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经济与社会根源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重识中国与世界”栏目（二十五）

政治极化是当今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特朗普上台后，其发展态势愈加明显。狭义的政治极化专指政党极化，即两党体制内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化和对立，广义的政治极化则包括精英极化、民众极化甚至阶层极化、意识形态极化。在探讨政治极化何以形成这一问题时，学者们大多倾向于从制度、传统、文化等角度展开分析，对经济因素尤其是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经济不平等，乃至经济极化则关注不够。实际上，不平等是政治极化形成的根本性影响因素，是政治极化不断加剧的经济和社会根源。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态势如何、不平等何以影响政治极化、不平等与政治极化有何内在关联，这是理解美国政治极化根源的重要关节，也是本文试图论述的议题所在。

进入21世纪，美国的政治极化持续升级，一发不可收拾。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党派冲突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大众文化冲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政治极化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源自单一因素的直接影响，其中，日趋严峻的不平等是政治极化的经济和社会根源，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收入不均，个人财富差距过大，极富阶层聚敛财富，底层民众生活窘迫，为保守主义回潮、民族主义复兴和民粹主义崛起奠定了社会土壤；分配失衡，贫富群体对立加剧，社会阶层分歧重重，为身份政治泛滥、共识政治瓦解和政治信任危机提供了思想和心理准备。

第一，不平等导致贫富失衡，助推右翼保守主义兴起。美国两党之间的分峙对抗是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固有特征，也是美国建国之父们制度设计的初衷。两党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形成“对等极化”的格局，但自90年代之后，对等格局被打破。无论从阵营立场、政策取向还是外交风格来衡量，共和党“保守”的程度远比民主党“进步”的程度更为显著。整个意识形态天平开始倾斜，右翼保守主义占据上风，非对等极化局面出现。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共和党的保守化趋势进一步强化，自由主义倡导的全球化、自由市场和世界主义进程受阻，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强势抬头。维持多年的极化格局被打破、保守主义占据上风，恰是因为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造成的。经过近30年不平等发展趋势的积累、强化和巩固，不断壮大的富人阶层已经将相对于穷人阶层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一个明显偏袒富人阶层的“财阀政治” 格局业已形成。“经济不平等意味着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异，进而意味着两个群体间存在巨大的政治代表性差异。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富人对政治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而穷人的影响力会日益缩小。”

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民主国家对不平等具有自动纠错机制：过度不平等一旦出现，中下阶层势必将通过税收、福利等形式实行再分配，遏制不平等的蔓延势头。然而，人们发现，现实中的经济不平等虽然出现了，但再分配并未启动，或者虽然启动了却没有达到阻止不平等的目标。如果选民主体是中下阶层，由中下阶层投票和决策，怎么可能让不平等愈演愈烈？这恰恰表明：富人阶层对政治的影响要比穷人大得多。与之相比，穷人既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参与政治，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就没有机会竞选公共职位，更不可能成为成功的候选人。“美国正在形成一个由分裂了的社会组成的政体：本应是增加投资的政策变成了富人减税和公司福利政策；本该为了稳定经济保护普通公民出台的管制政策变成了导致不稳定、让其他美国人民向银行家俯首的放松管制。”罗伯特·赖克对此的评论是，美国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已使民主陷入制度失衡的危机之中。

经济不平等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在不同群体间不均衡分布的趋势，随着中间阶层的相对萎缩，低收入的穷人群体与高收入的富人群体之间的界限和裂痕日趋明显。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低收入群体支持民主党，高收入群体支持共和党。进入21世纪之后，两党沿着收入差异而产生的分裂进一步稳定和固化。相比低收入的穷人群体，高收入的富人群体具有更强的行动力和影响力，更倾向于借助政治参与影响公共决策。随着贫富差距导致的富人群体的力量壮大，美国民主的天平逐渐向中高收入阶层倾斜。特朗普上台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增强。这就为右翼保守主义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第二，不平等造成阶层分化，加剧民粹主义的泛滥。美国的底层民众是左翼民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过去的30年中，他们的个人财富和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经济上升时尚能得到福利和救助，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生存条件和基本福利都受到了威胁，因此对富人群体、经济态势和现行体制充满愤怒和不满。

