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发布，预计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这将不仅仅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会是传统意义上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跃居发达国家的过程，而有可能带来世界体系的巨变。发达国家（或地区）通常指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科学技术水准和生产力水平高、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其中的七国集团，长期主导着世界经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是OECD组织的成员，若以人均GDP为主要指标来进行评判，则要达到2万美元，除了单纯的经济指标，更多的也要考虑人类发展指数和人均寿命等标准。在这些表面的现象之下，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什么是富裕的实质？特别是，对普通劳动者来说，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中心和外围进行劳动，其收入差距意味着什么？一个月薪几万的程序员和一个月薪五千的体力劳动者的差距，并不仅在于能够获得多少物质财富，更在于高收入者相当于多个低收入者，有支配低收入者劳动的可能。这既可以表现为能够在大城市买房的人群，不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建筑业建设，在城市发展中付出大量劳动（被积累了起来）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中产阶级群体。也可以表现为雇佣家政服务人员处理家务等等。一对中产阶级夫妻其中一方能拿到30-40万/年甚至更高的工资包后（以程序员群体为主，亦有大公司高管等），经常能看到的是：在其配偶辞去工作专心于家庭和雇佣住家全职阿姨中选择一个，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菲佣
这就意味着这一富裕的群体要么支配着配偶的全部劳动时间，并舍弃掉一份全职工资，要么用工资的一小部分支配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时间。而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到世界范围内去考察这一现象，就会发现发达国家普遍通过引入第三世界国家外劳来解决国内普通体力劳动者不足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菲佣。在更高的维度上，富裕到一定程度后，实际上就能实现子女教育自由和医疗服务自由，在这两个令常人头疼的问题上不再犯难。通过培训班、家教、砸钱留学保证子女教育，用财富去支配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各个领域的精英、教授，占用其劳动时间。通过使用昂贵的新药，定制化医疗服务延长寿命。其中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乔布斯在癌症转移至肝脏后，其医疗和法律团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美国最合适的州进行器官移植排队，以最快的速度帮助他获得了进行肝移植的机会。而这，实际上是支配着大量生理学、医学、营养学、生物学硕士、博士、教授、研究员夜以继日辛勤劳动劳动的成果，这也就是富有的相当高的“境界”了。实际上，财富是一种权势，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一种可以支配劳动的权力。而现今的发达国家除了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高人均预期寿命、高人类发展指数，更有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地位。如果我们比照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种种论述，会意识到，帝国主义并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今天的现实。当然，我们现在处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与传统的帝国主义时代有诸多不同。跨国公司按各国要素价格和比较优势分配生产环节，形成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国家的诸要素中，以低价劳动力最为显著，而并不具备高附加值部门所需要的技术、高级人才、管理经验等，因而在历次产业转移中，往往只接受了低附加值部门。
微笑曲线
而全球价值链各部门的不均匀分布实际上又代表着一种交换关系，发达国家国民能在国际贸易当中，以很少的劳动力和平均劳动时间换取发展中国家国民以大量劳动力和高平均劳动时间堆积出的巨大劳动。这实际上是垄断或寡头垄断阻碍了部门间利润率的平均化，将生产价格进一步扭曲为垄断价格。全球总剩余产品的分割也就不由价值——劳动时间决定，甚至不按各个资本的资本量分配平均利润，而是以跨国公司为媒介，发达国家获得大部分增加值，发展中国家获得小部分增加值，再依各国劳资关系分配增加值。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只是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平等的一部分，反映在各国国际收支经常项上，而国际收支资本项所代表的跨国资本（及其所得利润）流动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是因发达国家资本输出而建立起来的，这就使得其很大一部分利润要归属于发达国家的食利者。列宁就曾指出：“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其数额，如我们看到的，分别达到1000-1500亿法郎（有价证券）。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发达国家在分配上看起来是更为公平的，但以发达国家为基本盘的跨国公司的利润率往往也是最高的，发达国家国民通过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获得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上的收益，分享着跨国公司的赃物。发达国家在国内分配上越是公平，跨国公司利润率越高，实际上越能说明国际间分配越不公平。
全球原油消费量
