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美国舆论战上的四大优势（之二）：两个软实力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舆论战上的四大优势（之二）：两个软实力

美国的颠覆与煽动战略有许多手段，例如情报战，间谍战，舆论战，暗杀，培植反对派和代理人，挑拨内乱和内战，通过策划已久的所谓颜色革命对政权进行颠覆，在别国国内发动代理人战争，甚至直接派出情报系统的小分队进行跨境或空投在对象国进行小规模战争等等。美国颠覆与煽动战略的背后是美国强大的情报系统和美国所操纵的西方强大的媒体系统。

如果我们把舆论战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看的话，那么美西方舆论战有四大优势：第一是西方优越论在世界思想文化领域占领的统治地位，已经形成了系统性谎言，并掌控了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更严重。第二是西方在长期的竞选政治中，形成了完备的谎言政治体系，造什么样的谎言？怎样制造谎言？怎样用谎言掌握群众？怎样圆谎言？都有一整套的政治系统机制和训练，使得西方政治家能够非常纯熟地运用谎言。第三是西方媒体在世界言论市场中所占有的统治地位。第四是强大的情报系统，以及情报系统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前两者可以称为谎言政治的软实力，后两者则是谎言政治的硬实力。

一、西方优越论在中国文科知识界占据主导地位，揭露西方优越论的谎言性、虚伪性，彻底改造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彻底改造中国文科知识界的生态系统，是中国应对美西方舆论战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中国就不可能打赢舆论战。

西方优越论以现代化和科学的名义占据了世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头脑，在中国更是这样。

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世俗化，没有形成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观念。许多西方的中国文化学者将儒学称为儒教，这是完全错误的。儒学从内容上说，是教人入世而不是出世，这与宗教信仰有根本的区别。儒学在形式上也不需要那些迷惑人和具有欺骗性的仪轨，这与宗教信仰也有根本的区别。儒学更不具有强制性、唯一性，虽然中国官方提倡儒学，但各种各样土宗教和洋宗教都在中国有巨大的传播空间和存在感，官方并不排斥儒学之外的其他信仰。

正因为中国文化的这种多元性和包融性，西方优越论以现代化和科学的名义占据了现代教育和所谓社会科学的主体，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清晰地分别现代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不同，将西方创造的人文学科知识混同于科学，将其称为社会科学。其实在西方都没有这种认识，而是将其统称为哲学。中国还有一个所谓的社会科学院，这是中国在世界上创造的一个天大笑话，将人文学科混同于科学，这是独特的中国现象，当然其原因也比较复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西化的一个重要的和根本的原因。

中国知识分子西化的源头就是五四。五四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救亡，一个是文化革命，两者的关系非常复杂。一部分知识分子是以救亡来看待和检验文化的，不能承担救亡使命的文化不是好的文化或者是不适合中国的文化。一部分知识分子是以文化看待和检验救亡的，只要是打倒旧的文化，引进新的强大文化，能不能承担救亡使命那是无所谓的。既然全世界都成了西方的奴才，那就不多中国这一个奴才。

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特指文科知识分子的，在西方，科学技术人员不被称为知识分子，所以在我的所有文章中，知识分子是这一特指概念）继承了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潮流。由于中国没有一个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自由民主思想被宗教化后就自然占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主流，这和有主导地位宗教的国家存在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西方优越论在中国的势力要远大于在其他国家的势力，甚至远大于西方本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重要思想家对民主和自由的批判视而不见的根本原因。

另一个方面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教育体系和所谓的社会科学体系基本西方化，中国许多文科知识分子是依靠这些体系吃饭的，如果要改革这些体系，那就是砸他们的饭碗，中国文科知识分子成了西方思想文化体系的利益集团，他们要维护他们的地位，在这个体系中的声望和他们饭碗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改革要动许多人的奶酪，就像当年五四运动要动封建主义知识分子的奶酪一样，会遇到强大的抵抗。

这三个原因，一个是中国不存在一个强大的抵抗西方文化自有宗教系统；一个是将科学与人文学科知识混称为科学，将西方优越论科学化；一个是西方优越论文化已经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再加上中国构建自己思想文化体系的步伐至今没有迈开，以及西方有意的诱导、渗透和挑拨，中国知识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西方优越论的欣赏者、同路人和带路党。不改变这种情况，中国在舆论战中就没有胜算的把握，这也是美西方算准了可以对中国开展舆论战的社会基础。

