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奠定蒋介石日本情结一生的作品
二、所谓的同文同种与日本的《兰学》
本文引用史料一览:
《蒋介石日记》
《蒋总统秘录》
《冈村宁次回忆录》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本文运用的史料较多,但中心思想说来其实只有1个——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最大、也是最顶级的1个精神日本人。
也就是说笔者不仅认为他像传统主流观点描述那样是一个亲日派,同时还认为他具有高度的日本民族自我认同感——他的一生中,凡遇讲述日本话题时,他都表现强烈的“知日第一人”的自我标榜,他自认为是国民党内,抑或是整个中华民族最了解日本的人,这些心路历程不管是他在大陆时期的“黄埔特训班”、“庐山训练营”与“南岳军事会议“等,以及后来台湾时期的“圆山军事班”和“革命精神实践研究院”的讲话里,都看得出:
“我从前羡慕日本的传统精神,亦爱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古屋圭二《蒋总统秘录》第二册,第214页)。
此书为蒋介石1974年8月15日起亲自并正式授权给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二以《中华民国国家档案》与他的《日记》为蓝本连载后成书的,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流传世上的蒋介石历史研究作品中最接近他本人的视角的书籍,因为这就是他亲自审阅发表的。
这种认同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崇洋媚外的精神,也不仅因为他确实有相当了解,最根本的还是他自已就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理论,因此也颇为自信,认同感自然就高。
但话往回说,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一个国家领袖,却具有超越国家与民族血统的亲日、知日、媚日之精神,这无疑是一种超级逆向种族主义,也因此从1926年北伐开始,蒋对日本的“贡献”就一直在发生,而且直到他死后都没有停止,特别是对战后的日本,简直犹如再生父母般伟大!他竟然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即“以德报怨论”论)里称那些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人为“无辜的人民”(原话: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和“要爱敌人”(蒋介石引用基督教的话)这样露骨的话,恐怕不能用“高瞻远瞩”或是“博大胸怀”就笼统定义,毕竟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是灭绝人性的战争罪!与中国人民有血海深仇,可谓不共戴天,再怎么现实考虑与有国际影响,这态度也绝对有问题。
为使大家充分了解,兹展示全文如下: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从文中可见,整篇《胜利书》的主基调与重点根本不在“中国人的胜利”,而是两点,第一点是肯定盟国对中国抗战的帮助给予了最大的肯定,蒋介石不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胜利,而是“联合国的胜利”。而另一个重点则是在呼吁全中国人与全世界人民宽恕整个日本国,还包括了侵华日军在内!他不认为抗战胜利了就是对日“完全的胜利”,他的“完全胜利”是要用以德报怨去感化战后的日本,以使中、日恢复“亲如兄弟”的关系。
蒋介石的这种良苦用心,是非常明显的,对于侵华日军来说,这篇《胜利书》简直就是“及时雨”(15日上午10时),《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有深刻体会:
“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我等日人态度,总的来看出乎意料的良好。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我认为其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委员长8月1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苏联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
而这篇《胜利书》竟然还是他亲笔写的!
“近日忙迫,本托(陈)布雷伐拟,以其病,至今未动笔,故不如自拟为快也”——《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14日。
虽因陈布雷病了,但蒋的文胆多的是,完全还可以叫其他人写,毫无疑问,这完全反映了他的相当重视与迫切发表的心态。
于是……此后蒋介石便开启了他一发不可收拾的“拯救日本行动”!他保住了战争罪犯头子裕仁天皇,保住了日本国土不被分裂,保住了侵华日军总头子冈村宁次和一干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军战犯的性命,而他对日军与侵华开拓团无微不至的照顾(创造了10个月就遣返200万日人的高效纪录,远超民国载运负荷)就更不可思议了,直叫人有“捧匣跪发,五内震骇”之惊感!如此这般……林林种种……即使是考虑为了“反共大业”与“开罗会议”中美国的影响因素后,但作为付出沉重代价的战胜国,也没有理由“宽恕”的那么彻底,似乎只有怀疑蒋本身就是日本人,或至少有日本血统,抑或怎么也得是日本间谍才能合理及有说服力的解释!
可是,他的确不是日本人,也不是间谍。
他是带领5亿中国军民与野蛮残暴的大日本帝国苦苦抵抗了8年的领导人!
