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过——金融危机的启示

2月3日，中央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疫情，

　　【“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要对公共卫生环境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要加强法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要系统梳理国家储备体系短板，提升储备效能，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布局。”（据新华社）】

　　一、一桩公案：谁该为疫情扩散担责？

　　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题为“CDC的使命”的文章，探讨了中国疾控中心（CDC）的体制、结构、机制、设计使命和在本次疫情中发挥的作用等种种问题。

　　这篇文章说，

　　【“中国疾控中心最初并不掌握全面的病历样本，特别是武汉各家医院临床医生的发现。”“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媒体采访就表示，疾控中心的专家其实并不了解当时武汉一些临床医生已经有了病毒传播变化的发现，这是比较遗憾的。”“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也表示，推论是1月23日获得病例数据后做出的，‘早期已经有人传人的看法，但受当时条件限制，谨慎做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等结论。”】

　　这篇文章竭力发掘中国疾控中心的“条件限制”，似乎在这次疫情中，中国疾控中心系统的失误主要是由于体制和结构问题造成的。但是这些专家到武汉去，不接触一线医生，不接触病人，仅仅根据病例数据来做出结论的方法，难道不是典型的纸上谈兵吗？

　　在关于武汉疫情的报道中，没有一篇的分量超过这样一则报道：

　　【“她最早判断出疫情并上报”。】

　　这则报道来源于《武汉晚报》，讲的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2019年12月26日收治了4个病人，4人都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其中三人是一家三口，张继先为他们做了全部流感检查后排除了流感。12月27日，她把这四个人的情况向业务院长夏文广、医院院感办和医务部作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12月28、29日两天，门诊又陆陆续续收治了3位同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这一下就有7个一样的病人了。张继先判断“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病，同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有4个病人了，这肯定有问题”。张继先敏锐地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又向医院进行了报告，并建议医院召开多部门会诊。

　　12月29日下午一点，分管院长夏文广召集了呼吸科、院感办、心血管、ICU、放射、药学、临床检验、感染、医务部的十名专家，大家对这7个病例进行了逐一讨论，影像学特殊，全身症状明显，实验室检查肌酶、肝酶都有变化，专家们一致认为，这种情况确实不正常，要引起高度重视。

　　追问到还有两例类似病史患者，到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去治疗，留下来的地址也是华南海鲜市场后，夏文广副院长立即决定：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的疾控处报告。

　　12月29日是星期天，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接到报告后快速反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来到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傍晚，武汉市传染病定点收治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业务副院长黄朝林和ICU主任吴文娟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逐一查看了这7个病人，接走了6位病人，其中轻症三位、重症三位，那一家三口的儿子坚决不去金银潭医院，留在张继先这里继续治疗，今年元月7日病愈出院。

　　这篇报道的这个极其重要的追溯到此为止。到现在为止，我们不知道武汉市疾控中心和湖北省疾控中心的举措是什么，但他们肯定向国家疾控中心报告了，否则不会有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组来到武汉。

　　二、能力、声望、道德？

　　根据《南方周末》2月2日追溯疫情的文章，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作出通告，31日再次作出通告，1月5日武汉卫健委通告诊断患者59例，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武汉卫健委的这个通告与第一线医生的判断是不符合的。1月5日的这个判断和通告对整个疫情走向具有关键的意义，我们不知道这个判断是在政治压力下做出的，还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或者是一个完全的学术判断错误。但不管这个错误是政治的、系统的还是学术的，都与第一线医生的判断相抵触。

　　现在我们知道的是，第一批专家组做出的判断基本都是错误的，例如人传人的可能性不大，疫情可防可控，死亡率不高，应该先居家隔离，儿童传染的可能性不大等等。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组的这些错误判断，我们也不知道其原因在哪里，是官僚主义的轻信还是学术漏洞，又或者是出于私心？

　　这篇报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战斗在一线的医生和医院负责人，他们是高度敏感的，高度判断正确的和高度负责任的。问题主要发生在疾控中心和卫健委这个系统中，同时也不能免除地方政府的责任，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说。