建立中国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就要对西方舆论战进行釜底抽薪。这个战略的第一步就是要充分分析和揭露西方优越论的谎言性和虚伪性，只有把这种优越感彻底剥去，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认识西方文化，吸取其中的精华，抛弃其中的糟粕，并且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丰富我们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

二、西方文化的本质就是谎言政治、谎言意识形态。

关于西方谎言文化的系统分析及其发展历史，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个宏大的叙事，我们在这里只能极其简略地点到为止。

西方文化有两大历史来源和两大近代创造。

西方文化的一大历史来源是基督教。基督教有三大特点，这就是强制性、身份性和虚伪性。

首先，基督教把一种思想、一种看法、一种学说宗教化，通过政权强行推行这种宗教，不信仰这种宗教就会受到社会甚至家庭的歧视、孤立和排斥、受到政权的压制、剥夺和屠杀，逐渐迫使每个人都把信仰宗教看成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最终形成一种宗教文化。这对部落时代图腾信仰的强制性具有直接的继承。

其次，它的内核是西方的身份政治、部落主义，将人类分为“我们”和“他们”，“他们”必须遵从“我们”，信奉“我们”，为“我们”工作，否则“他们”就不会成为上帝的“选民”，而是上帝的“弃儿”，应该将其消灭。也就是说它的内核是极其残暴的。宗教裁判所和十字军东征都具有这种身份区别的残暴性。新教革命实际上加强了这种身份政治和残暴性，我在其他文章中讲过（见，这里不谈。

第三，基督教又有非常温馨和政治正确的形式，他们在教义上仍然宣扬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还有很多教士历尽千辛万苦到世界各地去传教，他们还有一整套令人肃然起敬的仪轨，建立了许多能够荡涤人心灵的教堂。这些外在的东西使得基督教具有了虚伪性和谎言性。

而基督教的另一虚伪性则来源于它的历史实践对于它的最初主张的完全背弃。

耶稣创造基督教的本意是“爱人如己”。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地区传播的初期，主要口号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说基督教的初心，如果它有的话，是不具有那种强制性和身份性的。而且耶稣特别举萨玛利亚人的例子说明身份区别是错误的。但是基督教后来的传播方式，对人的区分方式，以及所使用的手段都说明，西方人把基督教改造成了一种其内核和外表形式截然不同的宗教文化，随着基督教成了西方最主要的文化传统，这种将西方文化底蕴以一种谎言形式定格也成了西方的主要文化传统。

基督教将谆谆诱导和压制剥夺这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很快成为西方社会唯一的、具有信仰特性的意识形态。文艺复兴之后，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思想作品都揭露了这一状态，但是这些作品只停留在“是什么”，而没有继续深挖“为什么”，这为新的宗教信仰留下了巨大空间。

西方文化的另一大历史来源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人类原始部落的一种普遍政治形态，它来源于早期人类与自然的斗争、迁徙和战争环境。无论是与自然的斗争、迁徙还是战争，都需要人类群落的一定规模性，这使得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寻求结成部落联盟，而且需要聪明和强有力的领导人。民主是这些部落联盟形成领导人的自然过程，这种政治现象无论在东西方都曾经存在过。

中国在夏王朝诞生之前实行的也是这类的民主制。中国之所以抛弃了早期的民主制，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人定居的时间久远，比较快地以融合的方式，而不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人类之间差别问题，部落融合得比较彻底，战争的发生率远低于西方，中国早期的制度也更人性化，已经没有必要实行这种交易成本很高的制度。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整个印欧语系的人都是5000年前生活在东欧和中亚草原地区的颜那亚人的后代。颜那亚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在占领欧洲和南亚地区的过程中，杀掉大部分原来土著人的男人，留下一部分当奴隶，并将土著人的妇女当作他们的生殖工具。其中最早进入文明状态的人就是古希腊人。

