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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目前,美海军“分布式海上作战”正在装备和力量建设上稳步推进,并影响和引领着美军“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的发展。

“海军确立和维持未来制海权的能力面临风险。我坚信,消除这个风险需要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借助一支有人/无人团队协作力量,加强分布式海上作战能力来实现……”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援引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戴上将的话,对美国海军版“曼哈顿计划”进行了介绍。

参加纽约舰队周舰船巡游活动的美国海军“圣哈辛托”号导弹巡洋舰

这一“曼哈顿计划”,就是美军构建强大分布式网络的行动。吉尔戴称这项任务为“制胜”计划,视为海军继“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之后最重要的任务。

目前,美海军“分布式海上作战”正在装备和力量建设上稳步推进,并影响和引领着美军“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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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后,美国海军提出的“网络中心战”理论被美国国防部确立为未来作战理论。

该理论主要是否定了传统作战部队“以平台为中心”的理论。然而,网络本身就是“去中心化”的,所以“以网络为中心”的立论其实并不成立—— “以网络为中心”实际上等同于没有中心。同时,关于“以网络为中心的部队”的构成、结构,乃至作战编成等到底是什么,这一理论之集大成者“网络中心战”报告,并没有交代清楚。这就导致这一理论在指导美军建设实践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和力度,此后10年,美军以“网络中心战”为基础的转型乏善可陈。

此时,从美海军退役创办防务咨询公司、专注复杂自适应系统研究的杰夫·凯尔斯,出版了他的著作《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网络中心战的基础》,提出了“分布式网络化部队”由传统海军部队的武器、雷达、声呐、通信系统等,外加无人操作的小型舰艇并重新分布构成。杰夫·凯尔斯第一次用严格的数学推导定义了“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的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了各种极端情况下的兰彻斯特方程,还以此分析了网络化部队的特征,评估了“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的效能。

这对注重技术和定量分析的美军具有非凡说服力。杰夫·凯尔斯非常敏锐地预见到了无人平台的加入,使得他的这一理论在智能化技术大量应用于军事领域之后仍具生命力,并得到更多重视。

从2014年开始,“分布式网络化作战”在美海军以“分布式杀伤”和“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得到显著发展,并开始对美陆军和空军产生影响。在此,我们将针对美海军时的这一概念表述为“分布式海上作战”,将陆、空力量和行动也涵盖在内时描述为“分布式网络化作战”。二者在内涵和本质上没有区别。

2017年,美海军在《水面部队战略》中将“分布式杀伤”上升为“夺取海洋控制权”的核心作战概念,其表述为:通过增加单舰的进攻和防御能力,在广阔的海域以分散的编队部署,形成分布式火力。这一描述被简称为“凡船皆战”。

“分布式海上作战”则为:将作战力量分散部署于广阔的空间范围、多个作战域和各种搭载平台上,以获取和维持海洋控制必需的作战能力。其核心是隐蔽、分散、灵活地部署大量具有强大进攻能力的水面舰船,以迫使对手分散其探测和火力资源,使其无法将传感器和火力聚焦于己方的少数大型舰艇,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己方突击能力,突破对手防御并克敌制胜。

2018年12月,时任美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表示,“分布式海上作战”是美海军针对强敌开发的顶层作战概念。2019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下令成立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开发适应美军全军的“分布式网络化作战”。

2020年6月4日,美海军前作战部长盖里·罗海德等重量级人物认为,无人舰艇、无人潜航器、无人机航母等构成分布式编队是美海军未来力量结构中的重点和优先选项,“分布式海上作战”是其作战方式。美海军出身的防务承包商谢恩·斯坦克雷表示,他所在公司所研发的电子组件、无人作战系统等,将为美海军“分布式海上作战”提供更多的支撑选项。

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发布了由兰德公司完成的《竞争环境下的分布式作战:对美国空军兵力运用的影响》报告,研究了美空军实施“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的能力需求;美陆军不仅通过参与“环太”军演加入“分布式网络化作战”,而且正会同海军和空军高级官员和相关专家,探讨陆军在“分布式网络化作战”中的任务与作用。

2014年3月31日 ,士兵在韩国浦项参加韩国和美国军队举行的“双龙”联合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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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分布式网络化作战”,需要把握信息融合、智能控制和作战功能融合三大要点。

在信息融合上,必须加强网络支撑和前沿信息融合能力。随着网络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服务器和信息处理中心的前沿部署成为可能,提高了信息处理的准确性和效率,为“分布式网络化作战”提供了网络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可靠依托。