　　我们不是医疗卫生的专家，不了解疾控中心和卫健委的运作模式，所以我们下面的直觉不是专业的。我们的直觉是，在最初的警觉之后，只有报告和研究，没有举措，没有直接进行点（所有有症状的疑似者）和线（所有与疑似者有接触者）的追查，错过了在第一波潜伏期之后的第一次发病期的人数最少的最佳时期，从而进入了人传人阶段。专家的错误判断进一步延缓了这个最佳的追查围剿期。直到第一个专家组不受信任而派出以钟南山为首的第2个专家组，钟南山迅速做出了已经产生人传人的判断并建议封城，中央最终做出封城的决定。

　　在这个判断和决策的链条中，第一线的医生和医院做出了优秀的判断和反应，而武汉市疾控中心和卫健委，湖北省疾控中心和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和卫健委，它们的角色都是值得反思的，这个系统的设置好像是个研究系统，而不是能够立即对疫情做出反应和控制的系统。或者说，一方面他们很可能都受到了专家的误导，另一方面也很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切实可靠的疫情紧急处置方案，也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应的演习和压力测试。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疾控中心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参谋单位，决策权和处置权在卫健委和它的上级单位地方政府手中。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搞清楚对疫情判断、决策和处置失误的链条了。首先是由于疾控中心的专家们并没有真正的深入一线，没有了解一线医生的看法，他们的判断是根据数据做出的，而在疫情初起时，所收集到的数据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他们犯了一个很可能所有专家学者都会犯的错误，就是纸上谈兵。然后真正的责任在卫健委系统，这个卫健委系统很聪明，在整个疫情发展过程中他们从不伸头，因此他们在决策和处置的延误上的责任被淹没了。最后才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在这个责任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所有这些链条都没有深入第一线，没有了解一线医生的看法，整个卫健系统的官僚主义昭然若揭。就在这几天，一线医生又提出用CT来取代核酸检测，我们不知道这个建议是否够专业，但是专家们不要再忽视一线医生的经验和直觉了。

　　这个判断在实际中是有佐证的，黄冈卫健委主任的张皇失措，武汉红十字会的问题重重，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个系统从上到下的无能。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贪婪，腐败所导致的无耻，腐蚀了这个在公共卫生响应方面排名世界第一的系统，专家在学术上的误判加重了这个系统的问题。

　　但是分析仅此而已还是肤浅的。任何系统都有问题，任何专家都会出错，真正科学管理的第一原则就是把问题把错误消灭在发生之前。

　　无论从世界来看，还是从中国来看，与野生动物的接触都是重大疫情的重要来源。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SARS之后，这样一场惨重的疫情，没有使我们能够立法并用我们所擅长的强硬的执法手段来禁止野生动物的滥捕、运输、储藏、加工和食用，就像我们为了大幅降低交通肇事事故，而从源头上用法律和执法手段来禁止酒驾一样？

　　现在许多学者签名要求立法来禁止野生动物的贩卖食用链，但这些专家主要是科学院院士，我们的流行病学专家在干嘛？

　　显然无论是在SARS之后长达17年的时间里，还是本次疫情初期，我们的流行病学专家的学术能力和实操能力都值得怀疑，他们没有为我们筑起一道能够把问题消灭在发生之前的挡波堤，也没有为我们筑起一道在问题发生之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的档波堤，他们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如何防止和迅速消灭疫情上，而是不恰当的放在他们的学术建树上，但是这样的学术对于社会有什么意义呢？

　　三、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实践经验和学术权威的较量

　　正因为在学术决策和行动决策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分野，地方政府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原因故意隐瞒并施加压力的话，就存在一个是根据专家的判断来判断，还是根据事实来判断的问题。由于专家的判断并不总是正确的，所以专家的判断只能作为政府判断的根据之一，而不应全部依赖于专家，如果政府领导能够深入医疗第一线，听到做出正确判断的医生和医院领导的判断的话，他们的判断才更接近事实。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女王问出了一个至今无人能解答的问题，她问为什么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到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高度专业的系统由于过于依赖于专家的判断和模型，将常识和事实置于不顾，最终引发世界危机的例子。事实上金融危机就是经济学家制造出来的。

　　和野生动物能够带来疫情这个常识一样，次贷从常识上讲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所谓次贷就是贷给根本还不起贷的人的贷款。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知道，把钱借给根本还不起钱的人，你就别想把钱要回来了。但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们设计了一套系统，他们告诉金融机构的人说这样的事儿能干。