古希腊屁大点地方有几百个城邦，每个城邦不过几千到几万人，每个城邦实际上都是一个部落联盟。有的城邦从民主制过渡到寡头制，有的城邦仍然保留了原始时代的民主制。

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是建立在战争、掠夺和奴隶制基础上的。

亚里士多德说，古希腊人认为自己高贵，其他人都是蛮族，他并且认为强者和弱者的存在是自然现象，弱肉强食合乎自然规律，奴隶制符合自然规律，所以是正义的。但是1000年后，被希腊人认为是蛮族的日耳曼人成了高贵的人，而希腊人成了被贩卖的奴隶。看看今天的西方，这种强者和弱者的游戏持续了5000年，到现在还没有进入成人进程。

西方中世纪的民主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西方中世纪民主与古希腊的民主并不具有传承关系，但两者都是建立在部落联盟的部落主义基础上的。

也就是说西方真正的文化传统就是弱肉强食、丛林主义，基督教也好，民主制也好，都是建立在这种后来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的，西方从来没有抛弃这种文化传统。

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制是自18世纪开始讨论并逐步实行的，而且是在下层民众不断的起义和革命中被迫逐步接受的，但事实上这种民主制从一开始就被判了死刑。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都认为全民民主是不可能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交易成本太高。即便是主张全民民主的卢梭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少数人仍然认为多数民主是有可能的。

但是从18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思想家都否定了多数民主的可能性。首先是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关于多数暴政和乌合之众的理论，然后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先后涌现的用严谨数学方法论证多数民主不可能和用交易成本理论论证多数民主不可能。

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主张少数民主也就是精英民主，美国的制度就是按照这种主张建立的。但是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精英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而代表不了大众。卢梭早就认识到精英民主必然导致代理人腐败。而西方20世纪晚期出现的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代理人陷阱理论，实际上说少数民主或者说是精英民主也不可能达到民主的目标。

所以民主的三个层面即大众民主、多数民主和少数民主早就被西方自己的理论否定了，西方的理论界、知识分子、媒体、政治家并非不知道这一点，而他们坚持说他们代表了大众，说明他们就是成心撒谎、有意欺骗。

和耶稣的爱人如己一样，民主是一个不能否定的概念，没有人能说人民自己做主是不正义的，但是西方的统治阶级就像改造基督教一样，彻底改造了民主，把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一个信仰，然后在这个信仰框里装满了丑陋的暴力、掠夺和屠杀。

也就是说基督教和民主是西方文化创造的两大谎言体系，他们利用了这两个概念的正义性，

掩盖了他们的文化本质。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正是他们创造了这个谎言体系。

西方文化还创造了两个近现代的谎言文化体系，一个是自由，一个是人权。

关于自由，我在《疫情中的文化自虐——西方疫情对策分析之一》一文中，从西方集体不允许个人自由戴口罩说起，揭露了西方所谓自由的虚伪性，这里就不多说了。

西方总是以人权维护者自居，但是看看西方的历史，特别是看看20世纪西方的历史，再看看西方短短一年多的疫情史，正像哈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弗格森所说，西方统治下的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血腥的世纪；而美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60万人丧失性命，无论是从绝对数上还是从人口比例上都是世界最多的国家，它怎么好意思还说自己维护人权。

在人类史上，撒谎撒到这种无耻的地步，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其他人都没有美国政客这么过分，毫无底线。这种现象的出现只有一种解释，撒谎和无耻就是美西方的政治文化。企图和这样的人讲道理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竞选政治培养了西方谎言政治体系。

其实马克·吐温在小说《竞选州长》中早就揭示了美国的这种谎言政治体系。

密西西比大学政治科学教授Conor Dowling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政治科学教授Yanna Krupnikov2016年11月22日在题为“负面竞选战略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各种选举中的负面宣传在不断增加。1960年仅有10%的竞选广告是负面的，而2012年，仅有14.3%的竞选广告是正面的。不仅负面宣传的绝对数量大大增加，针对竞选对手个人的攻击比例也大幅提升。民调显示美国选民不喜欢这些负面宣传。但当问及这些令人沮丧的负面宣传广告是否能改变选举进程，76%的人回答非常肯定。”

数据表明，竞选文化、竞选手段完全离开了民主初衷，它离开了或者说是一开始就不是为最广大民众的意愿服务的，它仅仅是政治个人和政治派别，为实现自己的野心服务的，它比罗马决斗场的游戏更缺少人性，因为它不但是一种残酷的娱乐，而且是一种谎言的娱乐，它比罗马决斗场的娱乐更能麻痹广大的人民群众。

