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与俄罗斯的干涉和反干涉

（一）攻击俄制度体制，煽动“颜色革命”。苏联解体后，尽管俄罗斯效仿西方建立起三权分立、总统直选、舆论自由等民主体制，走上了西化之路，但“俄式民主”和发展模式并未获得美欧的认可，反而被视作“另类”“异端”。西方不断批评斥责俄“脱离民主”，积极谋求促俄转变为“没有帝国野心和完全民主的国家”。西方指责俄政权严控媒体、操纵大选、禁止独立政治活动以及司法不公，抨击俄对抗“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美国前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曾表示：叶利钦给俄罗斯留下了很不稳固的民主制度，普京又令其严重削弱，俄罗斯目前离“自由民主”制度还很遥远，只能算是“选举民主”。美国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认为，“普京和他的密友，是一种盗贼治国，实质上是一个奉行扩张的帝国主义的政权”。

对俄发展道路，西方更是予以极力唱衰。虽然“冷战”已经结束20多年，但西方的“冷战思维”却没有随之结束，反而有加强之势。比如，西方对俄的认知和宣传就带有明显的敌视和丑化的“冷战思维”色彩，时而渲染俄超强军力，炒作俄“帝国野心”；时而又嘲讽俄国力衰弱，唱衰其发展前景，认为俄空有大国名声，只从苏联继承了一个落后的能源资源出口型经济模式，在21世纪的新技术革命中进一步被边缘化。美前总统奥巴马认为俄只是一个地区大国；已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更是讥讽俄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西媒则视俄为“二、三流国家”、“放大版沙特”而已；甚至有西方政客企盼俄能够走向二次解体，从根本上消除对西方的战略威胁。

对俄总统普京，西方更是予以抹黑、诋毁。西方把普京长期执政看作推动俄自由民主的最大阻碍。2008年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王车易位”、2012年普京开启第三任期以及2020年通过修宪“清零”总统任期等，均引发美欧强烈反应。西方媒体不断发动“信息战”，制造并传播有关普京及俄重要官员的负面信息。2019年上半年美国涉俄报道中超过90%均为负面消息，美剧《纸牌屋》中多处情节也影射和贬低普京。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俄的“民主已经走到尽头”；普京还被西媒妖魔化成“新沙皇”和“独裁者”，将其领导的俄罗斯看作“世界稳定与和平的真正威胁”。总之，西方试图借此破坏俄国际声誉，在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俄，向普京政权施压,迫使俄走上全盘西化之路。

为达到否定俄政权合法性目的，美西方大力培植俄反对派，对俄煽动“颜色革命”。一是资助非政府组织。20世纪90年代，西方趁俄独立初期政局混乱、外交西摆之际加紧培育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悄然入俄，落地生根并逐渐发展壮大，在不同领域兴风作浪。目前，俄境内至少有650多家本土非政府组织依靠外国资金生存运转；仅2016年俄境内就有4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得到美、德、英和挪威等国提供的720亿卢布资助。另外，还有600多家西方各类非政府组织在俄国内进行积极的活动和渗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国家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和自由之家等，它们暗中培植俄反对派，伺机助推俄发生“颜色革命”。

二是扶植俄反对派。据统计，1995年至2012年间，美国拨款几十亿美元，通过非政府组织支持俄国内“民主斗士”、培训和提高俄反对派与政府抗争的能力、在俄选举前后加大“反俄宣传”等。同时，美欧还为俄反对派提供联络与活动平台，资助反对派精英到西方学习政治斗争经验，并公开为其“站台”。小布什、奥巴马均曾会见俄民间团体代表、工商界以及反对党领导人。2011年，美驻俄大使麦克福尔刚一到任就专门会见俄反对派领袖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等，为俄反对派胜选“打气撑腰”。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大肆报道并夸大俄反对派示威活动场面，嘲讽“普京的末日已经到来”，公开为俄反对派摇旗呐喊，为在俄煽动“革命”制造舆论环境。

