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提出“如何研究战争”问题的思考及当代启示

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提出了“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

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战争生涯中对如何研究战争已有零星思考。1934年他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会议中提出了“桥或船”的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如何研究战争”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篇文章事出有因，它是红军长征结束后，“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激烈地进行着。”1936年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后，中央政治局于3月下旬在晋西召开会议。在会议第二阶段讨论了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逐条驳斥了李德东征前写给党中央的《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会议最后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正是这件事，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系统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方面的经验教训，不久便写出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演讲”。

▲“晋西会议”会址之一石楼县四江村，晋西会议上毛泽东逐条驳李德的《意见书》。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篇文章下笔时，毛泽东并没有首先指出什么是我军应采取的正确策略和战略、战术，而是把开头第一章标题醒目列为“如何研究战争”，并在这一章结尾着重指出：“以上是我们的方法。”面对十年内战正反经验教训，此时映入毛泽东脑海不光有正确的革命道路、建军原则、战略战术等理论思考，还有一系列错误的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观点，以及李立三、王明、博古、李德、张国焘等一长串人名。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反复交锋，错误观点的认识论根源在哪里？为什么在战争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一度被无端质疑和指责？这些质疑和指责背后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为什么被战争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总会“迷惑”一些红军干部？这些问题汇聚在一起，让当时整个红军内部都在反思并探寻原因。

在十年内战中曾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对红军的战略战术造成了严重影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遵义会议虽使错误军事路线在实践中得到纠正，但并没有在全党全军思想深处得以彻底解决。毛泽东之所以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首先提出“如何研究战争”问题，就在于他率先认识到，如果研究战争方法不对头，在考虑、处理具体问题思路势必走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具体战争问题上花费再大气力，也难以得出规律性结论，不能对战争实践活动产生正确理论指导。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第一次较为系统阐述了“如何研究战争”问题，并将其列为第一章标题。综合全章内容，除“研究战争的目的”外，毛泽东关于“如何研究战争”得出了四点结论：

第一，从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角度出发，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第二，研究战争时要注意关照全局，“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全局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即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

第三，研究战争要处理好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制定战争计划的两个认识过程包含在主观与客观的互动中；

第四，从战争的认识与实践的全过程出发，指出了一种“学习和使用”都要用的方法——“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首次提出了“如何研究战争”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如何研究战争”针对性很强。全篇重心是对十年内战经验教训进行回顾性总结并提炼规律，重点批驳了我党我军在研究战争问题上曾出现的教条主义和机械论倾向。但对“如何研究战争”的阐述还不够全面和具体，还没有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源进一步挖掘。

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如何研究战争”不同，时隔几个月后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则是从哲学普遍意义上论述了“如何研究问题”。事实上，两论中涉及“如何研究问题”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如何研究战争”的进一步升华和提炼。《实践论》论述了基于实践基础上认识深化运动，《矛盾论》则重点论述了矛盾分析法。特别是在《矛盾论》一文中，关于“研究”和“方法”两词的阐述分别多达66次和35次之多。

虽然这是两篇哲学著作，但其中充满了大量关于革命战争的事例。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实践论》《矛盾论》仔细对照会发现，前后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详细描述了正确制定战略、战役或战斗计划的两个认识过程，这实际上已超越了研究战争科学范围，而具有一般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它同不久后写成的《实践论》中关于认识与实践的循环往复等论述只有一步之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一表述，同时存在于两篇著作中。关于如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中敌我大量对立统一辩证关系，毛泽东用“矛盾”这一特有形式阐述。如“战争、革命战争与中国革命战争”三者的关系，就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关系；把握战争全局、抓住枢纽，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丧失土地与战胜敌人”等“相反相成”关系，就是矛盾双方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原理等。

《实践论》《矛盾论》中还有一个特点，即两者都是针对中国革命战争中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而写，都是“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这些错误思想曾给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带来了巨大危害。《实践论》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因为“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矛盾论》则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教条主义者屡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清楚“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处理矛盾问题的精髓，“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两论的完成，是毛泽东运用哲学工具对“如何研究战争”进行抽象化和系统化。

一位长期研究毛泽东的美国学者沃马克曾观察：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的策略、战略战术相当灵活，但“行动的不连续性并不必然暗示着价值或思想方法的不连续性，因为同样的价值和方法应用于变化以后的环境可能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毛泽东在1936年底首次提出并随后系统阐述的“如何研究战争”问题，随着战争实践发展，已逐步内化为他研究和指导战争具有共性的“价值或思想方法”，不会因具体条件变化而失去生命活力。面对不同战争时局，不同国内外对手，毛泽东都能迅速做出符合战争规律判断，形成富有成效的策略和战略、战术。从这一角度来看，沃马克所观察到的毛泽东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不连续性”（“变”）中一些稳定东西（“不变”），就是毛泽东研究战争方法的成熟。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授课

从海湾战争算起，我军对当代战争的理论研究历经30多年，这期间我军对当代战争本质、特点、规律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可是，由于受武器装备技术条件制约和战争实践不足影响，我军在理论研究也面临不少问题，存在着像习主席指出的“看西洋镜，不得要领”现象。例如，我军武器装备与传统军事大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是与过去相比，我军的武器装备已有了质的提高，可我军的战略战术是否也有了质的飞跃？在当代战争中，先进武器装备的优势更加明显，我军以劣胜优的出路在哪里？在信息网络时代，我党我军传统人民战争的优势应如何展现？新军事革命由美军发引的，全球战争理论也由美军引领，面对新一轮“西风东渐”，对于缺乏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实践经验的我军来说，如何加强理性分析能力，避免其中的战略误导和思想误区？

与80多年前毛泽东提出“如何研究战争”一样，“如何研究当代战争”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诚然，毛泽东未能亲眼看到当今科学领域许多重大突破，也没有亲身感受信息网络对人们日常生活和军事领域的影响，但毛泽东对“如何研究战争”的阐述已经蕴含着沟通现实与传统的“桥梁”，是我们探索当代建军和作战规律的强大思想武器。深入了解和领悟毛泽东“如何研究战争”，有助于拨开当前军事理论研究的“思维迷雾”，使人们确立正确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推动我军对当代战争规律进行深入思考，探寻其内在的运行机理；有助于找准影响制约军队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有助于为我军在未来激烈的敌我对抗中创新战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