　　首先，他们把这些次贷打包分割，实现资产证券化，然后卖给全世界的金融家，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风险分散，他们通过计算，认为每个金融机构背的风险并不高，因此可以把最初的风险化为无形。而事实上，这个风险分散的过程变成了一个风险传导的过程。

　　其次，他们设计了一套金融模型，只要这些衍生金融能够在这套模型中运行而不跨界，就不必担心风险的爆发。这个模型的开发者是哈里·马克维茨、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他们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默顿和斯科尔斯两位投资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莫斯科金融危机中输的连裤衩都丢光了，但是现代社会对专家的迷信到了这种程度，所有的金融机构对他们的模型仍然坚信不疑。其中就包括中国的那些金融白痴，他们购买了不少这种带毒资产。

　　第三，金融系统早就设计了自己的防波堤，这就是评级公司。但是这些评级公司也像着了迷一样，将所有这些带毒资产都定级为3A，这就使得带毒资产被正式评估为良性资产。

　　最后，包括美联储在内的金融监管机构，不但在2007年几个金融机构倒闭，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出现历史上最大的亏损没有引起他们的警惕并采取措施，而且在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案中，按照自由经济理论的原则，没有对其施以援手，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大爆发。

　　值得一提的是，J.P.摩根有一个实操小组，按照衍生金融模型设计了一个产品包，但在运行中发现风险太大，这个情况被CEO戴蒙知道后，下令停止了有毒资产的操作，因此J.P.摩根在金融危机中的损失最小。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倒闭和被收购几乎殆尽，大的只剩下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而摩根斯坦利也差一点破产，是中国的主权基金救了它，而中国主权基金的这笔投入到现在都是亏损。如果摩根斯坦利倒闭，美国的金融危机要严重的多。看看美国今天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就像救了蛇的农夫一样悲催。

　　根据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估计，2008年一年，全球股票蒸发了约50万亿美元的财富，接近全球GDP的4/5。格林斯潘在自己的著作中说，

　　【“一个经过几十年精心开发和不懈微调才形成的金融监管体系彻底溃败。”】

　　美国有没有接受金融危机的教训，对金融体系进行较大的改革呢？答案是没有。格林斯潘对整个美国经济体系的前景做出了悲观预测，但是他的理论分析和他对事实的认定是相互矛盾的。格林斯潘是一个非常棒的事实描述者和数据提供者，同时是一个蹩脚的分析者，这是因为他受到了经济学理论的束缚，他的问题就是金融危机的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所谓专家社会，一些从教条推导出教条的书呆子诱导了这个社会，现代社会事实上产生了新的宗教新的崇拜，这就是科学崇拜。而被崇拜的科学，有的是真科学，有的是假科学，但它们被打包推向了社会，绝大多数人无法对其进行切割，分辨真伪。除了用试错法，也就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这一成本较高的方法之外，还有一条古代智慧，需要得到现代人的重视。

　　古罗马人在基督教获得优势之后产生了一条箴言：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这个意思是说，实际的事要由有实际经验的人来做，而思想家让他们只管思想就可以了。在新冠疫情和金融危机的早期，一线的医生和金融家，以及医院的管理者和J.P.摩根的管理者，都凭他们的实践经验，判别了即将发生的事情。而专门做研究的专家却做出了错误判断。

　　钟南山院士之所以能够迅速做出正确判断，就是因为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他又是一个有相当理论积淀的学者，我们国家像这样的人太少了，而钟南山做出正确判断的依据，就是简单的事实，而不是数量推算。

　　让学者们去搞研究吧，那才是他们最擅长的地方。实际的事让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来管，这既是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也是一个正确的组织路线。

　　像金融危机一样，在新冠疫情中，我们的参谋体系、运营体系和监管体系全面塌方，最终由最高决策者承担了最终风险。幸运的是，最高决策者的最终决策还算及时，否则我们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

　　个人的责任需要追究，但追究个人的责任不能给我们带来系统的思考。显然我们的卫生管理系统需要做大的调整，这个调整需要建立在深入和全面的反思基础上，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不要忽视那些有大量实践经验而没有学者头衔的人，实践经验也是专业。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已经充斥了太多的书呆子，太多的被调来调去，远离了非本专业的人才。建立现代治理能力，头一条就是要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这也是一种把问题消灭在发生之前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