三是激化俄社会抗议情绪。2011年底俄举行议会（杜马）选举，俄反对派以“选举舞弊”为由掀起大规模抗议活动，西方政要和媒体借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致使抗议活动达到高潮。时任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批评俄杜马选举“既不公平，也不公正”，要求俄政府彻查“舞弊”问题；反俄急先锋、美参议员麦凯恩则对杜马选举指手画脚、说三道四。2012年5月8日，反对派在莫斯科市中心集会抗议普京就职总统，俄警方拘捕部分示威者。美国务院立即谴责俄警方暴力执法。此外，2015年以来俄境内多次发生反政府活动的背后均有西方插手痕迹。2019年9月俄地方选举前夕，反对派在莫斯科等地发动抗议活动，美、德驻俄使馆官员、记者等不仅在网上发布信息，引导示威活动，甚至还直接参加抗议活动。

（二） 以经济制裁和立法等手段实施惩戒。作为“冷战”的典型产物，美国会曾于1974年通过《贸易改革法案》的附属法案《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禁止向苏联、东欧等国提供贸易优惠。直到2012年1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法令，才取消该修正案。但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又出台一系列有关制裁俄的法令，有些甚至比当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更加严厉。特别是克里米亚入俄后，为迫使俄改变对乌克兰政策，抬高俄行动成本，美国务院、财政部多次颁布法令，切断俄银行、能源、国防等关键部门融资途径，实施“精准”制裁。欧盟也实施行业性制裁，收紧对俄经济“绞索”。制裁对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2015年、2016年俄经济陷入低迷状态，GDP下滑40%，卢布经济严重贬值，总体损失约500亿美元。此外，美欧在乌克兰危机后均列出清单，对俄政府高官、商业高管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与此同时，西方还在其国内以立法及司法手段，对俄实施长臂管辖。2012年12月，美借俄揭发政府腐败问题的税务会计谢尔盖·马格尼茨基（此人因“逃税”指控被俄警方羁押，死于看守所）之死推出“马格尼茨基法案”，拒绝向涉及此案的数十名俄官员颁发入美签证，冻结其在美资产，此后又数度扩大制裁名单。2015年，美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和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联合推出适用于全球违反人权者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2016年12月正式生效）。2019年12月，美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含有对“北溪-2”（俄直接对欧洲输气）天然气管道项目相关方实施制裁的条款。欧洲议会也屡次通过涉俄决议案，谴责俄侵犯人权，列出“黑名单”制裁俄官员，呼吁欧盟将对俄政策与人权挂钩。欧洲人权法院多次审理涉及俄监狱环境、司法判决和车臣地区“酷刑”的案件，作出大量对俄不利判决。

（三） 开展信息战，塑造对俄不利的国际舆论。西方媒体借助其话语优势，对俄发动信息战和舆论战，抹黑普京政权。美国一度将“自由欧洲电台”与“美国之声电台”视为高效舆论武器，每年拨款7500万美元对后苏联空间搞“民主宣传”。这些电台以28种语言、每周1000小时的广播灌输西方价值观，煽动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美国与欧盟每年都发表关于其他国家的人权报告，俄是其重点关注对象。报告长期谴责俄“法治状况恶化”、俄政府侵权、存在“种族主义宣传”、“腐败现象严重和执法人员参与犯罪等问题”。此外，在马航MH17在乌克兰坠机、俄叛逃前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在英国被暗杀、谢尔盖·斯科尔帕里父女中毒等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均对俄全力“围剿”，未等事件查清就进行有罪推论，认定俄就是“罪魁祸首”并予以强烈指责，英美等国家则对俄政府采取严厉的外交惩罚举措。与此同时，美国还借机煽动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东欧国家的反俄情绪，将其视作对俄舆论攻击的有力武器。

