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历史因素分析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国内对华负面情绪高涨，特朗普政府借疫情发动了新一轮对抗，美国再度陷入了歇斯底里的“中国惊恐”之中。“中国惊恐”在美国是有历史渊源的，与美国的反共运动有重要的联系。美国的反共运动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第一次“红色惊恐”，这是一场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等左翼思想和激进势力而引发的癔症。在这场癔症中，感性大于理性，想象多过现实，美国上下陷入对社会主义制度、左翼政党和激进组织以及各类激进运动的恐慌中。像第一次“红色惊恐”一样，疫情期间“中国惊恐”的闹剧终究会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落幕。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将中国锁定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以经贸领域为主攻方向，发起了史上规模空前的贸易战，在中国台湾、南海、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同时发力，并强力将中国香港问题、新疆问题纳入中美战略竞争的轨道，以印太战略为抓手，不断强化对华地缘战略布局，中美关系不断恶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美国国内各种反华势力围绕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大做文章，频频制造“反华”“排华”紧张空气，引燃了美国国内的“红色惊恐”基因，反共恐慌死灰复燃，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一、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惊恐”

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中国首先成为此次疫情的“震中”，美国后来居上成为当前疫情的中心，两国防疫举措和效果对比明显。中国的防疫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中国政府还为其他国家提供医疗防疫物资与技术援助，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美国则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不力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其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均列全球首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打击了美方的自信心，引发了美国的极度忧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对华惊恐的产生，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实力的整体反应，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客操纵的结果。疫情之下，美国捏造不实信息煽动国内外反华情绪，意图借机打压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中国政府隐瞒信息导致了这次疫情危机[1]，参议员科顿甚至妄称病毒可能是中国的生物战计划[2]。在具体行动上，美国多方面设置对华障碍反映出了中国冲击下美国的紧张与不安。疫情期间，美国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与中国台湾往来密切，意图将之拉入印太战略圈中以进一步加强对华战略包围。在经贸领域，为摆脱中国制约，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国防生产法》把重要生产链留在美国国内，为制度性“脱钩”提供了可能。[3] 另外，中国公民赴美以及中美学术交流也被施加了新的限制措施，两国之间的矛盾再度升级。

美国政府这种以错误信息引导国内舆论的行为和种种压制中国的举措激活了美国的反共基因，美国国内反华情绪高涨。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目前有66%的美国民众对华持负面看法，创造了此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在关于中国威胁性的调查中，90%的美国民众将中国的力量和影响视作威胁，其中62%将之视作主要威胁。[4] 新一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中国惊恐”开始在美国上演。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此次“中国惊恐”的燃点，再次将意识形态之争推向高潮。长久以来，不论是美国与苏联，还是与中国的对抗，冲突的本质都是意识形态之争，对外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权围堵社会主义国家，以掩盖其对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恐慌。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恐慌随着苏东剧变短暂消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认为社会主义的大厦将随之倾覆。的确，苏东剧变使十月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严重打击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因此进入低谷，但社会主义的大厦并未完全倾覆，西方所谓的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未在中国发生。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代特征和本国国情相结合，展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中流砥柱，推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向前，迅速崛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以及中国现有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矛头转向了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于是，反共惊恐便融入美国的反华立场之中。

二、反共惊恐的起源及表现

疫情期间的反共惊恐在历史上并非首次。回顾美国的反共历史，人们提到最多的还是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是1950~1954年间以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为代表的极右翼人士在美国掀起的一股极端反共政治逆流，在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事实上，麦卡锡主义只能被称作美国反共史上的第二次惊恐，美国反共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十月革命胜利后美国国内对这场伟大革命的反应，即第一次“红色惊恐”。

这场惊恐发生在1919~1920年，是美国反共运动的开端。它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广泛传播和西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兴起。当时美国身处战后调整和通货膨胀的困境中。十月革命的冲击使恐慌在美国人心中萌芽，在政客、资本家和媒体的煽动下，“红色惊恐”全面爆发。美国上下陷入了对社会主义制度、左翼政党和激进组织以及各类激进运动的恐慌之中。

1.社会主义制度惊恐

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十月革命后建立，国际社会被资本主义一家独揽的时代终结。新兴的社会主义冲击着传统的资本主义，西方的普世价值受到挑战，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成为美国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和对外传播民主自由的障碍，威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在种族优越感、孤立主义、本土主义等潜在基因的驱使下，美国开始了对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击。在苏俄内战期间，美国与英、法、日等协约国乘机进行武装干涉，扶植俄国反革命势力发动武装叛乱，意图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就像列宁曾说的那样，“现在英、法、美集团把消灭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摧毁它的主要根据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他们的主要任务。为此，他们准备筑起一道万里长城，像防止瘟疫一样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5]

