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法犯法：香港司法系统的致命错误

　　2月17日，英籍法官杜大为判处七名香港警察入狱两年，不可缓刑。原因是他们在2014年“占中”清场期间殴打非法集会示威者曾健超，造成身体伤害罪。被告陈少丹另被裁定普通袭击罪，被判1个月，同期执行。

　　表面上，此案香港司法系统似乎维护了“普通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虽掌握执法权但有执法过度或暴力执法之嫌的警察受到了惩罚，所谓民众抵抗了强权，彰显了社会自由民主，保障了社会公平，保障了人权。这是典型的西方价值观！

　　但请大家擦亮眼睛，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这起案件并非简单的刑事民事案件，稍微对“占中”非法集会运动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占中”是一场非法的政治运动，因而此案背后极深的政治背景便成为裁决此案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一、“占中”运动的本质是外部势力支持的非法政治集会

　　“占中”运动的直接原因是香港要普选特首，且完全不受中央领导。而香港人为什么对普选特首这件事如此执着，其实质原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给外国势力代言人成功上位夺取最高香港治权，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门槛。如果接受全国人大相关决定，就意味着西方多年扶持的反对派势力，将长期无缘问鼎特区行政长官，这将使外国势力费心费力费钱支持扶植香港反对派、试图控制香港治权的多年努力落空。因此，外国势力及其支持的反对派势力十分焦虑与恐慌，于是采取“占中”这种孤注一掷的动员方式，力图通过误导民众参与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迅速削弱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迅速控制话语权，迅速拓展反对派的政治生存空间，甚至企图迅速催熟一种由反对派左右香港治权的政治土壤，这便是香港激进反对派之所以不顾多数港人的反对发动“占中”运动的根本原因。

二、英美对“占中” 进行隔空指挥干涉中国内政

　　因此，在“占中”期间，国外政要频频进行隔空指挥。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宣称，民主包含真正选择是很重要的，中英联合声明保障香港人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旅行自由和罢工自由等，这些是很重要的自由，“我们应该站出来支持”。甚至，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议员计划要到香港调查政治改革、港英关系，当中国驻英国使馆告知英国议员，不准前往香港调查时，英国外委会主席奥塔威竟称，中方的反应是“公然对抗”，他将提请议会就这件事展开紧急辩论。卡梅伦也当即表示对此事高度关注，称中国的做法是“错误之举”，并强调对香港的关注。而英国民众却对此嗤之以鼻，你们这些政客，英国自己的事情都一团糟，还有心情去管别人。（下图为英国民众对英国议员计划调查香港的部分评论）

简直开玩笑，搞那么多浪费我交的税！

议员们拜托你们有时间就去研究一下英国现在那一大堆事儿好么！都是你你们怠政造成的问题。

伦敦这里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国可以派官员过来干预嘛？现在美国的抗议事件，中国可以派官员过去插手进去影响吗？如果上面两个答案都是“是”的话。你们就叫那些议员过去吧！如果不是你们干预个BB！

　　而当时美国人则把矛头直指此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表示，美国对有关香港警察殴打示威者的报道表示“深切关注”，“我们呼吁香港当局对事件展开迅速、透明、彻底的调查。我们再次向香港当局呼吁展现克制，同时也呼吁示威者继续和平表达意见。”而此案对香港七警察的判决正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了美国的指示。

三、英籍法官杜大卫在本案中适用回避制度，应依法回避

　　综上，既然英美对“占中”运动支持和隔空指挥，那么，英籍法官杜大卫是否有审理此案的资格呢？答案明显是否定的。此案的重要关涉者曾健超，他是“占中”运动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而英国是“占中”运动的支持者、隔空指挥者，甚至是幕后操控者，而法官杜大卫又是英国籍。有人指出，杜大卫本人就是“占中”的支持者。即便暂时没有杜大卫支持“占中”的证据，但杜大卫的国籍与英国支持“占中”的态度也足以说明，杜大卫作为英国公民，其政治倾向与英国政府的政治态度有莫大的干系，因而有理由推断杜大卫与“占中”者曾健超政治上的某种关联性，以此，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在彻底调查清楚杜大卫是否支持“占中”，并且其政治倾向是否正确之前，杜大卫在此案中适用回避制度，他应当依法回避，没有审理本案的资格。

回避是指审判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出现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情形，依法退出诉讼的一种制度。回避制度是现代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于保证审判权的正确行使，确保司法公正，消除当事人的疑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法律制度之所以优于古代，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回避制度。在古代社会，我们赞颂包拯这样刚正不阿的清官，而包拯的公正、清廉是靠气节和道德来支撑。在审理他的侄儿包勉的案件中，包拯被置于法理和亲情的炙烤中，虽然他选择了大义灭亲，但是也使他难于面对亲如父母的兄嫂。现代法律制度之下，包拯依法回避，不参与包勉案的审理，既可以避免包拯顾念亲情，徇私枉法，又可以避免包拯与兄嫂之间的感情被律法撕裂，从而保证审理的公正。这即使现代法律制度中回避制度的优越之所在。

