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化的“女权组织”，正在撕裂中国，背后还有美国基金会的身影

“捍卫女权”的思潮崛起，是一个社会进入现代高度文明的迹象，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在去封建糟粕、去性别歧视上的进步。

进步是好，但任何事情极端化了，都会变味。不知道从何时起，在我们中国正常的“女权思潮”队伍中开始出现许多极端的身影，演变出异于女权的“女拳”群体(或称田园女权）。

这些“极端身影”不仅恶语矮化中国男性，甚至将矛盾指向了国家和社会体制，原本代表进步的“女权思潮”也逐渐变得火药味十足，开始走向极端化、政治化、邪教化。

显然，这背后有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推波助澜，有人在刻意引导“中国女权思潮”走向极端化，并树立“女拳主义”的正当性。

就像曾经有人想借“推广娘化的男星”以瓦解原本阳刚正气的中国男性文化一样，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也有人想通过宣传“田园女权”的手段带偏女权思潮，激化中国内部的性别矛盾。

▲不少人都发现，前些年在一些媒体机构的错误引导下，中国青少年的“娘化”现象相当严重。

说实话，笔者这些年处在中西方两种社会中生活，在有西方女权文化的参照下，的确看到了中国社会在“女权建设”上有待进步的地方，但同时，我也看到了“女拳主义”崛起后的极端化一面，尤其是自媒体层面的“极端化”引导较为突出。

那么，在传言中更具“女权文明”的西方社会，所谓的女权是怎样一种体现？中国的女拳，又有存在着怎样的问题？

本期内容我们将从“女权的核心、平等的前提、政治化的操弄、邪教化的女拳、境外势力的渗透”等多个角度切入，曝光极端女拳背后的政治性与邪教化问题。

▲在互联网平台上，极端邪教化的女拳表述仍在传播，并没有得到实质管控。

1：女权的核心是平等

中国当下被极端化的“田园女权”，很大程度上是靠鼓吹西方社会的女权口号上道的，举着要向“洋文明社会”的女权看齐的口号，做着极端化的思想宣传。

让人反感的并不是宣传女权的行为，替女性发声本没有错，但“田园女权”群体在宣传女权的时候，往往只谈权利而不谈义务、力争权利而忽视平等，这不是在争取权利，而是在耍流氓。

事实上，真正的现代女权讲求的应该是“平等”，即男女平等——男性可以从事的职业，女性也可以从事；男人可以担起的社会大任，女性也可以担当。

在传言中更具女权主义的西方社会，女权的现实阐述也是这样的。今天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罢，这些早期“女权思潮”崛起的国家，都有着众多的女性参与到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中去。

西方社会的“女权”是非常追求平等的，他们不会要求男性群体过度付出，也不会将女权上升为女特权向社会进行索取。

比方说，一个普通的西方家庭，夫妻双方往往是共同经营，女性往往在外有工作，一些家庭甚至是“财产分明”，我见过最典型的，是一个家庭连每月的柴米油盐支出都要双方均摊。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种模式好，这样的社会模式到底还是少了点人间情味。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背后的平等性，在实现自己价值的同时，得自己所应得的，没有将女权进行“特权化”。

相比于西方的女权思潮，被带跑偏的中国“田园女权”往往弱化了“平等”两个字，并有意将女权的解读引导成“女性特权”，对义务和责任避而不谈不说，甚至是出现了“我是女人我最大”、“我是女人我高人一等”的按闹分配现象。

在这种极端化思想的引导下，一些受到田园女权思想误导的女性，遇到问题往往是“我不行、我不做、我不想做，你们要为我负责”，面对身边男性的照顾和爱护，表现出来的往往是“这是女性理所应得的，也是男性理所应当做的”。

▲在某自媒体街坊过程中，当被问及“为什么要男生为女生付出的时候”，被采访人的回答。

事实上，在中国“田园女权”群体所追崇的西方女权社会里，是并不存在这种情况的，或者说是“并没有极端到这种地步”。

就比如说女性和男性一起“出门消费”，在中国往往是“男性买单”，男女朋友出门逛街也好，普通异性朋友出门聚会也罢，男性似乎都要为女性埋单，如果一个男性没有这么做、或者拒绝这么做，则往往会被“女特权”捍卫者谴责成不绅士、不懂事，有一层“道德绑架”的味道在里面。