第一次“红色惊恐”为美国注入了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基因，期间美国针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也为其接下来打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政党提供了借鉴。现在，美国沿袭了曾经的方法来打压中国，通过插手台湾、香港、新疆等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和港独分子等反华派，发起对华贸易战，围攻社会主义制度。但与当时的苏俄相比，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总体实力还是所处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的反华制华措施也不断升级，不仅在传统领域对华施压，还在科技、金融等领域设置障碍，收紧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和融资渠道，运用多种手段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将33家中国公司和机构列入经济黑名单。[6] 可以说，当下美国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甚至比防控瘟疫还要强硬。

2.对左翼政党和激进组织的惊恐

虽然美国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打压，但第一次“红色惊恐”期间主要的反共活动还是在美国国内进行。十月革命和西欧工人运动鼓舞着美国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工人阶级奋起反抗的勇气，在布尔什维克党、外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支持下，美国共产主义政党成立并快速发展。因秉持同情、扶持工人阶级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念，领导支持各类激进活动，美国社会党、共产主义工人党、美国共产党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等组织成了美国政府的首要打击目标。

联邦政府和各州首先清扫了政府内部的左翼激进分子，社会党核心人物维克拉·伯杰受到国会驱逐。在伯杰事件后，另有两名社会党核心人物——查尔斯·施耐克和尤金·代伯斯也相继被判刑入狱。[7] 1920年1月，纽约州议会以社会党损害纽约州和美国最高利益、与国际社会主义政党交好和支持他国革命分子为由，投票驱逐了5名社会党议员。[8] 此外，为打击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者，司法部还发动了两场针对左翼激进组织和共产主义政党的突袭，美国国内反共惊恐达到巅峰。1919年11月7日，美国警察和特工在总情报部门(General Intelligence Division)创建的激进分子索引系统及花名册的辅助下，包围了俄国工人联合会的总部、办公室和成员住所，拘捕了现场所有人员。[9] 1920年1月2日，针对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共产党的第二次突袭开始。此次针对共产主义者的搜捕涉及美国33个城市，逮捕了5000至10000名涉嫌颠覆分子，逮捕行动通常非常残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没有搜查令。[10] 两次突袭结束，俄国工人联合会和两个共产主义政党损失惨重。被逮捕的外国激进分子在1919年12月21日被驱逐出境，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的大部分领袖都被关进了监狱，共产主义工人党的39位负责人被提起公诉，在这次大搜捕中被捕的鲁登堡、拉金、温尼茨基和惠特尼等被判了长期徒刑。[11] 美国共产主义力量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除了正面打击左翼政党和激进组织外，总情报部门还秘密监视着激进分子的动向。1919年8月，在约翰·埃德加·胡佛领导总情报部门后，司法部部长米切尔·亚历山大·帕尔默就曾命其搜寻激进组织及其成员参与各项暴力和颠覆事件的证据以便对之精准打击。这一行为为美国监视活动提供了依据，2020年5月中旬，特朗普政府秘密设置了范围扩大的升级版监视新名单，名单覆盖的人数超过百万，外国政府实体的掩护机构、政治团体和信息情报收集者等均在这张名单之列。更值得一提的是，相关报道称该名单的设立“改变了警方在犯罪行为发生后进行调查并依据证据追踪犯罪分子的执法行为，变成了可以仅仅根据联想和怀疑，跟踪、监视并搜集证据。这个标准超越了法庭和宪法赋予的权利”。[12] 美国似乎已经习惯了在全国陷入惊恐的条件下，调查追踪行动不受法律制约这样的做法。在第一次“红色惊恐”期间，帕尔默就曾未经任何授权与许可闯入居民住所逮捕和扣押居民、大肆搜查文件及资料。如今往事重演，美国在新的惊恐中又实行了这样的做法，可见美国的疑心病日趋严重，政府已经因恐慌失去了理性。

与此前不同的是，美国在新一轮惊恐中的主要关注点由国内转向了国外，从前攻击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矛头转向了中国共产党。疫情期间，美国方面延续意识形态斗争，不断抹黑中国，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缓解压力、转移矛盾，美国政客不断指责中国，称中国共产党隐瞒信息导致了这次疫情危机，指责中国的罪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压迫的结果。特朗普、蓬佩奥等美国高官不断污名化中国，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美国密苏里州和密西西比州还接连要对中国政府提起要求追责和巨额赔偿的法律诉讼。[13] 与此同时，中国议题还被与2020年美国大选越来越紧密捆绑在一起，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向竞选机构发送关于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备忘录，意图通过积极攻击中国来应对危机，赢得大选。

