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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授衔工作。按照新通过的军官服役条例,毛泽东为大元帅。
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被评为大将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摇摇手说:
【“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哪,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
但是,各位元老还是不断劝说主席接受“大元帅”这个军衔。
毛泽东略带生气地说:我就是不当大元帅,你们别逼我!
随后问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刘、周、邓见主席都不当大元帅了,自然就不好意思将“元帅”据为己有,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转到地方工作的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李先念等人:“你们几个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这几位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弃掷的元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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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1956年春,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向国务院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草案)》
国务院第38次全体会议通过后,由周恩来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审议。
一天,罗瑞卿前往毛主席处汇报工作,谈到准备实行警衔制一事。
一直致力于消灭等级、差别的毛泽东听后,说道:
【“你们警察也要挂牌牌了?!肩上扛了牌牌,还怎么帮老百姓挑水、担粮食呀?”】
毛泽东还给贺龙说:
【“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这个牌牌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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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牌、军衔,看似小事,在毛泽东看来却是大事。
有了牌牌,评了军衔,大家就会想着这个东西,将这个东西成为奋斗的目标和动力,就会逐步沦为“牌牌”和“军衔”的奴隶。
我们来看几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1:某军后勤部长是长征干部,由于资格老、功劳大、文化低,授了个少将军衔,他去海岛独立营检查工作,指名道姓要见营长。
哨兵进去通报,营长问“几个豆儿?(领章上的星)”,哨兵答“一个”,营长说“一个豆儿别理他”,不想被随后跟进的部长听个一清二楚,部长开口便骂“奶奶的!我一个豆儿就管不了你四个豆儿?”
故事2:一个少尉军官与妻子上街,一路上,妻子只见丈夫向别人敬礼,却不见别人向丈夫敬礼,回家问丈夫为什么,丈夫答“他们的豆儿比我多”。
妻子一声不吭便翻开抽斗把丈夫的领章各钉上五颗星。第二天一早,丈夫未及检查便匆匆穿上军装出操,结果便有了军阶上没有的“特尉”笑话。
故事3:有个“学员”军衔的教员,探亲回家,觉得这套行头实在威风,猫在家里实在可惜,于是便在家门口的街上背着手来回踱步。
邻居见了奇怪,说是某某家的儿子怎么不认识自己的家了,这门不就是他家吗?
通过这些真实的小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毛主席为什么要拒授大元帅衔,为什么要取消军衔制,并提高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度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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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主席在和孟锦云聊天时感叹:
【“还是江西中央苏区好哇。在中央苏区,老俵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也可以去他们家里和他们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喽,在河边在山坡散步的时候,碰见陕北的婆姨、娃娃、汉子,也还可以随意交谈嘛。现在可好,我请了些工人代表到中南海住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嗯?”】
毛主席还说:
【“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所有制变更了的表现,就是劳动者暂时没有失业的现象和被解雇的威胁。”】
其实,当大元帅从来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包括主席这个职务也不是。
1975年国庆,孟锦云曾问毛泽东“主席您年轻的时候,想到过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当主席吗?”
毛泽东听了笑着回答:
【“我可不是刘伯温,能前知500年,后知500载,那时候,既不晓得建立一个什么共和国,更不曾想到要当什么主席,当时想的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人不过是匹夫而已。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嘛。”】
毛泽东生前多次同人谈起,他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是下放到基层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第二个是骑马沿黄河而上到其源头,再从长江源头顺流而下进行考察。第三个是最后写一部书,把一生的事情包括错误和缺点也写进去,并说能够三七开就很满足了。
责任编辑:水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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