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治国理政的核心经验－人物传奇

导读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上做出了许多艰辛探索，这一开山辟路的历史实践构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框架，积累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并为其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提供了不容反驳且稳定持久的质的规定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走向和进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上做出了许多艰辛探索，这一开山辟路的历史实践构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框架，积累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并为其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提供了不容反驳且稳定持久的质的规定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走向和进程。当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方位已经有了新的变化，治国理政的方针策略亦呈现出了诸多时代特征，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中积淀下来的基本硬核，仍是当前及以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新时代，深入研究毛泽东治国理政的核心经验，始终确保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中国治国理政的原则底线，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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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国理政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诸多探索

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如何在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探索出一条民族复兴之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事求是地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新中国的治国理政把握了航向，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需要有政治体制的支撑。毛泽东立足于新中国具体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以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借鉴，构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国体上，毛泽东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无产阶级专政。”[1]这就为新中国的国体做出了初步规划。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正式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大地上首次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形式，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地位，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政体上，毛泽东在1948年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2]1272这就为新中国的政体提供了思想框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整个国家机构按照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成和运转，保证了国家各项工作的有序、高效进行。在政党制度上，1949年9月29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对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共商大计做了基本规划。新中国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发挥各个党派在国家建设中的合力作用，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3]34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在民族政策上，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召开，此次会议设立了民族事务组，其后成立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和宗教事务进行规范管理。1952年8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领》颁布，规定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了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展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此后，1954年9月20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其规定的有关于治国理政的各项制度和法则，奠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宪政的坚实基础，展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独特的优势，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法理依据。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仍是始终强调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4]，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政治保障。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政治体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并日益显现出其显著优越性。当前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为我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体制保障，无数重要事件，尤其是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相比较多国疫情蔓延扩散趋势，中国能举全国之力在较短时间内基本遏制疫情并取得战疫的重大成果，更进一步彰显出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这是毛泽东对治国理政探索的重大成果，亦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经验，需始终坚持不动摇。

（二）新中国实现了经济上的“一化三改造”

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既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体现，又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物质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经济稳步恢复发展的基础上，于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强调：“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5]147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具体表述，规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要求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道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关键的是“一化”，即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重要前提。面对生产落后、产量低下、发展畸形的旧中国工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五”期间，我国在加强纺织、食品、造纸等基础工业的同时，还新建了机械制造、有色冶金、电子等工业部门，为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基础；除沿海地区外，东北、华中华北、西南西北等工业基地兴起，全国工业布局逐渐趋向合理；为适应工业化的发展，“一五”期间新建城市6个，扩建城市94个，城市人口达到6902万，比1952年增加了38.9%[6]304，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改善，新中国经济基础得到明显增强。毛泽东在注重“一化”的同时，亦不放松“三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惟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5]116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6年底，我国农业生产总值达到583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的484亿元增长了20.5%[6]132，为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提供了粮食、资金等方面的有力保障。旧中国分散、落后、不稳定的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成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重要补充，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7]。毛泽东对我国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方向的坚持，使新中国顺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为其后党的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积累和实践基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其后的建设和改革中经过了不断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对于治国理政的其他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在当前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期，始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中国坚持了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文化既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反映，又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引导。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新中国成立后，坚持新中国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亦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框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文化背景下，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确保文化建设始终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并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8]350，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各地在实施文化教育政策时，也充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认为：“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只要掌握了这个武器，就可以改变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可以拿新观点新认识去排除旧观点和旧认识，拿正确的想法和看法去代替那些不正确的想法和看法。”[9]因此，要合理地将政治思想教育与文化科学教育结合起来。为彻底荡涤反动政府遗留的污泥浊水，合理保留中华优秀文化，1951年 4月3日，政务院提出戏曲改革要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1956年4 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出文化建设的“双百”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3]45“双百”方针的提出，为发展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重要指导。在上述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各地相继推出了改造旧文化、推行新文化的工作方针，并坚持“文化工作的方向应该是团结新旧文艺工作者，改造旧文艺发展新文艺，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因此，一切不团结旧艺人、简单地抛开旧文艺的态度是错误的，不加批判地接受旧文艺的态度也是错误的。”[9]在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逐渐显示出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社会主义优越性。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4]，既是对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思想文化保障。