事实证明，美国国内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惊恐程度再度攀升，完全深陷在这场新的“中国惊恐”之中。

3.对激进运动的惊恐

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嗅觉敏感的美国精英们首先陷入了惊恐，那么，令全美上下陷入恐慌的是美国国内此起彼伏的激进运动。这些激进运动以移民作为力量来源，受到国内外左翼组织的支持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指引，充斥着“红色惊恐”期间的美国。

20世纪的美国工人运动在第一次“红色惊恐”期间达到高潮。工人们打破了可憎的资本主义制度堡垒，开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使是保守的工人也认识到自由的号角已经吹响。[14] 但这一连串的激进运动从1919年1月21日的西雅图造船厂工人罢工运动开始，在经历了多地示威游行、波士顿警察罢工、钢铁和煤炭工人罢工运动后，终未摆脱被镇压的命运。相较罢工运动，炸弹邮件制造了更为紧张的气氛。1919年4月下旬，36封炸弹邮件被寄出，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托马斯和西雅图市市长奥莱·汉森分别因支持1903年《移民法》、反对西雅图总罢工而成为袭击的目标。同年6月，8枚炸弹在几个城市爆炸[15] ，其中一枚炸弹在司法部部长帕尔默的家中爆炸，炸弹携带的传单表示是目标人员发动了阶级斗争，而非无政府主义者或激进分子本身。种族暴乱也是20世纪初美国社会十分普遍的现象，1919年，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和华盛顿特区均爆发了黑人种族暴乱事件。[16] 在7月的芝加哥骚乱中，一名黑人青年因漂流至密歇根湖白人保留区沙滩后而被砸身亡，因警察拒绝干预，黑人遂奋起反击，引发了长时间的暴乱，导致多人受伤、丧生。[17]

各类激进运动刺激着美国人，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共恐慌。如今，疫情期间美国的对华恐慌并非如最初一般起因于美国国内掀起的激进运动，而大多是由政府官员、政治精英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发表的对华不利言论而诱发的。错误的舆论引导激起了错误的社会情绪，这种做法也是经验使然。回顾历史上的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就为了自身利益有意将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运动与激进活动混为一谈，污蔑参与罢工的工人是意图推翻现有制度的激进分子，称工人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背后有布尔什维主义和国外共产党的援助与支持，不断煽动国内紧张和恐惧情绪。如今故伎重演，美国政府继续错误的舆论指引，将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在内的5家中国媒体定义为“外国政府职能部门”[18] ，称这些媒体直接服务于中国政府，是官方宣传体系中的一部分。美国政府这种大肆渲染国内反华紧张气氛的行为，再次将国内的对华恐慌推向新的高潮。

三、“中国惊恐”的闹剧终将落幕

种种迹象证实了疫情期间美国的对华惊恐是一场红色闹剧，闹剧终将散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曾经的第一次“红色惊恐”闹剧以司法部部长帕尔默对1920年五一劳动节颠覆活动的错误预测结尾，美国民众在冲击下惊醒，加之外部环境的变化，苏俄忙于内战无暇外顾，沃伦·哈定在总统大选中提出了“回归常态”的竞选纲领并致力于缓解劳资矛盾，这些都推动美国恐慌情绪迅速衰退。此次疫情引发的红色闹剧也不会例外，新一轮的红色闹剧将在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的相互作用下落幕。

美国自身的现实是闹剧终将落幕的根据。虽然目前就调查数据来看多数民众对华持负面态度，但是，疫情应对不力和反华的副作用已经显露出来，将加速对华恐慌情绪的衰退。历史已经证实了反共恐慌抵挡不住现实的冲击。20世纪初的“红色惊恐”期间，美国劳动力资源短缺严重威胁着工业生产，这是反共行动中驱逐移民导致的后果，各方因担心自身利益受损而纷纷督促政府尽快结束镇压行动，恐慌情绪因此得以迅速降温。现下，美国作茧自缚，深陷反华惊恐的怪圈，同时深受疫情并发症困扰，国内形势的不断恶化冲击着美国人的对华恐慌情绪。相较外部威胁，内部的动乱更容易让美国人局促不安。疫情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经贸活动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加之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设限，打击在美中国企业，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美国国内失业率突破新高。金融市场混乱、美股大幅滑坡以及熔断机制接连触发已经让美国提前感受到了新一轮惊恐带来的弊病。另外，近期突发的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黑人乔治·弗洛依德死亡事件重新激起了美国潜在的社会矛盾，反对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快速在美国多个州蔓延，集会升级为暴力活动，为本就面临公共卫生和经济领域双重挑战的美国国内局势雪上加霜。未来，类似的矛盾不知何时再被激起，美国的经济、金融和社会等领域或将产生更多的变数。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内现状以及未来经济走向和社会稳定的担忧将占据美国人内心的首要地位，使美国在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提振经济、稳定就业和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逐渐从内部消化反华的恐慌情绪。

