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延安。右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图/ 视觉中国）

1918年 第一次北京之行

1918年8月，毛泽东抵达北京，主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罗学瓒在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志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

在留学成为时尚乃至时髦之时，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态度，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这也许是他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对于这些南方青年来说，北方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显得格外寒冷。北京的消费比长沙高得多，他们不得不以玉米面、窝窝头和咸菜度日；买煤烧炕已足以掏尽腰包，每人买一件棉大衣更是不可能的……而这些人中最忙的要数毛泽东了，经常要有一件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就是穿着它，毛泽东在饥饿和寒冷中，为了落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而劳碌奔波。据说，毛泽东还因生活窘迫，三九天常靠吸烟和吃辣椒取暖。

蔡元培写了张条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的工作很糟，人们都不愿意跟我讲话。”在人们的眼中，图书馆助理员是微不足道的、被人瞧不起的职位。谁愿意去理会这个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呢？

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

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维护他们的革命热情，也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觉得，在长沙办一个刊物很有必要。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面世。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并详细论述了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

1919年第二次北京之行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直接目的，就是争取全国特别是北京社会各界对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支持。因此，1919年12月18日一到北京，毛泽东便立即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四处奔走。

在这次“驱张”运动中，随着各种“驱张”的电报、通电和新闻飞向全国，毛泽东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随着湖南“驱张”运动的胜利，毛泽东的领导与活动能力、政治与理论才华，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

毛泽东再次来京的消息，让苦苦思念他的杨开慧激动不已。终于，天涯海角的一对恋人又可以重聚了。杨开慧激动地写下了这样一段炽热而真挚的日记：“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

1920年到上海

“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这番表白，被埃德加·斯诺记载在《西行漫记》中。

1920年5月5日到7月初，27岁的毛泽东来到上海，在位于安义路上的一幢两层楼房住了两个月。刚到上海三天，即5月8日，他和旅沪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集会，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新民学会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于1918年组织的进步团队。

彼时，陈独秀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促膝长谈。毛泽东后来跟埃德加·斯诺回忆道：“我第二次（实为第三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21年7月，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

毛泽东曾对好友萧子升预见道：“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