在智能控制上,必须突破智能技术与作战协同和指挥控制的结合。加入“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的作战力量和作战平台来自不同军兵种,包括有人平台和无人平台,它们之间共享来自多维空间的一体化传感器网络的情报,通过信息网络实现协同作战。在此,计划协同、人工协同、任务协同等传统协同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智能化自适应协同技术的应用必不可少。

智能化自主控制是针对无人作战平台的基本控制方式。在高度复杂、变幻莫测的战场环境下,有人平台的控制也离不开智能化辅助决策系统的支持。智能化自适应协同与智能化自主控制,是智能技术与作战协同和指挥控制的结合,是通用技术在作战条件下的特殊应用。

在作战功能的融合上,必须达成跨域多功能作战的融合。一方面,必须融入传统的动能作战,如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等;另一方面,还要融入非动能作战,如情报、监视、侦察、欺骗,以及无人作战等。作战功能融合不是动能和非动能作战的简单叠加,而是将运载平台、武器、传感器等进行重组和动态编组,实现综合作战能力的多样化、一体化、聚焦化、最大化。

“分布式网络化作战”是分散与集中的辩证统一。目前,这一理论已从技术、战术发展为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从实验探讨进展到务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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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发制人”和“鼓励进攻”是美海军“分布式海上作战”的基本原则。在“先发制人”方面,相关权威文件表示,“只要对取胜有利,被授权的前线指挥官和战士可以基于现有技术装备手段首先发起攻击”。在“鼓励进攻”方面,则是“通过由有人与无人系统构成的整个网络,崇尚并鼓励所有作战单元实施进攻性打击,以赢得战斗的胜利”。

为了加强进攻性作战能力,美军大力增加进攻性导弹的研发与生产。一方面增加驱逐舰和巡洋舰等能够发射大量进攻性导弹的平台,另一方面增加现有驱逐舰和巡洋舰舰载进攻导弹的比例,舰载垂发导弹的攻防比例从1∶2调整为2∶1。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的主要作战样式亦由防御支援向积极进攻转变。美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此前主要担负航母护航、弹道导弹防御和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实施对地攻击等“防御性支援”任务。在“分布式海上作战”中,水面舰艇部队将装备对地攻击和反舰型“鱼叉”和“战斧”导弹,并将“标准-6”防空导弹改进为反舰导弹,以形成强大的导弹进攻能力。

在智能化无人作战系统作用凸显、数量日益增加之际,舰载无人机和水面无人舰艇、水下无人潜艇,亦将对敌实施大规模“蜂群”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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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网络中心战”,还是“分布式杀伤”和“分布式海上作战”,都是首先由美海军提出,再向其他军种推广应用。 “分布式网络化作战”即美海军“分布式海上作战”向陆、空等军种推广应用的结果。

当前,一体化联合作战已成为基本的作战形式。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军种的界限,对于由无人作战系统构成的作战体系而言,陆、海、空军种平台不过是运载和发射平台而已;另一方面,单一军种无法单独达成战争目的,任何新的战斗力增长点,都会成为各军种争夺的焦点,自甘落后将遭遇被削弱甚至被淘汰的命运。这使得在“分布式网络化作战”中,哪个军种都不甘缺席,也不会缺席。

资源争夺的解决办法,很多时候只能是“排排坐、吃果果”。在美空军完成“分布式作战管理”系统飞行测试后不久,陆军就完成了“快速轻量自主”系统的飞行试验。2019年6月,美空军提出“金色部落”项目,旨在使小直径炸弹、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和卫星空射诱饵协同作战。2020年4月,美国陆军和空军合作开展“空域快速战术全面感知”项目,以在高度拥挤的战场环境下消除友军之间的空域活动冲突。

一体化联合作战与传统协同性联合作战的重要区别,即所谓“生来联合”,即不是到了作战阶段才考虑军种协同,而是在装备和系统研发阶段即进行共同开发,以统一的技术标准实现装备研发生产的一体化融合。

军事领域充满不确定性和对抗性。“分布式网络化作战”同样无法逃脱“相生相克”和“此强彼弱”的铁律。不管怎样加强单个作战平台的作战能力,强弱之别都无法避免。目标大容易被发现和摧毁,目标小能力又不足。同时,不管是无人作战平台与控制系统之间,还是各军兵种有人作战平台之间,只能通过无线手段联成网络。其天然弱点是容易被干扰,甚至被接管和控制。“分布式网络化作战”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军事对抗中究竟效果如何,仍待实战检验。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来源:2020年12月9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5期

责任编辑:水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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