中国因素是此次“中国惊恐”的外部条件，也是促使闹剧落幕的重要外因。虽然中国整体力量的快速增长是美国人陷入惊恐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引起美国人恐慌的绝非中国坚定的立场。一直以来，“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19] 疫情期间，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开展国际合作，负重前行，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并分享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为其他国家的防疫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20] 这不仅体现在抗击疫情工作中，还体现在双方经贸交往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制造业第一大国和重要的原料出口国的地位使美国无法完全脱离对中国的依赖。一方面，惊恐导致的经贸关系遇冷威胁着美国商业利益集团的在华利益，由于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政府不能置利益集团的诉求于不顾，进而调整对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美国的中间商品供应受到疫情和反华立场的影响，导致制造业的成本上升，对制造业造成的伤害令美国政府的行动更趋谨慎。此外，即使美国在疫情期间认识到其在医疗物资和防护用品等领域受制于中国并对之进行调整，但短期内在缺少原料的基础上，美国并不能快速提升相关物资的制造效率，仍旧需要依靠中国这样的原料大国和制造业大国的支持。所以，在全球化进程无法逆转的今天，选择经济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就要选择搁置恐慌与分歧。因此，无形之中促使闹剧终结的外部条件已具备。

当然，在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认识到惊恐的衰退是量变促成质变的过程。在这场新的“红色惊恐”初期，美国民众被特朗普政府和政治精英们塑造出来的反华表象所迷惑，透过现象看本质，真正认识到这场闹剧的实质还需要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民众逐渐认清是美国自身的原因引发了这场闹剧，各类抹黑中国的言论也将在美国人看到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和成效后不攻自破，量变最终超越度的界限而发生质的转变，使恐慌退却，闹剧终结。

全球疫情的消退还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美国应认清现实，从恐慌中清醒过来，与中国携手，合作抗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21] 的确，抗击疫情是场攻坚战。抗疫战场上需要战线支撑，而组成这条统一战线的就是中美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这是抗疫攻坚战取得胜利的关键。实则，摒弃零和思维，有效管控分歧，站在全人类立场上，集两国民众之力巩固抗疫统一战线，夺取世界疫情阻击战的胜利才是美国理性防疫的唯一正路。

作者：高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稿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

注释：

[1]参见《外交部：美国应对疫情表现既让人费解，也令人深思》，https://world.gmw.cn/2020-06/30/content_33953410.html。

[2]参见《美国在中国抗击疫情中表现如何?》，http://usa.people.com.cn/n1/2020/0227/c241376-31607477.html。

[3]参见《新闻分析：动“大锤”造小棉签——美国启用〈国防工业生产法〉的背后考量》，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23/c_1125896032.html。

[4]参见Kat Devlin，Laura Silver，Christine Huang.U.S.Views of China Increasingly Negative Amid Coronavirus Outbreak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4/21/u-s-views-of-china-increasingly-negative-amid-coronavirus-outbreak/。

[5]《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160页。

[6]《美竟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参考消息》2020年5月24日。

[7]王恩铭：《美国1920年的“红色惊恐”》，《史学月刊》1993年第2期。

[8]The Suspension of the Socialists，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8，1920.

[9]Austin Smith，“The Red Scare and the Bi.s Quest for Power：the Soviet Ark as Political Theater，”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2013，p.103.

[10]Regin Schmidt， RED SCARE：FBI and the Origins of Anticommu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1919-1943，Museum Tusculanum Pres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2004，p.26.

[11]〔美〕威廉·福斯特，梅豪士译：《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84页。

[12]〔美〕威廉·阿金：《特朗普秘设升级版监控新名单》，《参考消息》2020年5月21日。

[13]参见刘洁妍、于洋：《国际法专家：借疫滥诉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病毒”》，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529/c1002-31729001.html。

[14]〔美〕威廉·福斯特著、梅豪士译：《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页。

[15]Midnight Bombs for Officials in 8 Cities;Bombers Die at Attorney General.s House;Two Victims at Judge Nott.s House here;Bombs In Boston，Cleveland，Pittsburgh，The New York Times，June 3，1919.

[16]For Action on Race Riot Peril，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5，1919.

[17]参见Chicago Race Riot of 1919.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Chicago-Race-Riot-of-1919。

[18]参见《外交部：对美将5家中国媒体定义为“外国政府职能部门”表示坚决反对》，http://m.xinhuanet.com/2020-02/19/c_1125597412.html。

[19]《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0]《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21]《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光明日报》2020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