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原来是这样的2：官员高素廉洁，人民安居乐业

　　在小清新的眼里，民国的高级官员都是喝过洋墨水的高材生，所以必定素质极高，而且治国有道。绝不像当年共产党的土包子。再加上今天台湾国民党在民众面前低三下四的样子，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延伸出一种想法：国民党不是挺好的嘛？所谓当年国民党的腐败，一定是共产党污蔑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些资料，是否也是共产党的污蔑呢？

　　一马当先的，自然还是我们所崇敬的蒋公。

　　“现在我国社会，一般人的心理苟且萎靡，所表现于行为的，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所以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所以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所以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有的人则繁琐浮华，贫穷的人则卑污混乱。其结果，就使得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防备，人祸不能消弭，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1943年2月2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32卷，第14,15页。

　　嗯，或许蒋公只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新生活运动”，故意“诽谤旧社会”，把民国和民国的官员说得如此不堪？我们不妨再往下看。

　　“国军第五师副师长余有壬，于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二十六日曾有信给我，其中有一句很扼要的话说：‘一切问题均以贪污为焦点。’”

　　“国防部监察局上士文书掏文卿，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向我投书言事，中有云：‘将领中之贪污一日不除，则百姓一日被其毒，军队纪律败坏，由于将领之贪污。’”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中所说）‘中国政府之失败，并非由于美援之不足。据我方在当地的军事观察员的报告，国军在关系重大的一九四八年期间，没有一次失利是由于缺乏武器弹药。事实上我方的观察人员，早在战争初期，已于重庆发现腐败现象。此一腐败现象，已将国民政府之抵抗力量，断丧殆尽。’”

　　——以上均摘自台湾“国史馆”民国94年初版《陈诚先生回忆录》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结语”第一节“失败的检讨”

　　陈诚，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他是没有任何动机去蓄意造谣诽谤中华民国的。而在上段话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他引用了别人的证言，对国民党的腐败状况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一切问题均以贪污为焦点”“此一腐败现象，已将国民政府之抵抗力量，断丧殆尽”。读者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话，是否还觉得国民党的腐败是共产党的污蔑？

　　不仅仅是蒋介石本人，他的高级将领，还包括国民党方面的“国际友人”，都亲身经历过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有多么凶猛。民国末年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个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是国民党的坚定支持者和蒋介石的狂热崇拜者，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强硬反对者。但是却在他的回忆录里，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它根本不管士兵们的生活福利或作战目的的教育。如此亏待士兵是他们的一贯作风。抗日战争期间，每一个士兵明白为什么要抗击外国侵略者，然而，甚至在那个时候，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十分猖獗。在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当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设法将经济合作署尚未使用的资金转用来支付军饷之后，听我们年轻能干的财务代表保罗?帕克说，高级将领把三千万银元装在自己的腰包里达数月之久，我恶心透了。”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230页

　　此外，其他美国学者在史料中几乎异口同声地留下了类似的记录。

　　“中国落入共产党人的统治，是因为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而不是华盛顿的任何阴谋。”

　　——[美]莫里斯。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战争中的美国”丛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101页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这一点，蒋介石本人也承认过：

　　“现在一般中下级军需人员的弊病，真是太深了！本来照规定小麦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而现在扣减为一百三十五斤，实际所发到部队的不过一百斤。而我们向民众征收的则一石小麦要折合两百斤大秤的包榖。一切的粮食，我们取之于民众的时候，都是用的大斗，而且是净实的米麦，而发给士兵的都是小斗，其中还要渗杂沙土。”

　　——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1944年8月4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74页。

　　还有克扣军饷的问题，蒋介石本人也承认过：

“部队里面的军饷，也没有按月发清，有的欠一二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发下的。此次从河南随军退却下来的外国军官，问我们一般士兵；许多都说他们的薪饷还只领到去年九月为止，九月以后的到现在还没有发放清楚。实际上政府对于军费，从来没有欠过一个月，每月都是如期如数的拨发，但我们下面部队的情形竟是如此，试问，这叫什么军需独立？你们军需人员作的什么事？”

　　——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1944年8月4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75页。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三章第一节

　　“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迟至1936年9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三章第八节“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蒋介石1938年依旧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觉得国民党腐败无能。他宣称：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泊，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1章第2节“中国的战争动员”

　　关于《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这些陈述，蒋介石本人也不否认。

　　“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遑。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作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蒋介石：黄山整军预备会议演讲(1944年7月2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52页。

　　“中等收入的群体，‘不包括贪官污吏之流’，都已看到他们的收入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侵蚀。与此同时，农民正在遭受种种压迫，包括‘由士兵、土匪、征粮、征兵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劫掠”。伍教授问道：“由于社会就是如此状况，不管有没有中国共产党，能没有一场内战吗？’②但是《观察》的社长储安平则在评1947 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关于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报告时，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众的看法：