二、治国理政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坚持既对人民实行民主，又对敌人实行专政

旧中国，人民百姓受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苦不堪言，灾难深重。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是对历史发展和人民需要的有力回应。

（一）对人民实行民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对人民实行民主，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所在。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展开了积极有效的措施，真正让人民成为了国家主人。在政治上，新中国确立了一系列旨在维护人民权益的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从根本上保证了广大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此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项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则首次以国家最高法的形式保证了新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捍卫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神圣权利。在经济上，新中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2]1428毛泽东从治国理政的大局出发，将人民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人民在经济发展中持续受益，真正实现了翻身做主人的历史转变。据统计，1949年建国时，人均国民收入为66元，经过三年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时，人均国民收入为102元，增长率为62.5%[6]20-25。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时，国民收入总额已经比1949年建国时增加了13.9%，农业增加值达8.2%，工业增加值达27.1%[10]，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在文化上，新中国发展了人民的教育文化事业。《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民性，强调了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949年12月23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该次会议提出了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确保了广大人民受教育的权益。在全国各地，党相继创办了冬学班、识字班、农民业余学校等，扫盲运动得到大力推广。在毛泽东人民教育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迅速发展。据统计，至1957年，全国已建成小学54.73万所，在校学生6428.3万人；建成初中0.89万所，在校学生90.43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61.7%[11]。毛泽东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切实维护人民权益，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革命初心，也展现了其治国理政的价值旨归。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历史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做到人民至上，这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疫情防控将会成为一种常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

（二）对敌人实行专政，维护国家人民安全

对敌人实行专政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和破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历史任务。人民民主专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国家对内职能的视角出发，毛泽东认为，对敌人实行专政，“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3]207。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形势纷繁复杂。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负隅顽抗对新生政权产生了重大威胁，土匪特务的大量存在影响了新生政权的稳定，部分边境分裂势力的伺机作乱也对新生政权产生了困扰。为维护国家安全，就必须要对敌人实行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12]从国家对外职能的视角出发，毛泽东认为，对敌人实行专政，“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3]207。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形势严峻微妙。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施加了种种压力，他们在政治上打压中国，经济上封锁中国，军事上侵略中国。基于上述原因,新中国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以专政的形式维护国家安全。对敌人实行专政也是维护人民安全的必要措施。人民民主专政，涵盖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双重维度。对敌人实行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的有效保障，也只有对敌人实行了专政，才能真正确保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此，毛泽东从治国理政的大局出发，于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2]1476这一果断坚决的表态反映了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清醒认知。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在实践基础上又进一步感悟到对敌人实行专政以维护人民革命胜利成果的必要性，如果不坚持，就“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3]35-36。在经历七年多的治国理政之后，毛泽东又于1957年2月27日对该问题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述。其中明确谈到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3]207，同时，毛泽东还将对人民实行民主与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深刻认识到二者的辩证关系，指出“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13]，彰显了其治国理政思想中蕴含的大智慧。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但西方个别国家为其一己之私，在继经济贸易战之后，又在全球疫情期间，企图以攻击中国来转移公众视线、应对本国危机。对此，中国始终坚持严正立场，坚决反对借疫情攻击抹黑中国。以是非分明的态度，立场坚定地应对敌人攻讦、维护中国利益，是当前也是今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底线。

三、治国理政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坚持既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又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历史、人民和时代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强有力的领导，并结合国家中心任务和党的实际情况积极推进党的建设，为新时代发挥党在治国理政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坚持党的领导源于党的优秀本质和人民的根本需要