　　回到此案，从此案宣判之后的社会反应来看，人们对于此案审批的公正性存在非常大的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身为法官的杜大卫的国籍，英国对“占中”的态度人们早已熟知，而香港又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1997年香港回归剥夺了英国对香港的殖民权，而“占中”运动又与普选特首直接相关。其中盘根错节的种种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的情形下，杜大卫的判决又大大倾向于“占中”者曾健超和英国，如此的判决，怎能令人信服，又如何彰显社会的公正！试想，如果不是英籍法官而是香港本地法官审理此案的话，即便是作出如此判决，即便是社会存在不满情绪，也应不至于如此激烈！如果不是英籍法官而是香港本地法官审理此案的话，更加不会做出如此有失公允的荒唐的判决！

四、英籍法官杜大卫没有依法回避是香港司法系统的致命错误

　　香港司法体系，按与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相协调的发展情况来说，应当是相当自信的。自信到在《基本法》中允许聘任外籍法官。为了一来香港保留普通法制度，须要深谙普通法的人才，二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一直是百川汇聚，唯才任命，三来香港的司法界原来也有不少外籍法官，故《基本法》规定，除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外，其他法官皆没有国籍的限制，法官的任命由一独立委员会推荐，法院仍可继续参考其他普通法地区 的司法判例。

　　非常之高大上！但是，如此成熟完善的司法体系居然不考虑回避制度！当然你也可以提出种种的说辞来推脱，但事实胜于雄辩！连日来媒体同情七警察，反对杜大卫判决的报道铺天盖地，香港警界的一系列动作，包括香港警务处处长发言声援七警察、警界筹款支持七警察等，团体“保卫香港运动”发起声援支持七警运动，香港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声援七警察等。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不公正，社会公正就无从谈起！一个正常的审判，如果是公正的，虽然也不一定会使各方面都满意，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应太大。更何况是标榜民主、平民裁决的普通法法系，普通法应当更加重视平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的意见，因而应当更加易于被民众接受！但事实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香港司法体系出现了重大甚至是致命的错误，由于选用不恰当的法官审理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使得香港社会进一步撕裂。此案将警察、法官、民众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上，一出出闹剧上演，嚎啕大哭，声嘶力竭，愤懑不满的情绪充斥着街头巷尾！引起大陆与香港的互相猜疑与不满，引起人们对殖民地历史的痛苦回忆！

五、香港体制过度依赖西方价值观，作茧自缚

　　从香港的体制、《基本法》、外籍法官的任用，到今天香港七警察案如此荒唐判决的产生，一个根本的原因是香港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表面上深谙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等西方价值观，但实质却只了解西方价值观的表面，并未理解西方价值观的本质，更没有做好西方价值观的本土化，使得香港各个方面过度依赖与西方的体制机制，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西方价值观以及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香港体制像一个魔咒一样笼罩在香港人民头上。越是想挣扎，就套的越牢，人民生活就越不舒服！

　　香港坚持的出生政策（中央之前是反对该政策的，因香港方面坚持而应允），即无论父母为哪里人，只要在香港出生即是香港公民，使得大陆不少孕妇千方百计想办法到香港生孩子，致使香港普通市民生活深受困扰。香港经济过度市场化，大陆赴港旅游人数激增，致使香港化妆品店、药店、奢侈品店林立，大陆香港人矛盾加剧，同样给香港普通市民生活带来困扰。“占中”运动更是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起的一场错误的运动，结果必然是失败的。试想以香港的实力，如若不受大陆的领导，必然会受外国势力的操控，和以前的租界、殖民地有本质区别吗？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占中”运动完全是按照以往“颜色革命”的逻辑在一步步上演。而现在的香港七警察案，又似在伤口上洒了一把盐，将香港整个社会撕裂成了碎片，让一个外籍人员来裁决中国的执法人员，中国司法主权如此旁落，不禁让人怀疑，香港究竟是中国的国土还是仍是英属的殖民地？如果说“占中”还只是为“颜色革命”造势，那么今天的七警察案已经将香港置于“颜色革命”的前夜了。在这样的情形下，香港会更加混乱不堪，香港人还有精力搞经济建设吗？还有心情享受生活吗？

　　因此，当务之急，借香港七警察案，香港司法系统包括香港政府都应当认真反思，香港应当摆脱西方价值观的魔咒，认清西方价值观的本质，在香港体制中注入中国元素和本土元素，将香港的发展真正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正确的切入点，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如此，才能使香港发展的更快更好，香港市民也才能生活的更好！（义勇军聂海军 西征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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