……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以致使人民觉得前途茫茫，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3章第2节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记录了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是如何深恶痛绝。但他自己或许不知道，他自己事实上对此也有个人的责任。

　　“在这两种公认的预算之外，还有第三种预算，即委员长个人的预算，其数额之庞大，无法计算。这位委员长可以向任何政府银行开出个人支票：给一位得宠的将军一亿元，让他补充给养；给一位面临地方危机的省主席六千万元。这里几千万，那里一万万，多不胜数。没有人、甚至连财政部或行政院也不知道，为了承兑委员长个人的政府支票，需要出笼多少纸币”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133页

　　这件事笔者尚未找到其他旁证佐证，目前只有白修德一个人的说法。故此事暂且存疑。但若此事为真，就说明蒋介石个人把国家政府的银行当成了他的私人ATM。他将荣幸地为民国时期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做出他举世无双的个人贡献。

　　前述的是国民政府各种腐败。或许对有些人来说，腐败归腐败，至少国民政府中的官员都是高学历出身的精英，一定深谙治国之道吧？

　　那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国高级官员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绝的，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一无所知，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态完全是徒劳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问题、互相交谈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语——除蒋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11页

　　“当时有一位美国顾问说，中国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在于委员长不懂经济，而在于他的财政部长对此也一窍不通……孔祥熙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还停留在上海外滩兑换银元和铜板的那种货币兑换商的水平上。我几次采访过他，还记得他关于通货膨胀的一番令人难忘的议论。‘通货膨胀，’孔祥熙吃惊地喊道，‘通货膨胀!你们美国记者老是谈论我们的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如果有人想花两万块钱买一支自来水笔（这是人们当时喜欢囤积的一种物品），那是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做的，与通货膨胀无关。他们不过是发疯罢了，他们不应当付那么多钱。’他在对政府的建议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我记得中国兵工署的一位受过美国训练的工程师曾露出惊异的神情嗫嚅地同我谈起他和财政部长一起开过的一次会议。当时兵工厂发现在中国国内市场上买不到生铜或生铁；这个国家钢的年产量已经降为一万吨，而且价格高得不合情理。孔祥熙提出一种高见：假如兵工厂开始生产卷烟机并以高价出售——因为香烟的需求量很大——然后，他们用生产卷烟机所得的利润，就能给兵工厂买到原料了!”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131,132页

　　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不愧是耶鲁出身，他对通货膨胀和经济的一番宏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除了学识乃至常识方面的低级错误之外，有些官员则在国际政治、外交关系上既短时又无节操，居然妄图以割让大片领土来抱薪救火，与虎谋皮。比如近些年被热捧的胡适。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5日他向蒋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

　　——杨天石：《找寻真正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3章第2节“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在这种政府和这些官员的统治下，再看到下面这些对民国的悲惨描述，我想也就不奇怪了。

　　“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黄仁宇是美国历史学家，他曾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中下级军官。——笔者注）

　　“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

　　——《李敖回忆录》第三节

1947年美国国家普查局发表题为《中国人口的增长率》论文。其中结论为：“如果是在一个正常与和平的条件下，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在30‰—40‰之间”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6卷，454页

　　（简评：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战乱，民国的年死亡率也在30‰以上。注意，这是美国政府发布的数字，不是中共对民国的抹黑。而根据统计局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60年因受大跃进相关政策问题影响，产生了建国之后死亡率的最高记录，为25‰，仍然不及民国的30‰—40‰。也就是说，即使民国没有战乱，它的年平均死亡率仍然会超过共和国最高的死亡率记录。更不用说算上战乱的话会是怎样一种惨景了。）

　　“1952年其经济（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地区——笔者注）基本恢复到抗战前最高水平，中国大陆的农村经由土地改革改善了贫困农民的生活，加上医疗及公共卫生方面的改良与普及化，死亡率剧减，农民的平均寿命由36岁增高到57岁”

　　——[台]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1998年版，上册，560-561页

　　（简评：陈永发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是没有任何亲共的可能的。而从他的这个记录可以看出，民国时农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6岁。而建国后不到10年，人均寿命就增加了20岁以上！那些粉民国骂共和国的人，你们对生命是有着怎样一种病态的厌恶？）

　　“据估计，1947年9月，在清华和北大学生中，约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不愿意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一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感到沮丧，认为即使是共产党的统治，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4月版，182页

　　“战后，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传统型的中国政府体制的衰败和没落。国民党的最初宗旨是反对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国革命一样，但是，尽管它具有一种民主思想和现代革命精神，最终这些思想和精神还是丧失殆尽，并进而逆转，走向传统方式。……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于那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

　　——1949年2月5日，司徒雷登给国务卿发的报告，编号：893.00/2-549，摘自[美]肯尼斯?雷 约翰?布鲁尔 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279页。

　　“蒋介石政府得不到中国人民的信仰和支持。蒋委员长的态度和行动和一个旧军阀差不多，他和军阀一样没有能得到人民的爱戴。”

　　——[美]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