发达国家除了支配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劳动，更在全球范围内支配自然资源和环境，其一是用高附加值工业品换取仅以开采价格定价的初级产品（实际上是不可再生的，也是非常宝贵的），并以非常浪费的方式消费；其二是将高污染生产环节置于发展中国家，摆脱污染并享受其产品。回到开头的问题，如果发达国家指的是更好的的社会保障体系、更高的人均预期寿命等等，那么中国自然应该以此为目标去努力；但如果发达国家指的是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下的受益者，那么中国并不应该追求这样一种地位，也无法跃升到这样一种地位，这样一种金字塔型的结构是不可能承受中国这样的塔顶的。这也意味着，随着中国的进步，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有可能受到巨大的冲击，被彻底改变、重塑。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成为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时，日本和韩国作为不多的由发展中国家跃升到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经济体，一直是重要的对比对象。它们也一直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但其发展路径并不是中国可以复制的。这个不可复制，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实现经济奇迹及其之后的长期发展，中国已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而是说日韩相较于中国体量较小，能够较为柔和地嵌入发达国家，但中国的产业进步，正在以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世界。回顾日韩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进行跨国产业转移的结果。为了对抗苏联，美国需要使日韩这两大东亚桥头堡稳定繁荣，国内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促使着美国资本向这两个可以控制，社会秩序良好，受教育劳动力充足的地区转移产业。在获得产业转移的基础之上，日韩通过产业政策，扶持本国巨头参与国际竞争，以此实现经济奇迹。起初，这个过程是使原有发达国家和日韩双方均获得收益的，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业竞争当中，双方矛盾开始激化。最终，日本经济泡沫崩溃，进入失去的三十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接受IMF苛刻条款，经济增长大幅放缓。
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目的首先是高额利润，而其副作用是可能会制造竞争对手，并带来潜在的风险。但帝国主义的霸权体系又限制着后发者，使其发展局限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现有的世界体系接纳一两个体量在核心部分的10%甚至更低，同时在政治和金融上可被操控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是可接受的，倘若一切有发展前景的经济体都满足这些要求，那么新自由主义的道路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和原有发达国家的关系也主要是互利互惠的，但中国是一个政治独立，金融特别是资本项受国家管控，在人口上是和发达国家整体体量相当，甚至更大的国家，这也就导致中国成为了现今世界体系中的异数。人大的翟东升老师曾在访谈中提到，中国对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学习和模仿，往往会以对方陷入困境为结果，像吸走对方的“元气”一样；并指出，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中国的体量和执行力，在进入任何边际收益仍较高的领域或者原先被垄断的领域，都能迅速降低整个领域的边际收益。这就对发达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我们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起初主要表现为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以及WTO规则下的双反调查和惩罚性关税，而到了2018年左右，中国工业和出口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冲击已经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强度，以至于中国要召开进口博览会，而这是全球范围内全所未有的。其潜台词简直是：有什么国外商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就多进口点，贸易失衡太严重了。与此同时，贸易战也打响了。唐纳德·特朗普，这个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意图复兴拿破仑帝国的荣光并带领法国走向传统帝国主义的法国总统、皇帝），实际上代表着美国有一批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道路已经走到头了，应该重新回到传统帝国主义的时代，并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也就因此面临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快速变化，或者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考虑到我们正是这一切快速变化发生的主因，不如说，我们本身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在这种竞争和冲击之下，长此以往，发达国家又会沿着怎样的发展（也可能是衰退）路径前进呢？笔者认为，日本的历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日本以美元计价的GDP总量在1995年达到5.45万亿美元，随后连续多年下跌，1998年已经跌至4万亿美元，到2008年，美元计价的GDP总量才重新回到5万亿美元以上。随着安倍经济学的推行和日元长期贬值，美元计价的GDP总量又一次跌到5万亿美元以下，直到2019年才恢复。日本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也从1995年的17.6%一路下跌到5.8%。若以本币日元计价，1998年的GDP也出现了衰退，同时陷入了长期通货紧缩，长期在500万亿日元左右徘徊。日本经济所面临的的困境，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压力下签订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导致产业竞争力下降，进退失据，希望以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却并不能缓解产业所面临的困境，在泡沫崩溃后最终进入长期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
动力电池行业
