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危机推动西方民粹主义威权化

在许多西方人心目中，" 见证历史 " 或许正是他们在 2020 年最深刻的感受。他们见证了疫情的肆虐，见证了经济的停顿与衰退、政治的慌乱与纷争，当然，也见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落败。

2020 年注定要在人类灾难史、抗疫史乃至政治史、经济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全球秩序也将因这场疫情而发生重大改变。疫情带来经济衰退、贫困加剧、失业率骤升等衍生危机，考验着各国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在此背景下，已喧嚣多年的西方民粹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关系到西方乃至世界的未来走向。

民粹主义本身就是危机的产物，西方民粹主义浪潮的勃兴是 2008 年以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以 2016 年的英国 " 脱欧 " 公投、特朗普当选为标志达到高潮。当下，在疫情时代的重重危机中，民粹主义不仅没有消退，反而不断演进，发展成一种威权民粹主义。由于身陷种种难以自拔的结构性危机，西方主流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博弈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

▲ 12 月 9 日，反对 " 脱欧 " 的示威者站在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外 韩岩摄

疫情防控与民粹主义 " 升级换代 "

2016 年以来，西方民粹主义表现出清晰的右翼化倾向，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等意识形态深度交织。疫情危机为右翼民粹主义的继续强化提供了机会。

特朗普等保守派领导人因应对疫情不力而声望暴跌，但并没有削弱民粹主义者，反而带来了诸如口罩佩戴、学校重开、经济重启等新的大众政治议题，各种 " 闭关 "" 封国 " 的防控措施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排他性的物理空间。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必须依赖国家力量和政府主导才能应对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动员、组织和调配抗疫物资的问题上，在解决经济停顿带来的种种问题上，需要更多、更强的政策干预，这使得国家的角色空前突显。在崇信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西方，疫情危机使得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

疫情暴发初期，英国、瑞典等国政府依据社会自主而非政府主导的思路，提出 " 群体免疫 " 的政策主张。这一明显放弃政府责任的消极政策引发了有关人道主义与政治责任的重大争论，加剧了民众恐慌与不满，最终不得不宣告失败。空前严重的疫情危机将突显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政策选项带到了各国政府面前。

一方面，防控疫情需要强化政府权威。疫情大流行危及全体公民的生命与健康，从责任伦理来讲，政府有着无法推卸的职责。为了科学有效地防控疫情，政府必须出台针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措施，强化管控力度。

另一方面，应对经济衰退需要扩大政府支出。由于严格防控而管制社会经济活动，不可避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福利困境。疫情期间，面对企业破产、失业率飙升和贫困加剧的叠加冲击，各国政府出台各种救市和济困措施，造成高额的政府支出和严重的财政赤字。

在逆全球化浪潮久久不散而公共卫生危机突如其来的 2020 年，右翼民粹主义得到了一个 " 升级换代 " 的契机——借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突显之力，变身为一个西方社会未曾经历过的威权民粹主义。

威权民粹主义不是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简单相加。虽然民粹主义因其大众民主的价值观而为人熟知，但威权主义、强人政治从来都是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之一。形成于疫情环境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共同诱发了民粹主义的威权一面。

在民族主义的维度，西方社会既有特朗普主张的 " 美国优先 " 的本土利益，又有欧洲国家因疫情恐慌而演绎的对外部因素的拒斥，体现出一种 " 恐惧的情感与文化 " 和一种排他的利益主张。

在国家主义的维度，国家在应对疫情和解决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上表现出无可替代的作用，各国中央政府在此次抗疫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威。

民粹主义的左翼强调国家扩大福利、救济失业和保障公平，其右翼则要求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维护本民族利益。疫情危机为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全面合流提供了机会，威权民粹主义的形成对西方民主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

▲ 6 月 6 日，人们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附近游行刘杰摄

威权民粹主义背后的结构性危机

2016 年，当右翼民粹主义突袭而来时，西方自由派无不为之愕然和惊恐；其不断显露的威权化，更是对西方民主的一个巨大反讽。

根据所谓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威权主义是旧时代的遗迹或落后世界的顽疾。西方国家自视为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保障了平等和正义，对威权主义有独特的免疫力。不承想，右翼民粹主义在 2020 年的疫情危机中不仅没有退场，反而升级转型为威权民粹主义。

在民粹主义向威权化演进的背后，是西方社会正在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危机。

首先，西方共同立场的缺失。引领经济全球化长达三十余载的新自由主义曾是西方的共同立场，但 2016 年以来已首先在西方内部被瓦解了。

在美国与欧洲之间、英国与欧盟之间、欧盟成员国之间，政治共识不断消解，贸易摩擦不断加剧。

2020 年 2 月，第 56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了《2020 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将 " 西方缺失 " 确定为会议主题。按照主办方的说法，" 西方缺失 " 指一种被广泛感受到的不安，这种不安源于西方持久目标的不确定性和西方共同立场的缺失。

