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由蒋介石所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推至峰巅，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危在旦夕。在事变发生前后的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就此发出很多重要而又具体的指示，仅文电便有三百多件，几乎每天要发出两三件。台湾著名学者汪荣祖、李敖在评论毛泽东处理皖南事变的全过程时，不禁感叹道：“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有理、有让、有利’，确实高招。江南一叶的凋零，给延安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此一政治资本的利息也滚滚而来。”

局势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整理党务》的决议案，确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又秘密颁布《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自年初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屡屡在陕甘宁边区挑起事端。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枪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名官兵。12月，胡宗南部侵占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阎锡山也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袭击抗敌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次年二三月间，蒋介石令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山区域的八路军总部。这便是第一次反共高潮。

◆周恩来（中）与叶挺（右）、项英（左）留影。

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卫的原则，沉重打击来犯之敌。八路军120师359旅回援陕北，配合留守兵团赶走绥德地区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连成一片。抗敌决死队重挫阎锡山部进攻后，分别进入晋西北和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正式编入八路军。八路军129师歼灭朱怀冰部3个师，击溃投降日军的石友三部。至此，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蒋介石并没因受挫而收敛其反共的初衷，而是把反共的重心由华北移向华中，新的反共高潮正在密谋策划之中。

华中地区处于黄河和长江之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而更重要的是，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日军侵略华中地区以后，敌后一大片广阔的空间，仍然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最早把战略眼光投射到华中地区，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特别指出:“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与八路军向华北发展时相比，确实面临许多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由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各方面素质都比八路军逊色，需经过整编训练，才能开赴前线作战。其次，华中地区多是平原、湖沼、水网，于开辟游击战争有诸多不便。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新四军军部组建较晚，华中的政治形势已经日益恶化。原先，国民党畏敌，退却逃跑，放弃敌后，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得以利用，发展武装力量，华北敌后的大发展便是实例，可是，此时的国民党也改变观念，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其政治、军事等的统治。所以，新四军要向华中发展，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还要时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背后袭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主持新四军工作，功不可没。但是，他在面对上述困难时，举棋不定，错过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良机。

1940年初，新四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毛泽东尤为关注江南新四军的前程，他指出，新四军的主要出路在江北，尽管已经失去一些良机，但是，仍然不能动摇向江北发展的方针，“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新四军江北部队根据这个精神，不失时机地向皖东敌后发展，到1940年3月间，就由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发展，却如芒刺在背，惴惴不安。他密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同时，为遮掩耳目，又玩起谈判的伎俩。他要朱德、周恩来来重庆谈判华中问题。很快，他又将军事进攻的重点移到江南，认为江南新四军的状况是:“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湾之鱼，稍纵即逝。”顾祝同多次要求江北新四军南调，以使江北新四军集中在苏南狭小地区，再予以歼灭。

 新四军在苏北打退韩德勤部的进攻后，毛泽东便估计到局势将会有新的变化，预料到顾祝同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军事压迫的手段。这时，毛泽东最担心皖南新四军的情况，它的北面是日军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处此态势下，随时都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所以，他致电项英:

 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部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等。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与此同时，英、美也签订了协定。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也使蒋介石成为两大集团都在争取的重要的政治人物。德、意、日要求他放弃抗日，加入他们的同盟。英、美则要求他加入英美同盟，美国愿给以大笔借款，英国则允许重开滇缅公路。苏联为避免东西夹攻，对中国抗日战争寄予很大的希望，明确表示不能因国共内争而影响抗日战争，因此，尤为重视与蒋介石的关系，所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不要刺激蒋介石，不可骂蒋、骂英美和骂英美派。蒋介石沾沾自喜，满以为有恃无恐，可以为所欲为，况且，新四军所活动的苏、浙、皖三省为战略黄金地区，一旦战争结束，华东重镇就很有可能落入中共手中，而这正是他许久以来的心病所在。如今“天赐良机”，他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甚至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挤走乃至剿灭新四军，以绝心头之患。

警告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毛泽东便警告全党:“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国共“摩擦中心将移至华中”，所以，应“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而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安危，一直系挂在他的心上，他早就告诫项英:

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开至华中，以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在茂林待命出发的新四军部队。

当时，陈毅、粟裕曾向中央建议：“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毛泽东同意陈、粟的建议，并致电项英等:“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为避免国共之间不必要的冲突，还制定了一条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可是，项英却缺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仍然以各种理由予以推宕，一心想“株守皖南”，甚至还梦想着蒋介石发饷发弹后再作计较。1940年5月4日，毛泽东针对项英的错误的糊涂观念，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南局的指示电，对东南局书记项英提出批评：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

这份给东南局的指示共有八条，其精神实质是认清当前形势，提高警惕性，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陈毅在苏南传达完这一指示后，便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但是，项英却心存侥幸，没有听从中央的“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的告诫，丧失了转移的时机，以至使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陷入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同年7月8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蒋介石认为“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指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八路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此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缩，不准自由成立抗日部队。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也不得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在原敌后组织秘密的抗日民众武装。蒋介石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要收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正当八路军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却把枪口对准苏北的新四军，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自9月3日起，韩德勤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一再避战、退却，并多次呼吁停止内战。可是，韩德勤自恃兵力优势，步步紧逼。27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如再进攻，只有自卫。这时，黄克诚奉中共中央指示，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10月4日，韩德勤调遣数万大军，向黄桥发动总攻。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一万一千人。新四军取得黄桥战斗的伟大胜利，从而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由黄桥战斗的胜利，判断蒋介石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更急切地向皖南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还在韩德勤分兵进攻陈毅、粟裕之初，毛泽东便致电中原局、新四军: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10月12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等，就新四军行动方针，再次提出警示: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立场，新四军已不能在国统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军部应乘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同时，又致电陈毅在与韩德勤谈判时，务使国民党“(一)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二)撤退皖南对新四军之包围。(三)撤退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以完全实施新四军的行动方针。