（四）支持车臣分裂势力，挑拨民族关系。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美欧在幕后推动车臣危机不断升级，欲使俄陷入车臣长期混乱的泥潭。一方面，美欧政要多次公开指责俄政府在车臣“过度使用武力”，侵犯人权，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当年，车臣分裂武装制造了“别斯兰劫持人质案”，俄政府最终以强硬手段消灭武装分子、解救人质，但也造成大量伤亡。西方媒体大肆攻击俄政府的武力解救行为，并将一切都归咎于俄政权，甚至将普京比作墨索里尼。美时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要求公开调查车臣战争，并称俄“政府军未经司法程序杀人，有时滥用武力，造成平民伤亡”。西媒则渲染俄军在车臣“胡作非为”，混淆视听。另一方面，西方极力庇护车臣分离分子，为其提供出访游说、接受采访和政治避难的机会。西方记者称车臣叛乱分子是“起义者”“争取独立的战士”，甚至是“英雄”。“自由欧洲电台”不顾俄政府反对，用车臣语鼓噪非法武装搞“民族分离运动”。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冲突后，美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公开宣称，西方应考虑北高加索和车臣的独立问题。

（五）对俄全面实施外交压力。在俄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美欧在各种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时常与俄交锋，对俄施加外交压力，挤压其地缘空间。美国防部称俄“排斥几十年来确保和平的国际体系，并试图改变世界秩序”，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对俄采取极端打压和经济制裁，2018年，美国发布《克里米亚宣言》，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领土，并指责俄自行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美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声称若不归还克里米亚，美对俄制裁“不会缓解”。在俄前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中，西方国家驱逐俄上百名外交官，成为“冷战”后最大规模的集体驱逐事件。近期，美欧又针对俄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利内“中毒”一事对俄展开新一轮围攻，甚至威胁停止一波三折的“北溪—2”管道项目的合作，并进一步追加对俄制裁等。在中东问题上，美国抨击俄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行动是为狭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破坏并加剧了地区冲突，是“非建设性行为”。在疫情期间，美欧谴责俄利用新冠疫情开展虚假信息宣传，对西方发动大规模的信息战。

与此同时，西方将俄积极主导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视为对美欧的威胁，认定俄试图复辟苏联，实现大国复兴。于是，美国在冷战结束伊始便启动“支持新独立国家”计划，动用一切资源在独联体各国“培植民主土壤”“营造民主气氛”“物色民主骨干”“树立民主榜样”，促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改革，帮助这些国家加强“公民社会”，并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以2003年11月底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为肇始，美西方在独联体地区助推“颜色革命”浪潮。紧随其后，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出现“郁金香革命”。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等国政局都曾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2014年以来乌克兰发生新一轮“颜色革命”，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美欧开始制裁俄政府。2020年8月，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后也陷入动荡中，西方竭力支持白反对派，试图攻克卢卡申科这个欧洲最后的“独裁堡垒”。西方此举就是要扩大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力，培植亲西方势力，进一步蚕食俄传统“后院”。

可以说，西方近年的干涉及制裁给俄带来巨大影响。近年来，俄反对派在西方的撑腰和支持下士气大增，多次掀起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一些对生活不满的民众也裹挟其中；反对派激进分子甚至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有意激化矛盾，挑战普京底线，使俄政府维护国内稳定的难度增大。西媒极力把普京抹黑成不愿放权的“独裁者”，这不仅损害普京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且在俄国内也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导致一些民众甚至对曾经非常信任、寄予厚望的“普京模式”产生怀疑。因西方干涉和制裁，加之国际油价低迷及新冠疫情的叠加，使本已严峻的俄经济形势再度陷入困境。俄经济发展部预测2020年俄全年GDP将下降5％左右，2022年上半年之前或无望达到危机前水平，政府被迫下调经济发展预期，俄经济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

二、俄政府对西方干涉的反击

面对美西方的强大干预攻势，普京政府予以坚决反击，并逐渐形成一套维护主权独立与政权安全的有效做法。与此同时，俄还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力图拓展回旋空间，全力维护自身安全与国家利益。