长期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党的事业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时，面对国际国内严峻形势，坚持党对新生国家的领导权，发挥党在治国理政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是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根本准则。坚持党的领导，源于党自身的优秀品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本领过硬，能力过强。在经过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遏制通货膨胀、统一财政经济等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之后，毛泽东坚信“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8]422-423，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进行了高度肯定。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自信地谈到：“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3]86在经过整风整党、“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有利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运动后，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得到了有效保证，凝聚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基于此，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式上再次指出：“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3]114-115坚持党的领导，源于人民的根本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当月，毛泽东在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到：“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8]10毛泽东清晰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价值旨归，只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才能获得自由和权益。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各项事业进展顺利，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得到有效巩固。1955年7月31日，在就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8]430-431人民群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摆脱旧社会的压迫和剥削，才能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新时代，党的一切工作仍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带领广大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也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二）坚持党的领导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角色地位、中心任务、工作环境较之战争时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新的历史时期、新的伟大使命对全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需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另一方面，革命胜利后，少数党员骄傲自大、贪图享乐等思想上“滑坡”现象的存在,迫切要求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为此，毛泽东从治国理政的大局出发，从党的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考虑，对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1950年5月1日，党中央在毛泽东领导下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此次整风运动采取自上而下的步骤，先在县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开展，再在一般党员干部中进行，意在克服党组织中存在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在整风运动基础上，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做出在全党开展整党的指示：“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实验。”[8]145-146此后，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整党运动正式开始。在整党运动的准备阶段，主要任务是训练整党工作干部、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进行整党运动试点。在整党运动的组织整顿阶段，主要是登记党员，要求党员按照标准提高和改造党员；鉴定审查，要求党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组织处理，要求在审查基础上对不合格党员做出组织处理；1951年底和1952年初，中共中央又相继做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决定。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文件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的现象。”[8]190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党出现的部分腐化变质现象，毛泽东思想警觉、行动迅速地实施了管党治党的措施，并取得了重要成果。“结合‘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本质、划清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的阶级教育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理论。”[14]“三反”“五反”运动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洁品格、打退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进攻具有积极作用，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也给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要想取得治国理政的新的伟大成就，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目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已成为“四个全面”总体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勇于自我批评自我革命，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堡垒，是总结党历史发展经验的必然结论，也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紧迫任务。

四、治国理政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坚持既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又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重要历史关头，破除封建主义旧思想，扫除资本主义邪思想，牢牢坚持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认真学习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需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

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治国理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顺利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历史转变做出了诸多努力。但由于部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领导水准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足，致使党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上出现了一些误差。1950年6月4日，毛泽东在《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一文中指出，正是由于党的部分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没有吃透，导致“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8]63-64上述工作失误一定程度上给党的治国理政增加了阻力和困难。为解决该问题，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很大努力，并多次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1951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严肃指出：“我们党已有五百几十万党员，对于这些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认真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能力，是一个极端重大的任务。”[15]37此后，各地相继开展了党员干部及工农积极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部分地区还建立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轮训学习制度，要求“抽调县级主要干部进行理论学习，各省市党校以三个月至半年为一期进行轮训”[14]，切实夯实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为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做出了理论准备。1953年1月29日，毛泽东签批了关于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决定，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得到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据统计，“自1949年到1952年底，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中译本共出版33种，合计3137000册。”[16]上述著作的出版，对于促进党员干部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来解决问题、及时应对治国理政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情况，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强调：“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3]393毛泽东明确指出了领会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反对主观主义错误对于新中国革命建设的重大意义。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途径，毛泽东也做出了具体指导。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3]273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学习路径的不断开拓，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的执政能力有着积极作用。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守人民立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思想、人民民主思想、文化建设思想、社会建设思想、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世界历史思想以及政党建设思想的多个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从而使党能够“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17]。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需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水平，直接影响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际效果。深入学习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强化党治国理政能力的有效措施。毛泽东向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还在我党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就曾讲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8]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再次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既使是最好的东西，既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2]1515毛泽东清楚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必要性，从哲学的高度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唯心历史观，提醒广大党员要真正做到学以致用，避免纸上谈兵。在新中国具体的革命建设中，毛泽东更是十分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以提升治国理政的效能。针对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特殊情况，毛泽东积极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力求以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来观照当时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同时，他还指出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42毛泽东始终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普遍真理，学习的根本目的是要着眼于其在中国国情下的具体运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毛泽东坚持学习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观点的指导下，“党的领导机关和许多干部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的基本方向，因而使党的理论水平有了重要的提高。”[15]111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思想，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行动指南。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已发生变化，因此，将马克思主义适时地、灵活地运用到新时代治国理政当中，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必要之举。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19]。当前，深入探究毛泽东治国理政的核心经验，始终确保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中国治国理政的原则底线，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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