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其武，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红色收藏家，原公安部边防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武警大校警衔，1957年2月出生，河南息县人，中共党员。
毛主席在中共七大时曾经指出：“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本人收藏的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57期，就是最早发表被毛主席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文献的一期专刊，毛主席亲笔题写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专刊”的刊头，并且红色套印。
《解放》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16开铅印本，1937年4月24日创刊，诞生在延安蓝家坪的窑洞里，开始为周刊，毛主席题写了刊名，从1938年1月的第28期起，因无法保证每周按期出版，大体上是10天或半月出一期。该刊是综合性政治刊物，其主要内容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兼有部分文艺作品。除在延安发行外，在各根据地和全国的大城市都设有发行点，因此，在全国影响较大。《解放》第57期，共42页，刊发了《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袍、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通电一束》等5篇文章。毛主席为《论新阶段》题写了篇名：《论新阶段——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至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并且签了名。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这是首次公开全文发表。在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节省纸张，充分利用版面，该期《解放》专刊，不仅封面和封底都印了正文，而且毛主席题写的刊头也只能红色套印在封面上端的刊名和版权页之上。
作者收藏的第57期《解放》杂志
80多年前的第57期《解放》，看似极普通的杂志，但她记载和蕴含着一段鲜为人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历史内幕，至今值得人们重温和深思。1937年11月29日，正在八路军发展顺利之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候补书记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为执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迎接。这是毛主席和王明第一次会面。王明自认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理所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下机伊始，便趾高气扬，指手画脚，公开批评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战路线和方针。1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抹煞全面抗战路线与片面抗战的原则区别，批评毛主席和党中央过去太强调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等。这是明显的右倾投降思想，但喝过几年洋墨水的王明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讲话很有煽动性、鼓动性和迷惑性，还不时打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招牌，使不少与会者难以分辨是非。由于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那时因为党内许多同志思想上还不够独立和成熟，认为我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想法占据主流，共产国际在中共内部有很高的威望，对与会者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会议期间，正好是日本侵略军包围和攻陷国民党首府南京的时候，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危急阶段。许多人对我党统一战线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清楚，如果按王明的错误主张去指导战争，无疑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重演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悲剧。但是，毛主席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会议第三天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但对王明其它指责也作了回答，对原则问题是坚持到底的。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曾说：“12月会议上，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王明在延安只呆了10天，就急于去武汉主持中央长江局的工作，急于同国民党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在武汉，王明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在组织上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到处作讲演，继续鼓吹他的错误主张。1938年1月1日，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未经中央同意，就在《群众》周刊第4期上公开发表；2月10日，王明不经过毛主席本人同意，又借用毛主席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可见，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作者收藏的1939年2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的《论新阶段》单行本
作者收藏的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的前线丛书之一：《论新阶段》单行本
作者收藏的曾收藏于太行图书馆的新华日报馆出版的《论新阶段》单行本
作者收藏的空白封面版《解放》杂志，封面被持有者手书“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以作隐蔽，下方后来又补上了“解放”二字
毛主席深知王明之所以如此目中无人，飞扬跋扈，并不是因为他有高深的理论，更不是因为他对中国革命有多少贡献，而只是有共产国际做他的后盾。因此，毛主席认为要解决王明的问题，就必须尽快得到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就在这时，王明指名要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毛主席正好顺水推舟，同意王明的要求，并要任弼时如实报告中共的抗战情况，以改变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看法，争取他们理解和支持中共中央的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任弼时到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对报告大纲作了详细的口头说明。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这些，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1936年底，在莫斯科、雅尔塔疗养的王稼祥，他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腹部受重伤的伤口经过手术，得到较好愈合。中共中央考虑到王稼祥对苏联情况比较了解，决定让他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7年初，王稼祥从疗养地回到了莫斯科，他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介绍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情况。斯大林听了介绍后，对毛主席领导下的红军表示赞扬，并请王稼祥转告，祝毛主席身体健康。这说明毛主席已经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占有了重要地位。1938年春夏之交，王稼祥的身体已经逐渐康复，他请示中共中央准备动身回国。临行前，季米特洛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接见了王稼祥和代表中共中央前来汇报工作的任弼时，与他二人谈了话。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还强调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了。”1938年7月，王稼祥一行风尘仆仆，带着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和文件回到了延安。这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对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也为开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供了重要条件。于是党中央决定，9月下旬在延安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便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明确党在抗战中的领导责任，克服右倾投降主义。
作者收藏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新华日报馆印行的空白封皮版《论新阶段》单行本，封皮被持有者“张继周”手书“论新阶段 毛泽东”