（一）强化顶层设计，成立专门反干预机构。议会上院设立反干涉机构。2017年6月，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成立捍卫国家主权和防止干涉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职责：就保护国家主权和防止外部干涉问题对俄立法提出建议；监控外国和国际组织旨在干涉俄国内政治进程的活动；分析有关干涉俄内政的信息、研究外国在反干涉方面的经验、向国家权力机构、俄社会和外部伙伴国通报有关情况、编写年度报告等。该委员会下设三个工作组：捍卫国家主权工作组；监控干涉俄内政的外部活动工作组；捍卫国家主权和防干涉领域改善国家立法工作组。议会下院也成立反干涉机构。2019年8月，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成立外国干涉俄罗斯内政事实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责任：研究和分析外国干涉俄内政的事实和情况；提出关于消除外国干涉的立法措施建议；将有关干涉俄内政的事实和相关调查结果提交俄执法机构和国际组织等。该委员会还邀请媒体记者、各国驻俄官员列席调查会议，揭露外部势力干涉行径。2019年11月该委员会查明，有12个欧美国家通过50多个非政府组织对俄19个联邦主体进行了干涉；同时，有外国势力企图在俄境内建立非法抗议活动头目培训基地、煽动民族矛盾、歪曲卫国战争史实等行为。俄政府对外部干涉行为予以揭露和打击，以此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

（二）完善相关法规，构筑反击外部干涉的法律屏障。一是出台相关反干涉法。2012年12月，俄颁布《对侵犯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措施》法令，禁止对俄公民犯下罪行或涉及损害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美国公民入俄。该法规范了有关暂停非营利组织在俄境内参与政治活动并从美国公民（组织）处免费获得资金和其他财产的问题，并限制具有美国国籍的俄公民成为在俄从事政治活动的非营利组织的成员或领导人。2018年6月，普京签署《反制美国和其他不友好国家的措施法》，该法规定俄有权终止或暂停与不友好国家或机构的国际合作，禁止或限制与不友好国家进行产品和原料进出口贸易等，保护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国家利益。

二是确保“精英民族化”。2020年6月25日至7月1月，俄就修改宪法部分条款举行为期一周的全民投票，并顺利获得通过。其中重点包括禁止俄中央及地方官员拥有外国国籍或长期居留证，总统候选人须年满35周岁、在俄居住至少25年；禁止中央和地方政府成员、议员、法官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长期居留证及国外存款和账户等，旨在确保精英本土化，防止西方“代理人”窃取俄政权。

三是强化管控非政府组织。2005年以来俄政府先后推出《非政府组织法》、《不受欢迎组织法》和《外国代理人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严控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范围和资金使用等，要求外国非政府组织向俄主责机关通报其收到的资金和财产，以及资金预定的分配、消费、使用等情况。俄政府有权随机审查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及财务状况，对违规者将作出相应处罚。四是限制外资参股战略行业。2008年俄通过法案，禁止外国政府控股的企业在俄战略性行业公司中控股，有国有公司参股的外资控股不得高于5％，独立外资控股不得超过25%。2016年1月，俄《大众传媒法》修正案规定外国法人和个人在俄媒体中直接或间接拥有和控制股份（股票）不得超过20%。

（三）树立主流意识形态，应对西式价值观挑战。针对西方不断向俄施加民主压力，俄采取反制措施。2013年9月11日，普京在《纽约时报》网站上刊文指出：“全世界数百万人开始怀疑美国的民主典范形象，视其为单纯依靠武力、扯着非敌即友的大旗拉帮结派的国家”，抨击西式民主模式是脆弱的、可操控的，充满各种陷阱；并批评美国的“特殊性”和“例外论”，指责其频频使用武力干涉他国的做法，呼吁美国遵守国际法。在普京看来，俄总统和议会选举均是全民普选，比美国的分级选举更民主、更诚实。普京的政治谋士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对西式民主更是嗤之以鼻，并把俄式民主与西式民主进行对比，结论是所谓西式民主弊端丛生，不过是“选择的幻觉”，是“虚伪的民主”。他认为，俄的体制及国家整体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优雅”，但却更加诚实。针对西方否定和贬低俄式民主的做法，俄也不承认西方的“普世民主”，而是推出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主权民主”理论，打造俄式民主体系，维护国家利益。普京称俄将按照本国人民意愿选择民主制度，强调“民主体制必须服从于国家主权”，必须把民主置于国家政权的有效控制下。可见，俄试图打造俄式民主的特殊性，并将其区别于西方民主，反击西方指责和攻击。

