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有多重要，毛泽东和邓小平是这样说的！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见该书第382页）】

　　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即向现代国家转型，关键问题是首先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问题，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而“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愿望。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在革命斗争中着力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终于赢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的一个重大任务，是领导亿万农民、特别是新解放区的农民完成土地改革。这是一项关系到新中国政权能否稳固的重大举措。如果土地改革失败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就会失去亿万农民支持，工农联盟就会解体，新中国人民政权就会垮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土改如此重要，毛泽东决定亲自领导这次土改。

　　1949年11月29至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列席会议。他在会上指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过三关以后就好办了。第一关战争，第二关土改，到社会主义这是第三关就好过了。

　　毛泽东一直关注各地的土改进展，总是强调要搞好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讲究策略，严格执行各项政策。例如：

　　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关于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复电邓子恢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特地指出：

　　【“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

　　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主持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会，并致闭幕词。毛泽东说：

　　【“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

　　到1953年春，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实现了土地改革，有三亿多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这次土改，彻底推翻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中一些腐朽落后的东西也逐渐消失，使中国古老农村焕发了生机。“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历史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385页）

　　邓小平在执行党中央的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方面作出了表率。

1948年4月25日，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在《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一文中指出：

　　【“土改问题。在全国土地会议以前，党内有些同志思想上忽视土改，有的甚至有很大抵触，这是非常危险的。什么叫做革命？革命就要反帝反封建，而帝国主义的支柱是封建主义。不反对封建主义，不进行土改，就不能支持长期战争，革命也不会成功。就是把南京占领，不进行土改，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还在，也是不行的。所以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土地会议以后，这种严重的倾向性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大体上克服了。土地改革不仅是喊几个拥护的口号，它牵涉很多政策问题，需要很好解决。拿新区来说，个别地区土改有成绩，但总的是做得不大好的。”】

　　1950年2月22日，邓小平担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开始全面负责领导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剿匪、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1951年5月9日，他在《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中指出：

　　【“三四两月全区斗争最为紧张，农村退押、惩治违法地主和第一期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进入高潮。同时，中央局在三月下半月开了统战工作会议，四月下半月开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两个会议的总结另有专门报告，不在这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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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证明，土改必须在贫雇农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去进行，才不致煮夹生饭。我们决定，必须从退押特别是从惩治不法地主的斗争中，一方面进一步搞坍封建，一方面使贫雇农得到适当的经济利益，从而发动贫雇农，改造农会领导成分。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各地这样做了。不少地区贫雇农获得了每人一百斤米左右的果实，有的地方相当于中农所得的果实，多数乡村贫雇农取得了农会的主要领导地位。所以，凡属完成了土改的地方，农村基础更加强固，煮夹生饭的比重不大。在以后进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须体会这个经验，坚持复查减租退押，惩治不法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导成分这个明确的方针。

　　经验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封建势力不会低头，贫雇农不敢起来，退押、土改也不会这样顺利完成。（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毛注。）关于镇反问题已作了几次报告，最近情形，周兴同志到京面陈。总的说来成绩很大，做得很对，但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运动愈到后期，愈是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领导机关愈要注意控制，这是我们及各省区党委应有的教训。上述两个运动的后期，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毛注。）我们已告各地注意克服。

　　此外，（一）抗美援朝运动，四月份已普及到农村，签名者已达三千三百万余人，参加“五一”示威者二千一百九十余万人，还在继续开展中。（二）第一期扩兵九万只在川东（五万）、川北（四万）两区进行，反映很顺利，费力很小。（三）全区干部从五月起进入整风，总结前一段经验（包括镇反），准备第二期土改和布置今后镇反，方法仍是肯定成绩，发扬优点，纠正缺点，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两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毛注。）（四）注意春耕生产的领导。各地同志反映群众真正起来了，领导思想往往落于群众觉悟程度之后。许多同志总以为抗美援朝妨碍工作，是一个额外的负担，而群众一搞起来就有声有色，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意料之外。（还有两件事是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就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毛注。）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今春雨水太多，秧苗腐烂很多，可能影响春耕。今年小春比去年差，各省都有一些地方发生严重的灾荒。我们担心各地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忽视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注意对这一方面的指导。”】

　　1950年5月至8月，毛泽东的老朋友，长期关注农业问题的民主人士梁漱溟，随同章乃器为团长的土改考察团到四川考察。回来后，梁漱溟在毛泽东面前赞扬了邓小平领导的四川地区土地改革取得的成绩。毛泽东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

　　【“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这几十些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极力给地主阶级翻案的言论、文章和文艺作品。他们的采取的手法无非是通过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或者错误来否定整个运动。就像整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一样，错误和缺点当然应该尽量避免，但实践又证明，是难以避免的。对于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在近代中国，除了实行土地改革，并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迅速解决农民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因此，无论如何“美化”地主阶级，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农村需要进行土地重新分配的趋势。更何况，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一经发现错误，就立即采取了措施，及时予以纠正。

　　需要指出的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对某些恶霸地主不杀是不可能的。所以，邓小平才说：

　　【“经验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封建势力不会低头，贫雇农不敢起来，退押、土改也不会这样顺利完成。”】

　　邓小平的这种认识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其基础来自于当时中国农村情况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审阅一件关于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时，作出指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574页）】

　　同样在这一年的9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二十五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毛泽东年谱 6》第607页）

　　从1980年3月开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入起草阶段。1980年10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针对大讨论中出现的一些企图通过否定“文革”，进而否定毛泽东、否定新中国光辉历史的错误思潮，邓小平于10月25日指出：

　　【“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十年以后，邓小平再一次赞扬了土改。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指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

　　但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总有一些人心里念念不忘要为土改翻案，时刻都在在窥视形势，伺机抛出一些与时俱进的作品。但万变不离其宗：反思“文革”，控诉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苦难”，同时“挖掘”地主在民国时期做的“善事”等等，试图来改写历史。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年来，那些念念不忘要为土改翻案的人，突然有了良心发现，眼光投向了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悲情苦难”。并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展示他们的艺术才华。例如在这次新冠肺炎防控阻击战中，中美两国的华人作家都对各自居住地的情况、特别是平民百姓的情况发表了作品。美国华人作家的追求的真实，大都是建立在“阴影里看到阳光”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的某些作家追求的真实，则专注于在“阳光里看到阴影”。

　　如果联系到这些中国作家这些年发表的作品，对于他们意图，实际上是并不难看出来的。他们确实是做到了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把七十年来所有“苦难”的原因都归结到了同一个点上，稍微具有历史常识的人一看就会心里有数。特别令人佩服的是，这些人还发明了一件武器：把批评为土改翻案的人一律斥之为顽固坚持“文革”思维、是反对“改革”的“极左”分子。不知道这些人想到过没有，如果没有当年的土地改革，后来以“包产到户”为的标志的农村改革（中国改革最早始于农村改革）又从何而来？！难道中国的农村改革就要是把土地重新退回给地主吗？如果这些人有一天去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时候，真的不知要怎样解释才能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