早在1937年，王稼祥刚从疗养地赶到莫斯科时，王明急忙跑到王稼祥处，向王稼祥大谈“统一战线”问题，强调“只要蒋介石抗日，我们就可以绝对服从”等等。其实，王明到王稼祥处的真实目的是想探听国内的形势。王稼祥没有回答王明的问题，而是劝王明说，你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犯了许多错误，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希望你认真检讨一下。王明借口他不在国内，对自己犯的“左”倾错误拒不认账。两人谁也没有说服谁，结果不欢而散。1938年7、8月间，在武汉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回国并且带来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后，心里一直不安。不久，中共中央通知王明由武汉来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并明确提到，会议要听取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明认为自己是共产国际执委，共产国际来了指示，应由他来主持中央全会。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共中央，狂妄地提出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应到武汉开。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毛主席驳斥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开？我就是不去。”王明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央拒绝。王明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函告王稼祥，请他速赴武汉进行单独会谈。王稼祥接到王明的信后，立即把信交给毛主席，并说：“王明是有阴谋的，我尽量想办法叫他立刻回延安来！”王稼祥回到自己的住处，拟写了一份给王明的电报，警告王明：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按时回延安参加会议，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毛主席对王稼祥的做法表示支持。王明两计不成，又生出第三计。他回电中共中央，说准备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不过政治报告要由他来作。一般来说，谁作会议的政治报告，就意味着谁是第一把手。权力欲极强的王明很懂得这一套。党中央电复王明：你来延安开会极好，谁作政治报告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你先准备也无妨。这样王明才离开武汉，乘火车到西安。到西安后，他又致电党中央进行要挟，提出政治报告由他来作才能来延安，否则就回武汉去。党中央电复王明还是回延安后再商量，开政治局会议来讨论报告内容后再定。这样，王明才勉强来到延安。王明一到延安，就迫不及待地找王稼祥打听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精神。王稼祥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告诉了王明，还要王明特别注意：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你不要再争了！王明听后出了一身冷汗。其实在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就提醒过他：虽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而且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因为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共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当时王明不以为然，到现在为止才感到被动和难堪。王稼祥带回来的共产国际的新指示，无疑是给王明当头一棒。尽管如此，王明还想要最后挣扎，作政治报告一事仍不放弃。为此，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分别听取王明准备的政治报告稿和毛主席就报告提纲的发言。两稿相比，毛主席的报告提纲比较符合抗战实际，既有经验教训，又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决定由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
作者收藏的民国二十八年一月（1939年1月）新公论出版社出版的《论新阶段》单行本
1938年9月29至11月6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同志从大后方回到延安，朱德、贺龙、罗荣桓等同志从华北回到了延安，刘伯承、陈毅等同志从江南前线也回到了延安。王家坪、蓝家坪、杨家岭也都住满了从各地赶来开会的人。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12人，即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王明、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中央委员5人，即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罗迈；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38人，这是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作者收藏的1947年5月东北书店印行的《论新阶段》单行本
作者收藏的1948年10月湖北新华书店冀中邯郸分店出版发行的《论新阶段》单行本
作者收藏的曾收藏于华北大学教育科教务处的1948年10月华北新华书店印行的《论新阶段》单行本
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的议事日程，张闻天致开幕词。按照既定的议程，首先由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王稼祥说：“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军队执行着新的政策，其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全党都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在中央领导机关内，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又传达道：“在我临走的时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话，犹如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这对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李维汉后来回忆所说的：“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10月12日，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继续作报告。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共有8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报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毛主席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毛主席的这个报告，在《解放》发表时，题目定为《论新阶段》，其中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编入《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在会议的结论中，突出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判了王明只注重正规战而忽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干扰。毛主席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彭德怀在会上发言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会议还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对历史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应予平反”：对肖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人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从而，解放了一大批党的干部。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意义十分重大。毛主席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说，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么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就是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巩固了毛主席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会议一致通过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同时，会议鉴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违反组织纪律的事实，还通过组织建设的几个文件：《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决定》中强调党员要认真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反对任何自由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规定各位中央委员，没有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外发表言论及文件，不得在中央委员会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反的意见，也不得有任何违反的行动。会议还进行了部分组织调整，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会议对中央政治局领导的分工也进行了部分调整，刘少奇兼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兼任南方局书记。这就结束了王明的错误领导。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六中全会中首先向毛主席提出“让位”，推举毛主席为党中央总书记。当时，毛主席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主席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张闻天虽然没有把总负责人一职让掉，会后却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主席，并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移到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由毛主席做出决断。不过，毛主席是大事抓得紧而不爱管具体事的人，所以一般日常工作还是由张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一直跟着张闻天。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以中央名义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也由原来的“洛、毛”改为“毛、洛”。因此可以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党中央的领导实际上已经完全转移给了毛主席，尽管党中央从组织手续上没有做出这方面的正式决定。张闻天淡泊名利，对有些人讥讽他主动推举毛主席为中央总书记，议论他是“泥菩萨”等，他都坦然待之，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
作者收藏的其他一些版本的《论新阶段》单行本
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了一个多月，于11月6日胜利闭幕。会议结束这天，正逢十月革命胜利21周年。当晚，中央举行了会餐和晚会。会餐时，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兴致勃勃致辞：“我们为了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21周年和六中全会的胜利，并向大家致谢，我们共同喝一杯酒。”全场起立鼓掌，都兴高采烈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晚会结束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到后台接见鲁迅艺术学院的演员时，舞台上响起了中共党史上最早而又最多的一句欢呼声——“毛主席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