而这种“女特权”思想的泛滥在西方社会里并不存在，非情侣的普通男女性朋友共同消费，在西方结账的方式往往是AA制，许多时候甚至连情侣之间的共同消费，都会以“AA制”进行计算。这种形式本质上讲求的是平等，而不是女性享有一切让男性承担更多的“特权”。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结婚彩礼”，在近些年极端女拳势力的引导下，水涨船高的“结婚彩礼”逐渐成为了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一些年人均收入并不高的地区，彩礼钱的标准已高达数十万，而且在此基础上，往往还要求男方有车、有房。

其实在婚礼中，男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女方相应的彩礼钱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这些年在恶俗的女拳主义的炒作下，逐渐变了味。

而且，在一些“田园女权”群体的论述中，一个月收入10000的男性是配不上月收入3000的女性的，理由是这个男人太穷，满足不了女方的物质保障。

原本真挚的情感结合，逐渐有了买卖的味道。

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很罕见，或者说是中国所特有的。而在同样强调女权保障的西方社会，也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男女双方结婚并没有彩礼一说，更没有苛刻的“车房要求”，因为真正的女权追求的不是让男性承担更多责任的特权，而是平权，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

▲河南商丘市中院出面治理“天价彩礼”问题。

2：平等的前提是实际

活跃在网络上的“田园女权”群体，很多时候是不顾实际的。就比如，一旦有人指出他们的路线跑偏了，他们往往会拿出“生育警告”：我们女人会生孩子，男人会吗？凭什么让我们女人生孩子，而男人却不生啊！？

可以看到的是，在一些极端化的女权群体眼中，已经开始无视自然法则，开始拒绝生育，甚至脱离现实质疑男性为何不生育，并以此为由巩固“女特权”的合理性。

这种不切实际的极端化理论，曾经还被强加到国家消防部门和公安部门身上。

例如，2019年 @中国消防 在官方微博账号发布了一张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招生表，表中的数据显示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男女比例达到了302：18。于是，这一“男多女少”的招生比例就成了网络上极端女拳主义者的愤恨来由，他们开始向 @中国消防 发起猛烈的攻击。

▲极端“田园女权”群体展开了对消防部门的攻击。

▲中国消防官方账号回应“田园女权”的恶意攻击。

同样被“田园女权”群体滋扰的，还有 @中国警察网 。

2019年6月，@中国警察网 在官方账号发布了山东警察学院的招生简章，简章内容中的一条“女生录取比例不超过15%”的内容被极端女拳群体看到后，随后被进行了大肆的攻击和炒作：性别歧视，凭什么女生的录取名额这么少？

其实稍微有点基础判断力，也能想得明白这种情况无关性别歧视的问题：消防部门招录男性多而女性少，这是因为消防救援是一个高危性、高体力型、高身体素质要求的工作，女性受限于自然生理因素影响，能达到要求的比较少。

而“警察和军队招录女性少”也是被曲解和错误解读的。事实上，中国的警校、警局、军队的女性招录情况，恰恰不是“不招女性”，而是“招不到”和“招不满”。比如，我国警察提审女犯必须是女警，但一线女警根本不够用。

这就和“学前教育”很难招到男教师，而女教师“独领风骚”是一样的道理：

事实上，将武警学校、警察学院的招生比例问题上升为“女权问题”，就是有人刻意为之。

我们今天将目光放到西方，或者放到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会发现这种情况是全球性的，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消防员队伍、警察队伍和军队队伍中，全都是男性的比例远大于女性，这是由客观存在的自然生理因素、社会性别分工因素所决定的。

▲2019年日本的“女警比例”。

▲德国的消防队，12名消防员中只有1个是女消防员。

所以说，极端女权主义者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弱化女性责任和义务的问题上，还在于不顾实际地反自然逻辑、反客观因素。

男女平等，但也要考虑男女有别，女性生儿育女、积极投入到社会的发展建设中，是社会的半边天，男性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国家的顶梁柱，这并不违和，更没有优劣之分。

3：警惕被政治化操弄

中国的“女权思潮”为何出现了很多极端化的声音，我想这背后肯定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脉络，我们无法确切地说是哪方面的责任。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有人在利用极端化的女权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我们应警惕相关问题被人进行政治化操弄。