俄精英普遍认为普京执政20年来，俄罗斯新思想、“主权民主”和保守主义先后成为俄主流意识形态，而汲取俄历史传统和千年文化的“普京主义”应成为俄未来意识形态。俄坚持“普京主义”是带有威权性质的中派保守主义，是新世纪俄治国思想，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俄力推“普京主义”作为国家未来意识形态，并以此反击西式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与此同时，俄还试图以爱国主义凝聚社会共识。近年，俄政府积极培育青少年的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在全社会开展多种多样的教育活动，培养民众的道德感和荣誉感；通过清理整顿教科书，捍卫历史真相，重建官方战争史概念体系，将卫国战争史作为与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有力手段。2020年6月，普京亲自撰写署名文章详细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因，驳斥美欧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随后在疫情背景下坚持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红场阅兵，以此振奋和凝聚民心。另外，俄政府力推东正教全面回归社会生活，让教会走进军队和学校，并在2020年的修宪草案中重提对上帝的信仰，旨在维护传统价值观，锻造全民精神内核，严防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四）重视经济与民生，夯实社会稳定根基。近年来，俄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加强社会保障，努力改善民生，稳定就业形势，意在避免反俄势力利用俄国内问题做文章。首先，让民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稳定民心。在普京执政的前两任期，借助高油价带来的丰厚石油美元，有力推动了俄经济稳步增长。这期间，俄GDP年均增幅达到7%左右，居民实际收入年增长率达到10%～12%。根据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2012年俄实际工资增长4.7倍，养老金规模增加4.9倍，贫困人口由30%锐减至8%。目前因国际油价下跌、西方制裁、新冠疫情等因素使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俄经济重新陷入困境，贫困人口已反弹至13%左右，俄政府正在努力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然而，在普京执政的前两任期内俄经济快速发展，政府把大部分预算资金都用于民生领域，使民众得到实惠，这也是普京始终能够得到民众爱戴和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慎重解决民生问题。每当涉及到民生问题，普京都会慎之又慎。比如，几年前俄政府曾尝试推出社会福利货币化改革措施，但该措施侵害到一部分领取预算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引发全国性抗议。鉴此，普京立即“叫停”此项改革，并出台一些安民措施。2018年6月，俄政府又推出延长退休年龄的改革举措，亦引发全俄普遍性抗议。普京又出面“灭火”安抚人心，表示“相关决定应公平、审慎，务必考虑民众利益”，并据此提出一系列缓和性举措，如将女性退休年龄由原来的63岁降至60岁，多子女家庭母亲可提前退休，为年长公民提供保护其劳动权益的额外保障等。同时，普京对民生领域执行政策不力和存在腐败的官员严加问责，并在具体工作中采取多项措施，有效缓解了社会情绪。

