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政策的变与不变

透视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政策，其中既有对奥巴马政府“改朝换代”式的调整变化，也蕴含着美国国防政策本质不变的内在逻辑。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近4年来，从威胁退出北约到推出所谓“印太战略”；从反复撤兵增兵中东到在南海不断挑事；从叫嚣“今夜就开战”到“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从声称不当“世界警察”到妄图打造由美国领导的所谓“反华联盟”，其国防政策的一系列操作，让全世界错愕不已。

透视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政策，其中既有对奥巴马政府“改朝换代”式的调整变化，也蕴含着美国国防政策本质不变的内在逻辑。

强化军力建设，弱化对外用兵

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军力建设，把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强硬的军事手段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最重要的支撑。

一是大幅增加军费预算。改变奥巴马政府的军费自动削减政策，年均增幅超过5%。2019财年达到7170亿美元，占全球总军费的39.7%；2020、2021财年分别达到7380亿、7405亿美元，连创历史新高。

二是大力扩充军队。要求海军现役舰船由272艘扩充至350艘、空军战机由1100架增至1200架以上。增加军队员额2.59万人，恢复2011年解散的第二舰队，成立第六军种——太空军，将网络司令部提升为联合作战司令部一级。

三是承诺为美军配备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深度学习、人机协同、人-机战斗编队、辅助人员作战以及网络赋能为重点，加大“第三次抵消战略”投入力度；大力发展高超声速/常规快速打击能力、先进飞机、定向能武器、战场机器人，投入1万亿美元更新核力量，推动核武器向实战化、低当量、小型化方向发展，全面提升核威慑能力。

但在不断提升军力的同时，美国对外用兵的强度、频次却总体下降。2014年美军强行进入叙利亚后，仅在2017年和2018年以叙利亚政府进行所谓“化武袭击”为由，空袭了叙利亚部分军事设施。2018年结束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主要作战行动后，美国也将5200名驻伊拉克美军的军事任务，由反恐转为了向政府军和警察提供军事支持。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美伊关系迅速转为对立。不过，2019年6月伊朗击落美军无人机后，特朗普却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仅派出航母战斗群进行军事威慑，极力避免与伊朗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直到半年后的12月29日，美军首次派遣战机轰炸了伊朗在伊拉克的基地，突破了美军不与伊朗军队直接交手的“默契”。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特朗普虽然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威胁要“彻底摧毁”朝鲜，但也明确表示“军事打击朝鲜不是第一选择”；对委内瑞拉，特朗普虽多次私下对马杜罗政府发出战争威胁，目前却似乎无意进行军事干涉。

与奥巴马相比，特朗普对外用兵以军事威慑为主，特种作战和空袭行动为辅，未派出大量地面部队与相关国家进行直接作战，对外用兵的强度和频次较奥巴马政府时期总体有所下降。

继续战略东移，身陷次要方向

在经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通过战略东移加大在亚太地区的资源投入，企图遏制中国崛起，以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主导地位。

特朗普政府虽然弃用“亚太再平衡”的称谓，但推出所谓“印太战略”，明确将中国列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把所谓“印太地区”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重要的地区，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推动美日印澳四国联合军演；大幅提升对台军售数质量，显著增加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次数等；一再到南海挑衅滋事，以“航行自由”之名行航行霸权之实，公然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领海领空，加大军事演习和情报搜集力度。

同时，在次要方向实施战略收缩，加速从中东、非洲等地撤军。

2018年6月，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开展对话，逐步撤出4000名驻阿美军；2020年9月9日，美军再次宣布将驻阿美军由8600人减至约4500人，将驻伊拉克美军减至约3000人。

面对叙利亚政府军不断收复失地，俄罗斯、土耳其强势介入叙利亚政治进程、占据有利态势，2019年10月，美国宣布从叙利亚全面撤军，仅以“保护”叙利亚油田的借口，留下600名美军。

2019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明确表示，计划大规模减少甚至完全撤出驻西非的美军，放弃在尼日尔价值1.1亿美元的无人机基地，停止向在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打击武装分子的法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

但是，随着俄土伊三国不断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特别是今年1月美军刺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后，美伊对抗持续升级，美国从2019年5月起持续向中东增兵超过1.4万人，并长期保持两个航母战斗群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其战略东移计划因此受到牵制。

强化利益至上论，提升风险敏感度

特朗普政府延续了美国利益至上论，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将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商业利益和安全利益，作为美国对外用兵的最高目标。

一方面，美国力争少花钱、少打仗、少伤亡，对战争风险成本高度敏感，这些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美国要求盟友伙伴承担更大责任，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特朗普长期批评盟国“搭便车”，强调“联盟成员承担更大的责任来公平分摊我们的共同利益”，不断逼迫盟国增加防务开支，这使得广大盟友心存疑惑、充满担忧。

在朝鲜半岛，特朗普以“浪费钱”为名暂停、缩减或取消与韩国的“乙支自由卫士”“关键决断”“秃鹫”等联合军演；将美军后撤至远离三八线的平泽基地；先后两次举行美朝峰会，不时对朝方喊话示好，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外交谈判和军事威慑等非战争手段，迫使朝鲜弃核。

强势要求日本调高驻日美军军费分摊比例，从每年20亿美元上调至80亿美元；宣称“美国有3.2万人在保护韩国人”，要求将韩国承担的驻韩美军军费分摊，从8.95亿美元上调至47亿美元。

重视同盟作用，提升新兴伙伴地位

特朗普虽然声称要“卸下”同盟包袱，试图唱衰、分化欧盟，暗示可能离开北约，批评美日安保条约让美国吃亏，却始终把同盟关系和盟友伙伴关系作为美国的重大利益。

在欧洲，特朗普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北约“脑死亡”论，并在2019年北约伦敦峰会上将中国列入北约面临的“挑战”。

在中东，积极拉拢以色列和沙特等海湾国家，推动以色列与阿联酋建交，着力构建“以色列-务实逊尼派轴心”，以遏制伊朗在中东的战略扩张。

在亚太地区，美国高度重视巩固现有的同盟关系，重申对日韩的安全承诺，妄图通过打造美日印澳四国同盟、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由于欧洲、中东、亚太部分传统盟友参与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的意愿不高、能力不足、作用下降，美国加强了印度、波兰、乌克兰等“新伙伴”的前沿制衡作用。

2017年，美国将印度升级为其“主要防务伙伴”，2018年特朗普政府给予印度战略贸易授权第一类别国家的地位——这一待遇仅提供给美国的紧密盟友；2018年9月，美印首次举行外交与国防“2+2”对话，签订《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并就加强联合军演等事务进行了谈判，进一步提升两国防务战略伙伴关系。

对美国安全需求持续上升、与欧盟离心倾向加大的一些中东欧国家，也成为特朗普政府拉拢的重点。美国持续加强在中东欧地区的军力部署和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在波兰部署爱国者导弹；2020年8月15日，与波兰签订《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计划从驻德国美军中调遣1000人至波兰，使驻波兰美军从4500人增加到5500人，还将在波兰部署美陆军第五军司令部前沿指挥所等，未来波兰有能力接纳最多约2万名美军；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派遣军舰访问乌克兰港口，依托北约开展联合军演。

综合分析特朗普政府国防政策的一系列变与不变，其主要受到世界政治格局的大变化、美国国家战略的新要求以及特朗普执政风格的新特点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变的是手段、形式、规模、重点，不变的仍旧是美国运用军事力量维护拓展国家利益的本质要求。

（作者单位：中国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