事实上，欧美各国在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与经济社会危机时，已很难展现出积极的合作精神和采取必要的共同行动。再加上疫情防控在客观上造成的隔离疏远和各自为战，威权民粹主义的出现难以避免。这种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利益之上的右翼意识形态，主张通过国家的力量优先保护本民族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严重妨碍了西方国家找回它们缺失的共同立场。

其次，自由民主的制度危机。西方国家的更大威胁来自于国家内部的制度危机。

自由民主制度由两套不同但相互联系的制度设计组成，即自由与民主的两套制度。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揭示了二者之间日益加剧的内在冲突。由投票选举、体现民众意志的政治秩序构成的民主部分，正在挑战和削弱由法律规则、限制权力的宪政秩序构成的自由部分。人们看到，由民主方式选出的一些政党领导人，运用了民主的合法性来削弱自由的制度基础，挑战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日益走向威权主义。

特朗普未能成功连任，但是他获得的 7400 多万张选票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得票率第二高的总统候选人，说明了美国有着倾向权威、服从和多数主义的深厚根基。强人政治是民粹主义所需要的，但却与自由民主的价值相抵触，民粹主义的日益威权化暴露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制度危机。

第三，政治共同体的内部裂解。在民粹主义向威权化演进的过程中，国家内部的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越演越烈。民粹主义是一种反抗政治，产生于结构性的社会冲突，其左翼指向纵向的阶级冲突或贫富矛盾，其右翼指向横向的种族矛盾和族群差异。由于 20 世纪末以来左翼阵营的日渐衰微，右翼民粹主义得以甚嚣尘上，将反对经济不平等的左翼议题融进对抗性的身份政治之中，突显了族群差异的文化政治。

在美国，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之一是将白人身份政治带上了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使美国更深地陷入白人身份群体与少数派身份群体之间的 " 文明冲突 "。疫情期间暴发的 " 黑人的命也是命 " 的全国性种族冲突，不仅加剧了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更导致了疫情的全面失控。

在欧洲，疫情反复、经济衰退不断煎熬着紧张的民众，诸如 " 封国 "、收紧边境等管控措施客观上强化了对外国、外来者的排斥感，推高了民族主义情绪。德国、法国、瑞典等国的极端势力大肆宣扬新纳粹主义，呼唤俾斯麦式政治强人的出现。

可以想见，国家内部的族群分化与冲突将消解社会包容性和国家凝聚力，使得固有的系统性顽疾更难化解。

▲ 6 月 6 日，一名示威者在法国巴黎战神广场参加反对种族歧视的集会奥雷利安 · 莫里萨尔摄

威权民粹主义与西方的应对之策

拜登时代的开启并不意味着美国摆脱了民粹主义的困扰。在公共卫生危机与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右翼民粹主义不会神奇消失。因为 2016 年帮助特朗普上台的深层次问题依旧存在，经济不平等并未缓和，族群冲突更加激化。民主党接手的是一个共识崩溃、更加撕裂的美国社会。后疫情时代的民粹主义或许在声势上会有起落，但它将始终停留在西方政治舞台上。

民粹主义的威权化和长期存在是西方国家不得不全力应对的挑战，主要应对之策包括：其一，在发展战略方面，西方将不得不在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在紧缩和扩张政策之间寻求一种更有效的复合型策略。

民粹主义支持国家干预，疫情危机使得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合理化了。虽然疫情危机减弱后，削减政府开支和平衡预算的紧缩政策可能有所回归，但是国家发展已经不可能回到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至上路线上了。疫情的教训使得重建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成为当务之急，必须依赖更多的国家干预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其二，在社会治理方面，面向人民的治理将成为保障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任务。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 黄马甲运动 " 期间曾提议开展全民大辩论，主张重新思考民主以及如何将人民放到重要地位。缓解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是社会治理的重大难题，民粹主义的长期存在与贫富悬殊和贫困加剧直接相关。西方国家在疫情期间采取的政府干预、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使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修复人民对体制的信任和应对民粹主义的挑战，将不得不从对贫困与不平等的治理入手。

其三，在意识形态方面，如何重建共同体内部和西方内部的共同价值将受到重视。

拜登在竞选中曾宣称 " 虽然我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但我将成为美国人的总统 "，希望缓和因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而产生的焦虑，但是，很难想象在民粹主义的解构政治下重建 " 美国主义 " 的国家认同能够成功。

西方内部的共识重建同样艰难。欧洲抱怨美国的收缩政策，将欧洲的不安全感归咎于在战略上被美国抛弃了。拜登上台后，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政策很难被全盘颠覆，美国的关系网能否被修复，西方内部能否重建价值同盟和推动意识形态合作，某种意义上取决于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压力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