比如此前 @共青团中央 就“田园女权”问题发声之后，其相对温和的表述，竟遭到了非常强烈的“政治性攻击”，这种攻击包含了所谓的“洗脑论”、“反人民团结论”。

▲共青团中央谴责“田园女权”的表态。

▲微博“田园女权”舆论炮轰共青团中央，将女权问题进行政治化攻击。

很显然，这背后已经不是单纯的“中国女性捍卫权益”的问题，而是有人在刻意带气氛，将女权问题引导向政治化。

我想，这不仅不是在维护女权，更像是在耍流氓。而女拳们何来的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宣传这种极端化思想，从一些现实证据看来，和美国民主基金会这样的“资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19年，有媒体调查发现，一美国基金会给“女权运动”群体提供了19.3万美元+6万美元的资助。（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一个怎样的机构，我想已经不用我多做解读了，毕竟，这个组织也是“美国乱港势力”的主力军之一。

4：女拳主义的邪教化

其实从近些年的“女拳”极端化表现来看，这一群体有种接替古墓派公知的味道，所行之事也多是曲解事务本意与刻意带气氛，而且背后勾结着境外势力。

比如此前被网络封杀的“女权之声组织”，这一组织早些年以纯公益、民间组织的名义，在境内的社交网络媒体上开设了名为“女权之声”的社交网络账号，并在互联网上通过激化、炒作女权话题，将“女权”逐渐引导为极端化的“女拳”。

▲早期以公益性维护女性权益身份出现在互联网上的’女权之声“。

▲早前“马蓉出轨事件”中，“女权之声”成员力挺马蓉，称马蓉的行为是全世界女权运动的榜样。这是该组织成员非常典型的一次”带气氛“行动。

其实早期人们很难理清“女权之声”组织到底为何花如此大的精力来作“女拳”宣传，但随着其极端化的味道越来越重，一些马脚也就漏出来了：境外组织福特基金会资助。

▲人们在该组织的合作介绍栏里，找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名字。

不仅仅如此，人们又顺着相关线索，找到了这一接受境外机构资助的“女权之声”的更多黑料，相关黑料涉及该组织幕后的实际操纵者：冯媛、洪理达和创始主编吕频。

▲洪理达在境外平台发表支持港毒观点的讲话。

▲吕频转发港毒媒体声援“女权之声”的推特内容。

勾结港毒、联络藏、疆地区的分裂势力，是这群“女权之声”领导人员背后的勾当。

2018年，近乎邪教化的“女权之声”被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封禁，但幕后相关组织和渗透力量仍不死心，他们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见缝插针，寻求着“复活”的机会。

▲被封禁100天后，“女权之声”的幕后组织仍坚持在新浪博客等平台通过卖惨造势，甚至给自己做了墓碑。

其实“女权之声”的案例，不过是冰山一角，在境外势力渗透的关于女权话题的舆论场上，还有更多让人瞠目结舌的“邪教性女拳”言论。

例如，为了达到“女拳主义”极端化的宣传效果，他们一方面通过贩卖焦虑笼络社会怜悯的目光，一方面又极力丑化中国男性：

在贬踩中国男性的基础上，又极力鼓动中国女性拒绝和中国男性结婚、拒绝为中国男性生育。

如果一个“进步女性”和男性结婚生子，甚至让孩子随父姓，那么她便会遭到如同来自“恐怖组织”的恐吓和攻击：

▲钢琴家郎朗和妻子结婚后，网络“女拳”群体送上了最恶毒的攻击和诅咒。

▲网络“女拳”对Papi酱等公众女性结婚、生子展开极力攻击，甚至谩骂婚育女性。

然而，这还没完，在贬低中国男性、大谈女性应该拒绝婚育以示平等的同时，这些“女拳”力量背后，还有另一股力量，在极力拔高洋人的“高富帅”形象。鼓吹“非洋人不嫁”，营造“嫁洋人很光荣”的社会氛围。

他们的洗脑逻辑是很强的，首先灌输的思想是“我的子宫我做主，我的和谁XX就和谁XX”，传递给女性“放飞自我”、与正常的社会伦理道德相抗的思想：

与此同时，在瓦解基础伦理道德的束缚的前提下，活跃在舆论场上的另一只“手”，则开始引导中国女性献媚外国男性：

在假借“维护女权”的口号中，女拳群体不仅矮化了中国男性，还拔高了洋男性的地位。在这一番操作之后，生意便开始了：

在这一连串的洗脑行为下，一些被“女拳主义”和“洋人至上主义”思想带跑偏的中国女性，便开始沦为西方社会用来戏谑亚洲女性时称呼的“easy girl”，也就是“很容易得到的女孩”。