第三，推出反危机措施和国家发展战略。针对西方多轮制裁，俄陆续推出“反制裁”一揽子措施，努力发展进口替代，凸显对西方的强硬立场。在目前经济低迷和疫情肆虐情况下，俄政府出台反危机措施，计划在今、明两年内投入5万亿卢布，旨在稳定经济形势并逐步使其复苏，防止居民收入进一步下降，减少失业率，严控物价上涨，保障民生稳定，确保社会经济领域总体平稳。2020年7月，普京签署一项关于未来十年国家发展目标的法令，被称之为“7月法令”。这是继2018年5月普京连任总统后推出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的“新总统令”之后，针对内外局势的发展变化再次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应对危机局势的重要部署，旨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为2020～2030年俄国家发展定下基调。“7月法令”要求：到2030年前，俄将实现五大国家发展目标，即国家人口实现可持续增长，关心人民健康和福祉；为公民提供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为人才发展提供机会与平台；提升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例，较2020年至少增长70%；提升国民教育质量，力争实现俄教育质量跻身全球前十的目标。同时，普京要求政府尽快提交一份具体计划，目的在于着力调整国家项目，实现上述国家发展目标。

（五）加强社会治理，强化内部管控。一是有效发挥强力部门作用。普京改组俄情报机构，赋予联邦安全局国内维稳职能，重点关注预警性和预兆性苗头，一旦发现蛛丝马迹立即全力打击。2016年建立由30多万人组成的国民近卫军，使其成为维护稳定的重要力量。二是严管“外国代理人”。俄总检察院、内务部、司法部、联邦安全局等多部门分工协作监管“外国代理人”：强力部门主责情报搜集，检察院负责审查及违法裁决，司法部负责定期更新“外国代理人”名单，对一些不主动上报情况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司法警告，勒令限期整改，甚至取缔。三是严控反对派资金运作。针对反对派用非法手段获取境外资金问题，俄政府进行全力封锁，切断其资金链条。如以参加大额洗钱为由查封反对派反腐败基金会旗下100多个银行帐户，并启动刑事调查。四是严密网络监控，筑牢安全防线。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信息安全学说》将“颜色革命”等影响俄稳定、破坏传统价值观的敌对活动作为新的国家安全威胁；成立国防管理中心，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进行严格监控、深入分析和快速反应；出台《联邦通信法》《网络黑名单法》等数十部法律文件，形成多层次网络安全法律体系，全面强化网络管控。俄还积极采取措施，提高网络安全自主性。俄《网络安全战略构想草案》指出，以国产网络安全防护软件取代外国软件是该战略的重要目标。同时俄加紧构建信息安全保障系统，避免本国重要信息公司被西方巨头收购。2019年11月，俄推出《主权互联网法》，将创建自主互联网，通过打造域名系统、自主地址解析系统等实现互联网和本国数据的自主可控，维护国家信息安全。

（六）对西方干涉予以反制，力求掌握主动权。俄首先强行关闭西方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驻俄办事处，对等驱逐英美外交官。2008年以来俄强行关闭英国文化委员会、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之音和CNN等驻俄办事处，称无法再忍受这类机构“颠覆性的、伪善的和谋私利的宣传”。2015年，俄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认定为“不受欢迎机构”，并追究其领导人刑事责任，禁止与之有关的外国公民入俄。截至2017年已有11家西方非政府组织进入该名单。2018年俄叛逃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发生后，英国认定系俄政府所为，遂驱逐23名俄外交官；随后美国驱逐60名俄外交官，关闭俄在西雅图领馆。俄立即作出回应，对等驱逐英美外交官，关闭美在圣彼得堡领馆，并驱逐其他持反俄立场国家的59名外交官。俄还通过强力外宣反击西方干涉与人权攻势。近年，俄政府斥巨资开办“今日俄罗斯”英语电视台、组建由数百名记者组成的“卫星”新闻通讯社，在世界各国用30种语言开设新闻中心，面向全球观众正面宣传塑造俄国家形象，反击西方媒体对俄片面和歪曲性报道，收效良好，成为俄外宣重要喉舌。同时俄外交部还充分利用新媒体加强外宣，如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开设官方频道，在社交网站Fecebook上注册官方帐户等推行“数字化外交”，诠释俄内外政策。2008年初俄成立民主与合作研究所，并在纽约和巴黎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搜集美欧近年违反民主和人权的情况，为俄政府提供有力的反击证据。2011年以来，俄多次发布有关西方国家的人权状况报告，例举大量事实，指责美国、加拿大、欧洲多国及北约侵犯人权。俄还利用有关双边、多边及各国议会联盟会议等呼吁各国严格遵守国际法原则，积极倡导有关反干涉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通过有关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防止外部干预主权国家内外事务的国际决议，有力地回击西方干涉。