日本产业实际上一方面在高端面临着美国的压制，在中低端又受中国的追赶和替代，从家电、电子产品整机，到关键零部件，日本产业已经逐渐塌陷，逐渐退守到高端化工原料，如前段时间对韩限制出口的氟化聚酰亚胺、高纯度氟化氢等。终端产品在此不再赘述，关键零部件如动力电池行业，日本企业松下曾因与特斯拉合作，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随着特斯拉中国工厂的建成和供应链转换为中国企业，松下原本作为特斯拉独家电池供货商的优势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现如今，全球前十中有七家是中国企业。总的来说，当日本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有下降的趋势时，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一时稳住宏观经济，并掩盖问题，但总归会不断降低其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更进一步，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所有产业上打破发达国家原有的垄断地位，实现进口替代？会不会出现所有发达国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份额都出现下降趋势，强势货币计价的经济总量停滞不前或者下降，只能依靠货币政策使本币计价的经济总量不急剧下降以掩盖这一问题？如果真的存在这一趋势，那么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在贸易战和科技战中的种种作为了。
2007年中国手机市场
回想2007年的中国手机市场，中国仍然是国际大牌逐鹿的战场，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索爱占据了70%的市场份额。同年，初代iPhone发布，改变了智能手机的发展方向，而中国企业也抓住了技术路线快速变动的时代，实现了弯道超车。
2018、2019世界前十大手机厂
而到今天，世界前六大手机厂有四家是中国公司，即中国不光实现了进口产品的替代，更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甚至在苹果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的2018年，中国手机厂商曾一度抢占了不少苹果的高端市场份额，最终想把iPhone打造成奢侈品的零售主管（此前曾是奢侈品牌巴宝莉的CEO）背锅离开，2019年的下一代产品也大幅降价。
国内市场芯片市场份额
以终端的销量为基础，关键零部件的份额也在发生变化，2020年中国国内手机芯片市场份额，海思第一次超过高通。从终端到芯片，这就给美国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而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曾指出，科技互联网企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最后的支柱，铲断这根支柱，无疑是在为美国掘坟，而对美国人来说，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被打断。随着芯片产业、大飞机产业取得突破，中国将能省下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外汇，更进一步，随着电动汽车产业逐渐替代燃油车产业，中国又能在汽车零部件上省下一笔外汇，甚至出口电动汽车三电系统和电动车整车，这对中国进出口结构和人民币汇率将带来巨大的影响。
中国已经逐渐实现电动车产业的自我造血，减少补贴，而欧洲却在加大补贴
前段时间知乎上曾出现一个相关问题：“最近很多文章分享「英媒称：如果中国克服了芯片问题，那么芯片将一文不值」，如何看待这一说法？”笔者并没有找到这家英媒的原始报道，可能是国内自媒体杜撰出来并病毒式转发的，但其中的讨论还是很有意思的。唱衰中国的答主认为，芯片的增加值将会快速下降，中国芯片行业从业者收入待遇也并不会提高到原来外国芯片行业从业者的水平，只能逼对方产业升级，而中国仍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再次强调一下，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是全球价值链不公平分工的体现，是用较少的劳动，结合垄断的市场地位，支配较多的劳动。而在国际产业竞争中，欧美产业的崩塌，将带来国际贸易结构和各国货币汇率的巨大变动。人民币逐渐走向强势会使中国公民摆脱劳动成果被低价购买的状态，会带来人民币购买力的提升和中国国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只分析现有汇率下人民币计价的工资变化，是非常片面的。
发改委发布的《中国2050年光伏发展展望（2019）》指出到2050年，中国光伏发电量将占总发电量的39%
除了已有产业的逐步替代，中国实际上也正在试图开创新的发展模式。以电动车替代燃油车，以光伏替代以煤炭为主的传统化石能源，以废钢逐渐替代铁矿石。中国今年已经暂时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随着人均蓄钢量的提高、清洁能源的不断应用，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煤炭和铁矿石以及加拿大的油砂需求将会越来越少。这势必将会对依靠能源和原材料出口成为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加拿大造成冲击。
中国停止进口澳洲煤炭
中国不追求在全球价值链中依靠垄断地位赚取超额增加值，而是不断打破原有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以求摆脱不利局面。中国将以现有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医疗系统和更高的人均预期寿命为目标努力，但并不追求成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国家，甚至以后将再无发达国家。笔者认为未来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中国未来极可能会面对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来自各方的敌意和付诸实施的敌对行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仍然需要扩大开放，打破垄断但不进行过分的恶性竞争，仍然可以也应当在公平交易和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利用国际供应链，和各方进行更紧密的利益绑定，形成复杂的缠斗局面，在维持贸易总量总体稳定的情况下稳步改变贸易结构。近年来，对中国正在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这种道路又是否正确有很多争论，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中国选择的这条路，注定会冲击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说，我们正在为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掘墓，迎接最后的黄昏，以及世界的新生。还是那句话，没有霸权和垄断，没有帝国主义，对我们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