你说是不是无法相信??
但其实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这样强烈的反差与铁一般的事实,才印证了蒋介石对日本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热爱与维护,要不然就只得怀疑论、阴谋论了……
现在,是时候来了解一下,蒋介石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子的………
一、奠定蒋介石日本情结一生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人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这篇由日本人宗方小太郎1894年10月挥毫发表的《忠告书》可谓深得我中华儒家文化的精髓,文采飞扬、引经据典、吊民伐罪,单以文采而言,并不逊色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檄文如陈琳之《讨曹操檄》、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与宋濂为朱元璋写的《讨元北伐檄》等。
文中俨然把日本当成了奉明朝为正朔的“大汉王朝”的捍卫者,斥满清为“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了江山的方外蛮族,而清国的汉人则成了“亡国奴”,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宗方小太郎又把日本野蛮侵吞朝鲜半岛说成了“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又云“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把侵略说成了解放,而把维护朝鲜主权的满清则被他说成了挑拨朝鲜“失礼”于日本,以此阻挠他们帮助朝鲜“开化”云云,纯系典型的强盗逻辑,蛮横无理。
但是这一番言论在当时的中国的确很有市场,姑且先不论在当时的历史(明末清初)中符合事实的“亡国论(汉人)”,就以汉人对满清贵族与统治的不满这一点的确是一直有之的,早期的大屠杀灭种政策,以及开明时期的“康乾文字狱”,一直就是汉族被压迫统治的象征,至清末满清因打输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后,作为民族主体的汉人又成了被不平等条约压迫最重的对象,而统治阶级满清贵族则继续尊享荣华富贵、日食万钱,但底层的老百姓、尤以汉族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却被“结与国欢心”的可怕巨额赔款榨得血水流干!野殍遍野!
因此,日本人准确地捉住了汉人(汉十八省)的心理!
宗方小太郎何许人也?
答:间谍也——专为日清战争而来华的情报间谍!
随后,日本也准确地豪赌了两把:
——1894年的甲午战争,“驱逐挞虏,光我中华”赢得汉人的民心。
——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东北,日本以少胜多打败了清末以来侵略中国最凶悍的沙俄帝国,更加极大地赢得了中国民心,让华人自1838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首次感觉到在西方人面前还有那么一点尊严。
对于此点影响,在《开诚忠告书》里宗方小太郎已经作了点睛:“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中日说是同一民族、荣辱共存。
这颗迷魂药,清末革命党人同盟会是最大吞服者,蒋公介石当然也不例外。
“我到日本去学习陆军,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的事,战争的结果,我目睹日本以一个新兴小国,以少数军队,竟然能战胜强大的俄国,因此我觉得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整军建军的工作,实在有一日千里之进步,是值得我们中国效法的,但这还不止是我到日本学习陆军的主要原因,我当时之所以立志做一个军人,乃是因为那次日俄战争的战场,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国,而在我们中国的东三省,我当时以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竟受了这种刺激,一方面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为非革命不足以挽救危机,而同时觉得我们要达到革命的目的,必须加入军队,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杀敌的武艺”(黄道玄《民国兴衰》第16~17页)。
此后,这一种对日本怀有“同文同种”又“中日共荣”的思想一生都被国民党与蒋奉为圭臬:
“中日两国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用呢”?——1934年12月《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为了重塑与日本关系,1950年9月到台湾又在《中央日报》重刊一次)。
“总理生前就一直强调‘日本与我们是同文同种的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日本在我们邻近,西方人才不敢来欺负我们’”,民国13年总理还特别到日本神户发表[大亚洲主义],呼吁日本支持中国革命,表达对“中日合作”的期盼。(《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255~256页,《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成立之意义》1950年5月21日)。
