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是时候摘掉我们头上这顶“选举原罪”的帽子了

【演讲/郑若麟】

不久前，我和欧盟驻华大使谈话时，他告诉我说，中国的一位官员高官告诉他，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因新冠疫情工作不力而被撤职的各级官员约有3000人。

那么欧洲是多少呢？我先在这里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我们都知道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袭击了武汉，通过努力，疫情很快就控制住了。最后我们感染人数不到10万，死亡人数不到5000，这个数字跟欧洲相比差距太大了。欧盟27国感染人数约1200万，死亡超过了31万。

其实新冠疫情刚进入欧洲的时候，法国正好举行了一个选举。如果法国当时学中国武汉封城并停止选举，我相信到今天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当时法国只有925人感染。但是对于选举体制国家来说，疫情重要，选情更重要。选举的结果是什么呢？到了3月底、也就是两周后，从900多人感染，变成7500多人感染，情况一下子就失控了。

今天，法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疫情重灾区。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抗疫实际上积累了很多经验，为什么欧洲不学一下中国？

问题恰恰在于这里，西方是绝对不会学中国的，因为西方认为中国的政权不是选举产生的，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因此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民主国家不应该仿效的。

郑若麟

中国号召戴口罩，欧洲就不戴，中国封城，欧洲就不封……刚才提到中国有3000名官员因为防疫不力被撤职，欧洲多少？零！

从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中国和民选国家的执政基础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看工作业绩，而欧洲是你只要当选，哪怕当选以后毫无建树，也不会丢官。欧美的抗疫工作如此之失败，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民选官员受到惩罚。

我知道有些理论家会用“有限政府无限责任”之类的理论来论证西方的抗疫失败是符合民主理念的。我是一个记者，我就观察事实。

西方新冠疫情显示出来的居然是当选官员的不可侵犯性。这难道就是选举体制的精髓吗？还真是。你们能接受吗？我老是问中国民众能接受这样的精髓吗？但是在西方舆论和学术界，反倒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是一个没有选举体制的国家；而没有选举体制，成为了中国与生俱来的原罪。

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在比较东西方的时候，还有一些困惑：为什么我们做的明明对的，他们说我们错的。今天我们知道了，是因为选举原罪导致中国所做的一切在他们眼里都是错的。更应该警惕的是，新冠疫情以后，西方对我们的敌视，甚至可以说是仇视，大大加深了。

很多朋友和我过去一样，可能也曾经盲目崇拜选举体制。这些朋友也许会说，就算你说的西方问题都是真的，但是你看凡是有选举的国家，都是发达富强的，所以我们应该学他们。这就引出了我下面这个观点。

理论是有时间差的，一个理论在某个时代可能是正确的，但到了另一个时代就完全可能是错误的。选举民主就是这样一个理论。这些选举国家的发达，实际上不是在选举前形成的，而是在经济发达后才形成的。

要摘除帽子，首先我们在精神上一定要平视西方。刚才李玲老师说到，我们在东西方比较的时候，老是用GDP这些东西，导致我们以为西方还比我们强。

西方有时候还会拿出一些理论，什么多党轮流执政、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民主的表面现象。真正的民主我认为要看两大原则：一个是执政团体里面有没有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另一个是执政行为是否反映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

这次新冠疫情中，这两个原则在中国体现得非常充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写的一些文章，为什么中国没有多党轮流执政。你要知道在法国一个政党多少人？顶多20万。从比例上来说，怎么能跟我们9000万党员领导着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相提并论呢？这一点我在我的法语著作里写得非常详尽，想试图介绍给法国人。当然要说服法国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几乎像长征那样长的路。

不过新冠病毒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中国抗疫的成功和欧美的失败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全球舆论中至少有一部分声音开始质问，到底哪个体制真正有效于服务民众，质问谁更民主？所以，我说今天是摘掉硬扣在我们头上的专制独裁帽子的时候了。

这次疫情之后，我们可以认识到西方的民主是大资本的民主，是经济主义至上的民主，而我们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这个民主道路会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前景，还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