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前的三次重要讲话

党的七大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八大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还有他在八大前的三次重要讲话，为党的八大和八大路线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同名文章）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可以称作是八大的“主题讲话”。

毛泽东认为，“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下一步就是“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同时发出警告，“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这就是一直流传至今的非常著名的“球籍论”。

1949年，毛泽东提出了“进京赶考”的命题。经过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对“进京赶考”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认为弄不好可能有“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的问题。这是一种深层的忧患意识。这一时期，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如何避免“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强调指出：“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他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如何避免犯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毛泽东还毫不留情地指出：“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

关于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说：“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但要看，还应该帮。”但是，这种团结是要讲原则性的，对于像张国焘等人那样“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的，在进行严肃批评和斗争的时候，还要分析产生的原因。

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相违背，加强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和修养是在思想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途径。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自觉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进行斗争，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写道：“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提出一个重要思想：‘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第472页）

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之《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他在简单地开场白后就说道：“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围绕这个中心，毛泽东重点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人才的问题，即培养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第二个是要选举出一个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的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说：“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邓小平在1977年7月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邓小平的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他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实事求是地解释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中“工人少”的情况，毛泽东说：“刚才陈云同志说了，几位同志也说了，这个名单反映了我们的革命过程。”“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革命是最后胜利的，到现在才有几年时间。”“有些工人将来发展起来，做了一些负责工作，当了工程师或者厂长，表现出他们的能力了，那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就会要起变化。”这实际上也是在强调产业工人在实践中也要加快知识化的步伐。

在谈到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时，毛泽东特地针对有些同志没有列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情况，回答“是否不公道”的问题。他说：“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错误犯得也比较少，论才、论德、论犯错误的情况，他们都很好，但是没有列上，是否不公道呢?这一点陈云同志讲了，别的同志也讲了，问题是这个名单如果要扩大，就要扩大到二百多、二百五六十，一扩大到二百五六十，就要扩大到三百多。我们取得革命胜利还只有七年，如果照苏联那样算下去，到革命胜利四十年那个时候，可能要搞个两三千人的中央委员会!那就只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不要开代表大会了。”接着，毛泽东又以自己的曾经作为中央委员几上几下作了现身说法。顺势把话题延伸到如何正确对待挫折。他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大家，在受到冤枉、委屈和挫折的时候，不能消极、气愤，而要“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毛泽东还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段可谓是晓之于理：“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另一段可谓是动之于情：“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

时代在发展，但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以大局为重，则是时刻不能忘记的。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全党同志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

“我们要多团结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围”         

在八大开幕前两天，七届七中全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即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见《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之《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这次讲话的重点内容是团结问题和“防风林”问题。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强调尽量团结多一些人，这是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遭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人一直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从年少立志之日起，就呼吁“民众大联合”，就视中国人的团结，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团结为最重要、最紧要的任务。在战争时期，动员了千千万万的“乌合之众”组织起来，赢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最重要、最紧要的任务仍然还是团结。只有团结，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我们要多团结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围。就是对反革命分子，我们要实行劳动改造， 要搞人道主义。搞人道主义干什么呢 ？还不是要把他们改造为有用之人！要以教育为主，不要以赚钱为主，要使他们吃饱，赔一点钱也可以。我看不要去赚钱，在劳改犯人身上赚钱、 捞一把，来进行积累，那就势必达不到改造犯人的目的。过去我们对俘虏是这种态度，对日本人也是这种态度，何况中国人呢！这样的政策是可以改造他们的，使他们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 。”

改造放下武器或者失去反抗行动能力的敌人，化敌为友，是毛泽东团结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战争时期，优待俘虏、改造俘虏，成为了迅速壮大人民军队，加快赢得胜利步伐的重要法宝。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样把化敌为友视为“多团结一些人”的重要方针。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践毛泽东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名言，给战犯们“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终于使上千名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弃恶从善。这不但使新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大放异彩，而且那时也是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最好的时期之一，从而推动了中日民间贸易关系的发展，为中国打破西方经济封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5年2 月 27 日， 毛泽东审阅一件关于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作出指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6卷》 第573-574页）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回顾了中外历史上关于治国理政的一些情况，重点阐述了着眼整个社会团结的“第三种办法”。这种方法，除了化敌为友外，更重要的是继续主动与社会各基层沟通、协商，求同存异，集思广益。他说：“中国历史上，要么就你灭掉我， 要么就我灭掉你，没有第三种办法，没有一个妥协的方法。我们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种方法，就是不把从前当权的、 犯过错误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灭掉。在延安时我们立了这么一条，一个不杀，免得造成一种恐怖，杀错了就不可挽救。对于反革命采取一种完全保存的办法，我们已经惩办了他，他也不会为乱。至于犯思想错误，犯政治错误，那又当别论。这就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位置就要安稳得多。资产阶级的办法就是这样 ：我上台你就下台，但是我也不杀你。我们跟民主党派的关系叫做统一战线 ，长期共存，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所有的民主党派，既来之则安之，各得其所。党内也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有一口饭吃，位置多安一点，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办法。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办法：民主党和共和党，工党和保守党，谁都不灭掉谁， 但是通过竞选把你打下去；以后你再来竞选，人民赞成你，你又上台。我们现在不能用资产阶级这个方法，而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么一种办法。不论反革命，敌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给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这就是第三种办法。”

这些讲话，展现出毛泽东对如何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如何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达到解放生产力，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缜密而全面的考虑。这些观点，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得到了体现。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的深入，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在后来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得到了更深刻的阐述。

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的另一个重点问题是关于国家安全的问题。他解释了为什么要设立4位副主席和总书记。他说：“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 ‘设副主席若干人’ 。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 。一个主席、 一个副主席 ，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 。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

《九十年》对此评价道：“……因为这年夏天毛泽东已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不当中央主席。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只得连任一届。这些可以说是初步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准备实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设想。”（第474-475页）

除了上述两个重点内容以外，毛泽东还特地谈到关于大会发言的问题。他说：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

毛泽东一直把会议发言提高到民主开放的高度来认识，也一直提倡“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九十年》写道：八大是一次解放思想、民主开放的大会。“会议期间，有10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或者书面发言。对这些发言，毛泽东在会前强调要有丰富的批评，要有分析，肯定成绩，批评错误。他说：‘如果我们开一次会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第475页）

探索之路的艰难曲折和严重失误

《九十年》高度肯定了八大的成果：“历史证明，这些成果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意义。”“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第476--477页）。至于后来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重大曲折，《九十年》写道：“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需要经历复杂的考验。当时面临的是两大主要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党在两大问题上一再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的失误又相互影响，愈演愈烈，使探索过程中出现重大的曲折。”（第494页）

在这里用“党”作为主体表述是客观的、科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党史专家们在编写党史讨论探索过程中的曲折时认为，当时“其他同志也没有一套对社会主义的完整主张，对复杂的问题也弄不清。毛主席的威望没法反对他。”（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9月 第74-75页）

这实际上也说明了像“大跃进”这样的运动兴起时，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头脑都在发热。1958年8月，“刘少奇和赫鲁晓夫谈话时说：我们现在大跃进（正是浮夸风的时候），粮食产量特别多，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张素华 边彦军 吴晓梅：《说不尽的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第432页）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说：“这几年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指毛泽东---引者注）总是最早发现，并提醒大家注意。”（杨胜群 陈晋：《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 第142页）

不管我们党在新中国前二十七年犯了多少错误，有些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创造的举世瞩目的奇迹是不可否认的。《九十年》的《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的八大，它产生的影响和精神，对于我们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作，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重温毛泽东的这三次重要讲话，也肯定会有历久弥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