三、 俄反击西方干涉的经验与教训

近年来，西方与俄罗斯的干涉和反干涉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俄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与西方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虽然付出一些代价，但成功地抵御了“颜色革命”侵袭，基本实现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稳定与政权安全的目标，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研究。

俄政府斗争经验丰富，善于赢得回旋空间。俄在与西方争斗中虽然总体处于守势，但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在反击外部干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应对方式方法。

俄擅长化危为机，抢占先机，为自身发展创造“机遇期”。特别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对自身发展模式自信日增，更有底气与西方正面交锋，防守反击，甚至以攻为守赢得主动。比如，俄敢于与西方“硬碰硬”，强行关闭一些违反俄法规的西方非政府组织或媒体驻俄办事处、针锋相对地大批驱逐美英外交官，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发展赢得了最大的回旋空间。

俄擅长从制度、法律等层面补齐短板漏洞、健全体制机制。近年，俄逐步摸索形成了独具俄式发展理念与治国特色的“普京体制”。普京执政20年，使国家“由乱到治”，并使俄在国际舞台占据一席之地，其治国理念与制度设计深度融入俄政治、社会、经济、外交等各领域，是俄传统治理模式的现代化产物，亦是俄反制西方模式的有力武器。与此同时，俄政府通过《非政府组织法》《不受欢迎组织法》《外国代理人法》，以及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性经济法案，从法律层面严防死守，进一步扎牢制度“篱笆”，堵塞漏洞，构筑起反击外部干涉的重要法律屏障。

俄深谙斗争艺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甚至反守为攻，赢得主动。俄政府一贯擅长斗争技巧，软硬兼施，退让有度，注重策略，从而使国家利益最大化。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俄虽与西方势不两立，但不排斥私下与西方谈判、妥协，谋求缓和关系，减轻外部压力，维护自身利益。

此外，近年俄还积极利用国际舞台深刻揭露美西方打着“民主”“人权”等幌子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行为，指责西方在诸多国家内部的反政府抗议行动中采取“双重标准”，推波助澜，煽动动乱等卑劣行径，有力地反击了西方的干涉行为。

当然，俄与西方较量有得有失，冷暖自知。目前看，普京执政地位稳固，俄社会稳定总体可期，爆发“颜色革命”几率甚微。尽管如此，俄罗斯毕竟势单力孤，常常遭到西方“围殴”，与西方较量亦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付出了沉重代价，教训深刻。一方面，在反击西方干涉问题上，俄方时常过激有余，理性不足。俄的反制行动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据理力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效地维护了俄国家利益。但总体上因其民族性格使然，俄反制西方的手段和方式常常显得有些激烈，进而招致西方更加强烈的反弹，双方陷入“以恶制恶”的泥潭，使问题更加复杂难解，失去了一些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实际上，普京政府骨子里希望改善与西方关系，缓解俄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为恢复和发展俄经济创造良好条件，但常常力不从心，事与愿违。每当遭到美西方打压时，都会导致俄国内民众反美情绪高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氛围日益上升。在此情况下，普京政权为顺应民意、凝聚民心、稳定政局，不得不以强硬姿态示人，极易被国内情绪左右、绑架，欲罢不能，使俄西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俄政府也时常陷入被动境地，俄与西方关系的改善遥遥无期，这并不符合俄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总之，在反击西方干涉的斗争中俄方有得有失，虽然总体上维护了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与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及战略分歧等将长期存在，西方对俄的干涉不会停止，而俄政府在攸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亦不会轻言让步，双方的干涉与反干涉斗争仍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