指示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忽然命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不打敌人而并吞友军。据此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地区，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因其电报代号为皓，故为皓电。

毛泽东在党内讨论时局问题时，已经估计到形势的危险性，他指示全党“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在具体策略的实施上，他又指示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在统筹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后，决定对皓电作出答复，之前，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1939年春于新四军军部合影，左起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

早在两年以前，毛泽东就指示，新四军应尽快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939年2月，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便传达这样的指示方针“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又明确指示“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10月中旬，新四军曾派一个挺进团北上无为，可是，项英仍然没有北移的决心，向中央罗列种种北渡的困难，以至贻误了最佳的战略转移的时机。接皓电后，11月1日，毛泽东又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电，指示:“(一)希夷(即叶挺，字希夷，作者注)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

11月9日，朱德、彭德怀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一面揭露其反共阴谋，驳斥皓电的污蔑不实之词;另一方面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可以移至长江以北。因其电报代号为佳，故名佳电。

随后，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就佳电发出后的宣传口径及对外活动问题，作出明确的指示:佳电中“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的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你处对外宣传，请强调免调各理由”。“又‘佳电’所称肺腑之言，乃暗指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他还让周恩来与李宗仁、张冲接触，声明一旦发生波折，我方均不负责任。到1940年12月下旬，江南新四军十万人马已经大部整装完毕。

当时，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有三条可供选择:1、往北由铜陵、繁昌直接渡江到无为;2、往东经泾县、杨柳铺、孙家埠、誓节渡、郎溪到苏南茅山地区;3、往南经茂林、星潭、三溪、胡乐司到宁国，再沿天目山到溧阳，待机北渡。三条路线中的第一条路线最有利。这时，只要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便可安全稳妥地渡江。可是，项英仍在犹豫等待，踯躅不前，错过了北渡的最佳时机，敌人也开始警觉起来，日军第十五师团集中在铜陵、繁昌地区，赶修工事，以逸待劳，江中增添大批汽艇巡弋盘查。国民党方面，上官云相以七个师的兵力，从东南西三方压迫新四军北移。江北的李品仙部已经抢占六个渡口，设下堵截歼灭的口袋，江南新四军陷入难以预料的险境之中。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指示他们要坚决执行北移的方针: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在毛泽东的这封带有严厉批评口吻的指示信的催促下，两天后，项英不得不选择经由茂林的路线，可是，一切的努力都已经晚了，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已经完成围歼新四军的所有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蒋介石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事变前便密令顾祝同实行军事部署，若该军“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2月25日，又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不使漏网。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6日，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上官云相部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1月8日，顾祝同又密令上官云相，“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敌已有充分的准备，且以近十倍于我的兵力，对毫无防范的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新四军唯以血肉之躯与敌死战。

战事中通讯阻断，以至事变发生几天后，毛泽东才从刘少奇处得知事变的消息。1月10日，刘少奇在一封电报中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次日，毛泽东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突围不成又归队的项英的自请处分的电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突出重围，继续执行北移任务。1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指示电:

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可是，由于交战双方众寡悬殊，新四军虽血战七天七夜，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把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蒋介石终于书写出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血腥恐怖的一页，国共关系也因此而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

善后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向中央建议:此时我党不宜与国民党决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毛泽东采纳刘少奇的建议，提出:“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而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只要蒋介石不公开宣布国共全部决裂，我们便“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内外、国内外都为中国的前景担忧。毛泽东的这个十二条的提出，合情合理，反响强烈，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

◆新华日报上周恩来的题词。

国际社会尤为担忧皖南事变后的中国局势。英国政府正告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事变后一个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便致函蒋介石，盼望国共恢复合作。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明确地告诉周恩来：美国赞同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同时，居里又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也向蒋介石表明了苏联的态度，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意味着灭亡。

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陷于内外交困，极为孤立被动的境地，而更令蒋介石所难以理解的是，日军并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1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1.5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面对新的形势，毛泽东深谋远虑，条分缕析，提出理性而又科学的判断:蒋介石的幻想已经破灭，他必求妥协之策。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着急了，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的办法，因为，国民党参政会召开在即，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非有中共参政员参加不可。而中共代表却表示，非接受十二条不参加。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所以，蒋介石异常焦灼，急于想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责难，好尽早摆脱困境。

这期间，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电报中，多次谈及国民参政会，认为，中共代表不能无条件出席国民参政会。他指出:“蒋从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又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非我对蒋让步时期”。“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为尽快结束国共之间的僵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拟出临时解决办法的“新十二条”。其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

3月1日，国民党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开幕的前一天，各方都在静候中共参政员出席的消息。蒋介石受到国内外的种种压力，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地用电话询问消息。开幕的那天清晨，张冲等又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高兴地说：“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名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地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产党中央。”

1月27日，蒋介石自知理亏，公开表示，“绝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内战”，意思是不会为此与中共决裂，更不会像汪精卫那样破坏抗战，出卖民族。他还在参政会上说，皖南事变“纯粹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并说，“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毛泽东在看到这篇讲话后，调侃道: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

第二次反共高潮历时将近半年，最后在正义面前，不得不鸣金收兵、偃旗息鼓。国共关系又开始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是如此意味深长地评论道：皖南事变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敌后中国各派武装之间的均势到1941年中期已变得有利于中共。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优势变得更大，直到1943年底，共产党人实际上没有受到国内对手的挑战。”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得益于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