没几天他又重复一次:“在中华民国建国的当初,我们就主张: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假定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结果只是‘同归于尽’。在亚洲如果没有独立自由的日本,中国不可能单独生存;同样地如果没有独立自由的中国,日本也不能单独生存。日本因八年战争而失败了,可是获得胜利的中国,后来由于受苏联指使的共匪作乱,也同样地遭遇到了失败。同归于尽,真是不幸言中了”(《蒋总统秘录》)。
二、所谓同文同种与蒋介石不知道的“日本兰学”
从第一节里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日本的高度认同里,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点就是“同文同种”,那么这个“文”与“种”又是指哪些呢?我们撇开“种”的问题不谈,因为一是这问题说不清楚,二是秦朝时的“徐福东渡”在中、日民间都有经久的传说,不管存不存在,中日两国在“种”的方面,认同感是相互的。
所谓的“文”,蒋介石指的就是《阳明学》:
当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在轮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且有很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这个哲学的精义。特别是在陆海军官,对于阳明哲学,更是手不释卷在那裹拳拳服膺。后来我到书坊去买书,发现关于王阳明哲学一类的书籍很多,有些还是我们国内所见不到的,我于是将阳明哲学有关的各种书籍,尽我所能的财力买了下来,不断的阅读研究,到了后来这个哲学真是有手之舞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会的仰慕,乃知日本以蕞尔小国,竟能强大至此实得力于阳明学的[致良知][即知即行]哲学的结果(《总统蒋公言论思想总集》1950年7月30日革命理论研究院《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卷23,第339~340页)。
蒋介石不单把这个“文”归结为《阳明“心学”》,同时他还把这个理论与孙中山的一些言论结合了起来,而且还升华到了一个“中日大同”的精神境界,除了这一段外,他还讲过很多,包括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时,到高田联队实习时的经历与见闻,都通通归结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还包括了30年代他在大陆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核心理论,限于篇幅,笔者就不一一列举。
其实,蒋介石这个理论稍显无知,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阳明心学》的确在那个年代在日本很流行也深入民心,但主要是在军人当中,比如日俄战争中的功臣,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的口头禅和人生格言就是“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点蒋介石也察觉到了,所以他又将“阳明心学”与日本“武士道”结合了起来,认为日本因此得以练就“全民军事化”的举国风气并藉此成功使国力蒸蒸日上以千里计,但其实在日本的知识界,阳明学就没有蒋介石诠释的高度,在知识分子眼里与政府中,真正的圭臬是一种日本这个国家独有的学问,而且这个学问对日本的国体与命运走向影响还更加的大,而且也是根本性的影响。
它的名字叫做《兰学》。
兰学里的“兰”即荷兰,因此顾名思义《兰学》——就是荷兰传入日本的一种学问,大概“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时兴起,此时中国是明神宗万历时期,万历末期有“资本主义萌芽”一说;1698年随着荷兰逐渐在与葡萄牙与英国等殖民国家的海洋贸易竞争中获得了日本幕府的更高认可后,大量的西方书籍得以解禁并源源不断地进入日本三岛的学府和知识界,此时中国已经改朝换代,是为康熙三十七年,偌大的国度才刚刚上从明末清初的战乱与人口(被屠杀)锐减危机中恢复过来;1705年进入全盛期,此后再没有消失过,此时的清朝皇帝还是康熙,还是只有《孔孟》。
《兰学》具体传给日本人的学问主要有语言学、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测量术、炮术、制铁等诸技术,此外还有西洋史、世界地理、外国情况等人文科学。
不言而喻了,《阳明学》或给了日本国人以“知行合一”的精神要义,从而铸造了乃至今天日本人的各种优点,如富有理想,又有极强的集体约束性和纪律性、以及优雅整洁的形象和独特的礼仪,还有细心与细致的高效工作效率…..但一个简单的常识,一个民族不可能因为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就能使国家变得强大,还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正是《兰学》的出现为日本打下了坚实的现代化基础,学习了来自西方的先进文明与科学技术后,“脱亚入欧”这个对近代日本有决定性影响的国策才得以推广和实施,在幕末时期,日本不只有《兰学》了,而是学习来自欧美等西方先进发达国家的学问早已蔚然成风,因此《兰学》影响之巨大不言而喻,看看下面这个人的名字和图片即可:
福田谕吉——“脱亚入欧”理论的创始人和推动者,《兰学》之大成者,被誉为日本近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可以说是改变了日本几千年命运的第一人。
因此,蒋介石的理论只能算是对了一半。
下篇章《精神日本人蒋介石之(下) 》:
三、蒋介石对日本武士道的偏爱;四、属于日本人的“专属”Smile。
继续为您展示一个更加真实的蒋介石,一个精神日本人,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关注。
责任编辑:搁 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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