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华文明记忆，从这里说起

栾丰实 山东烟台人，原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兼任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龙山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和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山东省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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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新石器时代分散不均的原始部落到如今和谐统一的泱泱大国，中华文明如璞玉般，经岁月长河打磨后成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不老传说。但从古至今，人类对早期文明的探索从未停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那个神秘又遥远的早期文明是什么？这些疑问，既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文化自觉，也是值得不懈探索的科学命题。在史书之外，在文字之前，文明的起源隐藏在一件件文物和一处处遗迹中，这是考古学给我们呈上的一份答案。

探索中华文明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判断“文明社会”的标准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首经之路，目前学界讨论最多的主要为农业、城址、青铜器等几个要素，但它们在文明演进中是何角色？又是如何通过它们解密早期文明的社会结构？齐鲁文明在中华文明中是何位置？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带领我们穿越时代，一起探寻中华文明最初的记忆。

“新石器革命”与农业文明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农业发展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称早期农业的产生为“新石器革命”。“早期农业产生之前为旧石器时代，经济活动是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的攫取经济。生产性经济农业的产生，使人类摆脱了对大自然的完全依赖而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进步，分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变得聚集且统一；随着后期经济发展使社会结构复杂化，最终形成了国家。”栾丰实教授指出。

如何判断早期农业发展程度、起源时间，就需要通过具体考古遗址的研究为我们揭开面纱。“比如过去的主要生产方式是采集、狩猎和捕渔，很多陶器上都有采集和渔猎生活的写实或者抽象的反映，而农业产生后也留下重要线索——粮食。距今八千年前后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十余万斤碳化和灰化的黍和粟，而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则发现大量稻作遗存，它们都是人工栽培并非野生，这是说明农业存在的最直接证据。除了农作物之外，农业工具发现的也很多，这些考古发现都证明当时的中国确实有了农业且达到一定水平。”但如何在考古发掘中发现这些在地下保存了几千年的粮食踪迹呢？

栾教授继续说道：“过去研究史前时期的人们生前吃什么多是靠推测，因为小米粒等粮食碳化以后混杂在土里眼睛根本看不见。现在发明出一系列方法和技术可以获取这一方面的资料。例如：对文化堆积土进行水洗浮选，可以获取和农作物在内的碳化植物类遗存；运用碳氮同位素检测技术，可以判断人们生前的食物结构，如在鲁东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检测发现大型墓葬的墓主吃大米较多，普通的社会成员则以吃小米为主。另外，从土壤中水稻植硅体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可以为寻找包括稻田在内的稻作遗存提供重要线索。”因此，随着大量现代科技手段在早期农业考古中的应用，透过农业发展洞察早期社会文明的方式也更有说服力。

城址发掘与政权文明

除了对农业的考察，城址的发掘也为探索早期文明开辟新的天地。城市的发展体现着文明进程，对此栾教授说道：“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同步进行，这里的国家包括一些文明初期的地方政治实体，也被认为不太成熟的早期国家。城墙、宫殿以及专用于战争的武器的出现，是国家政权产生的重要标志，因此，早期城址的发掘和研究对于探讨国家的形成、文明的起源有重要意义。”

对城址的研究，聚落考古是目前常用的一种方法，即从聚落的空间分布、聚落内部的房址布局、墓地和墓葬等判断聚落结构、社会分化，从而区分古代社会的复杂程度。“早期的国大概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县的规模，从结构上看，县城下面有乡镇、再往下有村子，从整个聚落角度看是一个三级聚落。但它是不是构成一个领导与被领导，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划分为不同阶层，这要从具体的遗址揭露来看。房子的大小、墓葬的大小及相互关系等也反映社会分化、贫富与等级，通过这样一种途径可以研究古代文明的演进以及确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栾教授解释。

史前城址的大量出现，本身就标志着当时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至少物质财富已有相对的剩余。毫无疑问，在任何时候修筑城垣都将是一件非常浩大的工程，况且考古发现的史前城址一般都在十万平方米以上。因此，城址的修筑绝非一村一寨之力所能为之，而只能是成千上万的人力在长时间内劳动的结晶，这清楚地表明当时的氏族公社或部落集团已经具有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和营造大规模工程的物质基础，它理所应当成为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青铜器：阶级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栾教授指出：“由于青铜工具的生产效率远胜于石器，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古代都邑的产生。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进步。”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青铜的大量铸造，使人类的历史从很久以前就有了一种厚重感，它的冶铸和使用作为文明的衡量标准之一，也反映了文明的进步程度，“因为青铜器的制作工序复杂，需要协调多方面的人力、物力，同时还需要专业人士从事生产；其次青铜器的分工伴随着社会化大分工和阶级分化，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又促进了早期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和早期国家发展。”作为文明物化形式的青铜器，还是社会成员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从出土青铜器的墓葬和遗址来看，拥有青铜器的多为社会上层人士，尤其是青铜礼器和大型青铜兵器均出土于贵族的墓葬，而社会下层人员中并未发现。”栾教授说。

青铜器不仅是实用之器物，也是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物化”见证。“古代铸造的某些青铜器，除了有复杂纹饰和图案，甚至还有长短不同的铭文。记载着当时的历史事件等内容。”因此，青铜器为古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学、经济等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史料。每一件青铜器自铸造之日起，便伴随着人类的时代发展，走向深广的历史长河，都是一幅中国历史文化地图，记录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密码。

中华文明与齐鲁文明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文字、礼制、陶器等众多因素的产生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也同等重要，上文只是描述了中华文明探索的冰山一角，如日本学者贝冢茂树还提出用文字、城市和青铜器三要素作为文明社会的衡量标准，后来随着社会复杂化，礼制、玉器等多种文明要素也加入进去。“目前很难找到一个放在全世界都成立的标准。”栾教授指出，因为一个社会的构成因素包罗万象，古代社会的研究是一项繁琐复杂的大工程，所以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也不仅是农业、城市或青铜器等其他类别单独某一要素的作用，而是多种文明要素共同进步并相互作用的结果。

另外，探索中华文明过去的记忆，离不开对齐鲁文明研究。栾教授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齐鲁文明是中华文明非常重要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思想，还是齐鲁大地考古发现的众多历史文化遗迹，都共同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变迁。”20世纪以来，山东地区大量史前考古遗址发掘出的文物使我们发现，这片齐鲁大地上，不仅存在着从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到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再到龙山文化，直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岳石文化，这样一个在文化传统演变上一脉相承又相对独立的文化谱系，而且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众多的城堡遗址和标志着文明发展程度很高的图象文字、陶文以及生产的大量精妙绝伦的蛋壳黑陶及各种手工饰品。这种文明发达的史前文化，为研究中华文明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料。

总之，考古学从各个角度持续绽放着中华早期文明的魅力，回答着人类对那个遥远时代的追问，伴随着一件件历史碎片被发掘时的惊喜，以及许多文明记忆被拼凑在一起时的感叹，中华早期文明的神秘面纱也被层层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