▲在外网上，有专门“奴化”中国女性为洋人提供服务的组织者。

▲在西方的城市街头，打开“微信附近的人”，会有大量外国男性使用微信狩猎被部分精神奴化的中国女性。（这张图我们在海外亲自截的，也是亲眼目睹过这种事情发生）

▲有洋垃圾回到西方后，向西方世界讲述狩猎中国女性的方式。

5：为何要炒作女拳

看到这里，很多人估计会有疑问：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的反对势力，他们为何要这么大手笔地投入、炒作“女拳”话题呢？难道他们真的是想维护中国女性权益？

答案显然不是，否则他们也不会一面鼓吹“反中国男性”的同时，又对着中国女性宣传“洋男性的伟岸”啊。

这背后，其实都是满满的生意，否则美国福特基金会、民主基金会，也不会下这么大力来扶持“女拳”的发展。

对于这些境外组织，尤其是美国的机构来说，向中国社会宣扬“女拳”的极端思想，其实就和对华灌输“美式民主”的目的是一样的：攻击体制、渗透文化、扰乱秩序、引发矛盾和革命。

因此，我才会看到，在“极端女拳”崛起的同时，另一股树立极端男权思潮的“男拳主义”也正在崛起，很显然，有人想营造社会对立。

▲网络上，“男拳”群体也在膨胀，而且走的也是极端路线。

从本质上说，这些境外势力在华炒作“极端化女拳思想”和当初在香港推广“极端化西式民主思想”，其目的是一样的：在香港对香港的年轻人进行洗脑，进而引导他们走向极端；在大陆，公知的民主洗脑失败后，就对女性群体进行洗脑，引导女性群体走向与社会的“对抗化”。

因此，那些来自美国的资金，才会源源不断地扶植着“中国女拳”。

而对于境内的极端“女拳”的架构者而言，他们之所以愿意宣扬女拳，也是为了利益。

一方面，可以领取美国民主基金会这样的境外资金，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国内借“女拳”话题做流量生意，与此同时还能连带做起“贩卖中国妇女”、“贩卖洋精子代孕”、“赴美生子服务”等周边生意。财源滚滚，何乐而不为？

写在最后：

还有一个问题，“女拳”不应该被等同于“女权”。我们必须明确，“女权”是正义的、进步的、保障女性权益的，而“女拳”是极端的、非正义的，伤害男性的同时又伤害女性自身，有邪教化的成分。

我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很多年，我的个人感触是，中国社会的女性权益保障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相比于西方社会，中国女性的生活环境更安全，这得益于中国良好的治安环境，中国女性的家庭地位整体上也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者换句话说，当代的中国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比绝大多数国家的女性要好。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女权保障”是完美的，相比于日本和西方国家，中国在女性的“职场公平”上做得还不够，女性在求职过程中遭受的性别歧视还很大，一些企业变向拒招女性员工、借口开除孕期女员工等侵犯女性权益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在个别偏远山区，仍用传统思想禁锢女性的落后氛围也还是存在的······这些，都是我们要承认、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保障和维护女性权益，这是我们全社会的事，也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但是，我们也要警惕社会“女权问题”的极端化，不能将维护女权建立在践踏男性权益的基础上，更不能将保障女权发展成保障极端的女性特权，更不应该让“女权思潮”成为割裂社会的因素，甚至是走向被境外势力利用的“被政治化”道路。

其实回望这些年极端化的“田园女权”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背后的助推因素：网络自媒体和媒体平台在一唱一和，一些做女性流量生意的自媒体为流量而创作极端化的女权价值观内容，而媒体平台又不加斟酌地予以了推送。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管”与“引导”。

所谓“监管”，一是相关部门介入，督促媒体平台加强自媒体炒作极端女权的监督与管理，让平台担起责任，二是加强对媒体平台的相关监督，避免资本势力、外部政治势力借监管漏洞恶意引导相关话题；而所谓“引导”，是要主流媒体和妇联等正规的机构出面，积极为正确的“女权观”发声，避免相关话语权、解释权被网络黑暗势力和境外势力裹挟。

“话语权”，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不能任由敌人灌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