不平等的受害者不仅仅包括穷人，曾经被视为最可靠、最稳定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在慢慢解体，缓缓滑向社会底层。这个倍感压力、无比焦虑的中产阶级正是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主体力量。与左翼不同，右翼民粹主义将矛头直指全球化、外来移民和异质文化，认为其是美国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的根源。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主张单边主义和美国利益至上，将民众的怒火引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他们当然不喜欢富人，认为富人抢走了他们的财富；他们也不喜欢穷人，认为穷人占据了太多的福利，这些福利大多源自对他们的税收。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救助政策对穷人有利，尤其是那些无法偿还贷款、看不起病的穷人，这更引起了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民主党会征收越来越多的税收和医疗保险用来补贴穷人，于是提出“你没资格花我的钱”。出于同样的忧虑，他们也坚持反对外来移民，因为移民群体所获的福利和救助同样源自从他们手中征走的税收。当然，中产阶级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绝大多数中产阶级沦为底层民众，他们与底层民众同病相怜，同仇敌忾，共同倡导左翼民粹主义。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他们所受的冲击有限，他们更害怕政府“劫富济贫”，于是便与左翼民粹主义分道扬镳，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白人中产群体一直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白人中产群体的政治转向自然带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转向。再加上上文所分析的富人群体的强势影响，于是乎，右翼民粹主义自然成为特朗普主义题中应有之基本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反移民、反中国、反左翼政治的激进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的分歧，直接引发政治精英之间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加剧，间接导致精英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的裂痕扩大，为美国的政治极化注入了一针剂量超大的催化剂。

第三，不平等带来社会不公，激化身份政治崛起。差异是身份认同的基础。一旦少数族群意识到其与主流族群存在某种差异，这种差异就会反向刺激其对所属群体的认同。而歧视、差别待遇和社会不公又是最能激发身份差异，进而形成身份认同的现实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不平等往往造成意料不到的社会影响：人们会失去同等的工作机会，会被剥夺基本的社会权利，也会丧失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当人们遭遇这些歧视时，社会不公现象就会出现。在斯坎伦看来，社会不公最明显的表现是地位不平等：禁止更多人获取好处和机会；剥夺人们之间平等相待的机会；导致很多人“基于错误的理由去重视（或轻视）自己的生活和活动”。慈继伟也提出“三重风险”理论，认为一个人只要缺钱就意味着不具备满足身体生存需要的能力，无法按照社会所需要的方式生活，无法承担应有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社会不公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健康不平等。安格斯·迪顿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异越大，健康的梯队变化越明显，民众过早死亡率越高。收入低，意味着自身社会地位低下，得不到足够的尊重，体验不到存在感和荣誉感，长此以往，会引起一系列的负面心理反应，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身体健康状况堪忧。身份政治是晚近以来美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现象，它一直被纳入“文化战争”范畴，被解释为一种文化现象，其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往往被忽略。对于那些边缘和弱势群体来说，倡导身份政治自然是追求平等、反抗歧视的无奈之举。

即便对那些曾经收入稳定、生活宽裕的“铁锈地带”的白人群体来说，倡导身份政治表达的仍是对不断涌入的移民群体无休止的利益诉求的不满、对自身生存的焦虑和对现行政策的愤怒。这些人当中不乏移民群体的同情者、支持者，但现在的他们既失落、委屈又心有不平，开始反省自己的身份认同，主张维护所在阶层的收入、地位与荣誉，进而形成被动、消极的身份意识即“回应性身份政治”。

毫无疑问，与经济属性息息相关的身份政治正在不断强化着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和影响。对于左派来说，身份政治首先是以弱者对抗强者的有力武器，然后才被升级为格调高雅的“政治正确”。对于那些渐感生活窘迫的中产以及底层白人来说，他们已经开始接受“受害者”的身份想象，随着不平等的现实体验日趋强烈，身份政治成了宣泄不满的“正当理由”。但无论如何，左右阵营围绕身份政治的分歧和对抗，正在将美国的民主主义推向狭隘的部落主义：追求国家认同、建基公民共识的民主政治身陷重围，推崇族群认同、投注个体归属的部落政治底牌方显。特朗普上台后，这一趋势愈加明显，“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个结果将很不利于美国政治”。

第四，不平等破坏机会不等，引发政治信任危机。美国人一直坚信机会平等的神话，想象着人人都生活在同一艘大船之上，虽然有人坐头等舱，有人坐经济舱，但舱位是可以更换的。勤奋、努力者，就有机会升舱；懒惰、放弃者，则可能降舱。但是当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让人们开始对这种浪漫的想象产生怀疑。近30年来，不平等的分配格局不仅打造出一大批富有家庭，也制造了一大批赤贫家庭。更令人担忧的是，“有钱且高知的公民，比起他们那些贫穷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同胞公民，总是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也有更丰富的政治知识和公民技艺，同时也更多地参与到几乎各种形式的政治和公民活动”。

