国的西大门。

中国新闻发布：1950年，您父亲是怎么转行从事外交工作的？

耿志远：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大批信得过的干部转赴外交战线。二是我父亲具备一定的外事工作经验。

1944年10月，耿飚和美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在从延安赴晋察冀途中合影。

1944年9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父亲率部护送，并且成功带领他们通过敌占区，突破封锁线。这是周恩来同志亲自点名的任务，也是父亲第一次接触外事工作。这次执行护送任务展现出了父亲出色的对外联络与沟通能力。

任务结束后，美军观察组成员保罗·德穆克问我父亲如何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我父亲说“无所畏惧”。1985年，保罗·德穆克访问中国，托人转送给我父亲一本相册，封面上用中英文写着：“送给我们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

德穆克托人转送给耿飚的相册，封面上用中英文写着：“送给我们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

中国新闻发布：您父亲担任驻瑞典大使时，您年纪尚小，有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耿志远：父亲出使瑞典时我才四岁。那个时候驻外大使的未成年子女可以跟随父母出国，我就在驻瑞典大使馆跟父母共度了一段短暂的时光。记忆中，那是个冰天雪地的国度。父亲的许多传奇故事都是后来从旁人口中得知，让我深感自豪。

1950年10月1日，耿飚在驻瑞典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这也是我国大使首次在西方国家举行国庆招待会。

有一次，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瑞典皇家海军司令问父亲：“听说阁下是位将军，请问您指挥过多少军队？”父亲回答说：“也就十几万人吧。”对方感到很惊讶，这个数字比他们国家所有的军队还多呢！一旁的贵宾都称父亲是“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使者”，我父亲却说：“我只是伟大国家的一名普通士兵。”

中国新闻发布：您父亲为奠定中国与巴基斯坦的“铁杆”友谊做了哪些工作？

耿志远：1956年，我父亲接到通知，调他到巴基斯坦当大使。在那之前，巴基斯坦作为英联邦成员，总督由英国女王任命。直到1956年，巴基斯坦才真正独立并选出了第一任总统。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之下。美国策动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形成两个链条，通过巴基斯坦联结起来，在中国的西面和南面形成了弧形围堵圈。毛主席亲自与我父亲谈话，希望他重视巴基斯坦的重要战略地位，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打开中国的西大门”。

1978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与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前左）共同为中巴公路剪彩。

父亲按照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发展中巴友好关系，积极推动中巴两国交通连接，策划建立中巴航线，推动开通两国间的公路，为此多次拜访巴基斯坦领导人。1978年，我父亲与时任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一起参加了中巴公路（喀喇昆仑公路）通车剪彩。在竣工仪式上，哈克总统感慨地说：“中国的现代筑路队帮助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实现了千年的梦想。喀喇昆仑公路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建设者用汗水、鲜血和生命筑成的友谊之路。”

巴基斯坦学者也不止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赞我父亲对中巴友谊的贡献。有学者撰文称，“毛主席将耿飚派往巴基斯坦的决定高瞻远瞩，是正确和及时的。”

习近平主席2015年4月访问巴基斯坦时，也曾提到我父亲对中巴友谊作出的贡献，他讲到：“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也是我的老领导耿飚先生曾经说过，‘中巴传统友谊必然像喀喇昆仑公路一样越走越宽广。’”今天，中巴关系发展印证了父亲的预言，中巴两国都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善邻的珍贵、朋友的温暖。

1978 年耿飚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时种下的友谊树。

中国新闻发布：您对父亲外交生涯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耿志远：父亲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一直是将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形象放在第一位的。

1969年，父亲被委派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那时，阿尔巴尼亚被国内称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当时的中国尽管还很贫穷，却节衣缩食，为阿尔巴尼亚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面对援助这个国家给我国造成的困难，我父亲主动把真实情况报给中央，大胆提出调整援阿方案的建议。这份报告由外交部转呈中央后，毛主席看了很高兴，称赞道，“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1980年5月，我父亲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并被邀请进入白宫，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夫妇在晚宴过后特别邀请我父母在居所共同观看电影《星球大战Ⅱ》。观影过程中，卡特总统随意地坐在地毯上，我父亲则犹豫再三，最后选择坐在沙发上观看。活动结束后，父亲告诉随行的工作人员，虽然美方盛情接待，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要保持大国的礼节礼貌，不能随卡特总统一起坐在地上。可见，多年的驻外经历已使父亲将身为外交官的神圣职责铭刻于心。

谈父亲的初心使命——

“如果你们犯了错，

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

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曾安排耿飚在不同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善于学习钻研、全心服务人民，每个岗位都干得很出色。耿飚常说，“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我的心从未离开过人民群众。”

中国新闻发布：战争年代您父亲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他是否向您谈起过当时的事情？

耿志远：父亲曾跟我讲过一件小事。抗战时期，他所在的385旅驻扎庆阳时，有一次，天空飞来敌机，八路军迅速组织群众撤入防空洞。这时候，我父亲得知一位胡老汉还在自家房子里，就马上跑到他家，背起他就要走。胡老汉推开父亲说：“我知道八路军是好人，但我老了，没用了。你们赶快走吧，你们可是重要的人！”父亲听到这句话，便告诉老人：“我们之所以重要，就是不能让你有危险！”说罢背起老汉，一口气把他送到防空洞里。

中国新闻发布：党史上有著名的“耿飚之问”，也发生在庆阳，请您讲一讲这段故事。

耿志远：那是1991年，我的父亲和母亲从工作岗位退休，回到了阔别50年的甘肃庆阳。一天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来了一群告状的老乡，诉说他们对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随后，父亲接见了县里主要领导，他没有批评和责备，却心情沉重地讲述了一件往事。

父亲当年带部队在庆阳驻扎时，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后，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群人，为这个战士求情。父亲告诉那些老百姓，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但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父亲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就连受害者的父母都向部队请求让这个战士戴罪立功。最后，父亲只得流泪同意了群众的请求。

讲到这里，父亲说：“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典故——“耿飚之问”。

谈父亲的高尚品格——

“他的光明磊落，铸就了耿家清正的家风”

稳健细致、谦和朴实、作风正派、心地善良……这是许多与耿飚共同战斗工作过的人对他的一致评价。耿飚的高尚品格也铸就了耿家良好的家风。

中国新闻发布：您对父亲教育子女方面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

耿志远：父亲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和我们，言传身教，同时也十分尊重我们的选择。1964年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年我考入了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直到录取通知书发下来，我父亲才知道我要从事原子能研究工作。他非常高兴，经常对别人说“志远是自己考上的”。

我父亲处事十分有原则。1983年6月，父亲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那时外事委员会急需人才，我是清华大学毕业，觉得自己有文凭、有工作经验，又年轻，就想调到外委会工作。哪知，父亲不容商量地说出两个字：“不行！”我当时就很纳闷，我曾向父亲推荐了两个同学，没怎么费事就调过去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卡壳呢？

父亲告诉我：“你介绍的两个同学毕业于清华，经面试，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也很强，所以我们才同意调进。至于你，不同意调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不合适，影响不好。”

我父亲曾先后主管过多个部门，有不少人找他办事，但他从来都是秉公处理。父亲光明磊落的性格，铸就了耿家清正的家风，这是留给子孙最大的精神财富。

如今，耿飚的书房里依然保留着他晚年生活的痕迹，书架上摆满了泛黄的书籍，桌上陈列着全家福合影。耿志远退休后致力于公益事业，足迹遍及全国，在他的影响下，孙辈耿巍也加入做公益的行列。耿家后代始终遵循耿飚的教导，接续传递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自觉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采访对象及供图：耿志远（耿飚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