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在党七十年
■李雨峰
徐金鑫绘
新中国成立后，老家的村里成立村委会，17岁的爷爷成为村干部，并于两年后入了党。说起入党，爷爷都会深情地回忆：“我要像‘表哥’那样，死也光荣！”
爷爷所说的“表哥”，在爷爷小时候，经常深夜带人来家里“嚓嚓话”（沧州方言，指“小声说话”）。“表哥”平时睡觉没个准地方，又受了湿气，长了一身疥疮，后来便住在爷爷家养身体。老家的沙土炒热以后，是天然的消毒杀菌干燥剂，当年的新生儿都睡这种“土裤”，相当于今天的“尿不湿”。太奶奶便每晚炒沙土，让“表哥”睡在上面拔湿气。
天气好的时候，太奶奶会喊“表哥”出来晒太阳。每到这时，爷爷就抢着给他搓烟叶、卷烟筒，让他讲一些打鬼子、除汉奸的故事。“表哥”讲过的武工队端鬼子据点、活捉日本兵的故事，爷爷印象最深，对他充满敬佩。
后来，敌人来村里大搜查，为了不连累爷爷一家，“表哥”病还没好利索就不辞而别。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表哥”被捕，受尽折磨。
太奶奶对此十分自责，很长时间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爷爷这时候才知道，“表哥”是共产党员。
爷爷当村干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给大伙儿跑腿的。村民家里不管有什么事，只要找到他，他一定竭尽全力，并且始终坚持一条：绝不占个人或者公家的便宜。哪怕是粮食极度紧缺的条件下，爷爷也从来不往家里多拿一点儿粮食。
对于侵占集体财物、损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他也一定斗争到底。村里有一个村民，依仗着自己跟村支书是亲戚关系，经常明里暗里侵占集体东西。有一次，村里的保卫人员发现他偷了生产队的玉米，按照规定没收了作案工具和所得，但他不依不饶，带着老婆在村子里骂大街，还跑到支书家里“恶人先告状”。时任治保主任的爷爷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生气，带着保卫人员硬是把他们两口子关在村委会进行了三天的学习教育。其间，不论谁求情，他都不让步。这件事让全村人都打心眼里佩服。爷爷说：“党员干部不能有私心，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当老好人，群众不会赞成你。”
闲谈中，耿直的爷爷也讲起了一件他一直认为“不光彩”的事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村里接到了上交三万斤粮食的任务。当时村里的粮食十分紧张，一旦全部拿出，村民们极有可能挨不过冬天。村干部们急得天天晚上集合在村外壕沟里秘密地开会，一个个抽闷烟。爷爷当时是副村长。他经过反复考虑，觉得作为党员不能不讲实事求是，便带着几个村干部一起把库房里的粮食留出一部分，秘密存放好。
如今说起这事，爷爷还是有些不安。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做了一件对党组织“不老实”的事。我问他：“如果你真为这事坐大牢，后悔吗？”他叹了口气说：“谁叫咱是党员呢！关键时候，党员就得为群众担事，真饿死人，那才是大事。”
爷爷受“表哥”影响的远不止是对党的感情、做党员的担当，还有他对知识的渴望、对参军的执着。
在家里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爷爷始终坚信有文化才有出息，咬着牙供他的妹妹和五个孩子上学，没有让任何人因为家里困难辍学，并把我的大伯、父亲、小叔先后送进了军营。用爷爷的话说，当兵是报国最好的办法。
2016年，我考上军校。爷爷知道后，高兴得像个孩子。他从枕头下的红布包里拿出来一枚泛着红光的铜弹壳交给我，说：“这是当年我‘表哥’留给我作纪念的，我有两个，一个在你大伯当兵那年送给他了，你是孙辈里第一个当兵的，这个就送给你！记住，你手里的枪是保卫全中国老百姓的。”
进入军校后，不论是在“好汉坡”上挥汗如雨，还是在搏击场上奋力厮杀，我都咬紧牙关，奋勇争先。我不仅很快适应了军校的训练和生活，还取得了一些成绩。大三那年，我入了党。当我告诉爷爷这个消息时，他伸手比着一个“八”字，大声跟我说：“你是咱家第8个党员啦！”
这些年，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爷爷还坚持住在他的老房子里。年轻人种地实现了机械化，爷爷成了村里最后一个赶着驴子、拉车种地的人。他养的驴子也成了村里孩子们争相观看的稀罕物。对此，爷爷打趣地说：“我现在成了‘落后分子’了。”
2019年的一个大手术后，爷爷不能再干重体力活儿，但他仍然坚持拄着拐棍喂鸡喂羊，坐着小马扎种菜浇园，开着轮椅车赶集卖菜。村里人劝他歇歇，爷爷说：“人活着就得干活，图清闲享受，人就废了。”大家听了十分赞同。
现在，我家有4人参军、9名党员，爷爷对此十分骄傲。他经常嘱咐我们：“党员不能图个虚名，不实打实地带头干，群众不赞成，那叫什么党员？军人在关键时刻豁不出命，那就不合格啊！”
前段日子，听说党中央要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爷爷兴奋得连连说：“我入党整整70年！”满脸的皱纹堆成了一朵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