人们通常把机会平等理解为每个人的发展和成功不应当取决于其家庭经济状况。但现实生活中不平等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机会平等：首先，如果富人能够设立一些只对他们有利的优势职位，或者以不正当方式影响这些优势职位的选拔，不平等就会影响程序平等；其次，如果穷人无法进入学校或无法获得与富裕的候选人竞争优势职位所需的其他条件，经济不平等就会影响实质不平等。

在同等条件和环境下，富裕阶层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方法、更多的力量影响决策者，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严重损害政治平等；反过来，当中下阶层感到较少得到政府的回应或无力影响政治决策时，其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感和政治信任也会随之下降。“如果没有信任，则不会有和谐，更不会有强健的经济。美国的不平等正在减少我们的信任。”结果只能是中下阶层边缘化、个体与民主政治日渐疏离、社会动荡无序、强人政治抬头。这意味着，过度的经济不平等必然破坏和损害机会不平等从而引发信任危机；当政治信任丧失，人们自然就不再相信既定规则和制度文化，转而投向极端立场和激进政治。

探讨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有若干路径。与制度路径、文化路径和传统路径相比，借重经济路径似乎略显老套。但不容否认的是，当西方社会陷入后物质主义的过度想象后，势必将面临一场对后物质主义的深刻反思和向物质主义的集体回归。物质主义强调的国家认同、民族意识、种族归属、宗教信仰、工资收入、财富积累、物质化追求、集权式发展等价值依旧，意义未减。“特朗普所代表的并非什么逆全球化的趋势，更不是反全球化，而是调整到以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化战略，也就是对以往激进的进步主义、后现代和后物质主义的全球化战略做出有限的回调，以挽救西方文明的危机。”从这个意义来说，以收入不均、财富极化、分配失衡为特征的不平等的影响力深刻，破坏力十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毋庸置疑，政治极化已成为当今美国政治最为显著的特征，且短期内根本无法摆脱。之所以说它无法摆脱，主要出于三个原因：一是作为政治极化重要根源的经济不平等仍在持续加强；二是政治极化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三是因为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极化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趋势。

第一，过去30年，美国的经济极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上升趋势。贫富差距不断加剧，阶层固化业已形成，超富阶层与中下阶层的收入和财富有天壤之别，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势头始终维持。经济极化的持续加剧，再加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强势助推，使失望、愤懑与怒火的情绪在贫下阶层心中长期积累，一触即发，遇火即燃。

第二，当前的党派冲突和精英分化仍在不断升级。政治精英们放弃了传统的温和审慎，政治立场呈现明显的极端化趋势。要么旗帜鲜明地选择自由派立场，要么坚定不移地固守保守派情怀，温和持中群体日渐萎缩。在民主党内部，保守派议员遭到排挤；在共和党内部，绝大多数共和党人转向保守立场，中间阵营越来越不受欢迎。在选举政治的框架下，广大民众与少数精英是合作、协同的关系。但进入21世纪后，选民忠诚度不断下滑，政治冷漠普遍流行。政党越来越代表少数精英和权贵的利益，民主政治越来越像精英统治。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联邦政府的一系列巨额援助计划，未能很好兼顾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加剧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阂和对立。面对这些政治危机，特朗普寄希望于强硬政策和激进手段。对早已千疮百孔、裂痕重重的政治生态来说，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随着政治极化的深度扩张，精英与大众、文化传统与现代观念、公民理想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就会逐步升级，社会极化和文化极化随之出现。即便换拜登执政，走温和一些的政治路线，情况依旧不会有太大改观。在极化政治的背景下，分歧和对立不断消解共识，冲突和矛盾可能拒绝协商，对立的两方会为了反对而反对，全然不顾国家利益和共同体发展。

第三，不平等与政治极化存在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趋势。首先，不平等导致政治极化，政治极化反过来强化不平等。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机会不等，使党派竞争、精英对立、文化冲突、社会分裂等极化趋势不断加深；不断扩大的极化张力和社会裂痕，压制了民主协商，瓦解了共识政治，致使否决政体和激进政治流行，温和折中的政治决策、均衡兼顾的公共政策越来越难以出台或实施。“在一个存在着高度不平等的民主制度里，政治也会失衡；而让不平衡的政治管理不平衡的经济就会出现毁灭性的结局。”其次，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因素往往也是推动政治极化恶化的因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教育非均等化趋势等，一方面导致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促使他们对待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最后，不平等与政治极化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不平等越严重，政治极化程度越深；政治极化越加剧，不平等趋势越明显。按照基思·佩恩的长期研究，反映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和国会两党政治极化指数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不平等与极化水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对较低，但自70年代中期开始同步上升，并始终保持着同一水平（见图3）。“赢家通吃的经济分配格局带来的是赢家通吃的政治格局，最富裕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对政治的影响力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