美国的谎言竞选政治最早起始于1800年总统竞选，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对决。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次当任总统与其副总统对决。选战中双方阵营都在报纸上或秘密资助的散发小册子上发动了激烈的、有时匿名的个人攻击。美国人民被警告“如果杰斐逊当选，杀人、抢劫、强奸、不忠与乱伦等等就会被公开传授和实践，空中布满哭泣与绝望，土地浸满鲜血，国家被笼罩在罪犯的黑暗里。”同样，约翰·亚当斯被其对手描述成“极其丑陋的、雌雄同体的性格，既没有男人的力量和坚定，也没有女人的温和、高贵与情感。”

2014年9月11日《今日美国》网站刊载文章“法官：俄亥俄州政客允许撒谎”指出：“一位最高法院的联邦法官（布莱克）取消了俄亥俄州一项在竞选中禁止谎言的法律，他说应该是选民们而不是政府来决定是否一个竞选宣传在讲真话。俄亥俄州这个禁止竞选中造假的法律实行了19年，并授权州竞选委员会（政府机构）决定一个声明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布莱克还说，有些时候很难清晰地判断一个声明是否真假，但是如果把裁决权放在政府手里，那就会让批评政府的人民置于受政府迫害的境地。”

美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实际上是组织起了一个在言论、舆论上“买者自当心”的市场。

“买者自当心”的经济市场就是一个强盗资本主义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卖者可以随意出售假冒伪劣和各类谎言，而买者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去辨别货是否真、斤两是否足、价是否实。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事实上买者是无力去检验这些真与实的，有能力去鉴别这些真与实的，并且有能力去强制取消假冒伪劣和各类谎言的只能是具有强制权力的政府。

但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体系，如果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市场，在政治上主张言论自由，那么政府实际上就是形同虚设。一个不能区分真假，也不愿意区分真假，不能识别谎言和欺诈，也不愿意识别谎言和欺诈的政府，它怎么可能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只能是少数政客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利用政府的权力去制造和散播谎言和欺诈的政府。

美国的自由经济在导致大萧条后，被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大幅修正，建立起了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进步主义经济框架和法律结构，它具有四大主要特点，一个是以累进税制和富人税为主要特征的倾斜性税收体制；一个是对各个行业的严格监管和准入制，其中仅金融业的监管条例就达近20万条，是中国的几百倍。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发达国家的食品比中国安全，他们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完全是新政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他们变成这样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和弱势产业和弱势人群的补贴制度。

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羡慕不是虚假的，因为我们看到的西方社会是20世纪30年代新政之后对自由主义经济进行了大幅修正后的社会，或者说是带有强烈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在80年代后被新自由主义又进行了反动修正，这就是今天美国社会乱象的原因。

美国的经济历史说明，自由经济不但是不靠谱的，而且是违反了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利益的，美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大萧条这样重大灾难的压迫，由政府主导被迫对自由经济进行了转向和修正，有什么理由认为言论自由这个强盗市场，会不被历史所修正呢？

美国的竞选政治经过了200多年的锤炼，早已形成了完整、系统、训练有素的谎言战略，有许多专门研究和实施这种战略的公司，由于美国的媒体特别善于撒谎和引导舆论，所以总统竞选班子常常聘用著名的媒体人，也就是著名的谎言制造者担任宣传负责人。

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有专门研究如何撒谎的专家。而美国的国家情报系统和军队情报系统在撒谎方面更是世界级的极其专业的专家。曾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卸任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在公开演讲中就指出，撒谎是中央情报局的重要职能之一。2020年大选，鉴于共和党与军队和情报系统的密切关系，经常得到军队和情报系统的谎言训练，民主党竞选班子也聘请了有上将级别的美国军队情报系统的领导人对民主党进行指导。

2020年的美国大选花掉了400亿美元，相当于2020年中国扶贫资金的将近一半，这笔钱如果用在中国，会使将近1,000万人脱贫，而用在美国，只是用来在两个骗子中间挑选一个。

美国人民也许是世界上在精神上最可怜的人民，他们只能在一个老骗子和一个新老骗子中间进行挑选，而他们的政策没有一个是从美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那个老骗子用超发货币这种有今天没明天的政策来糊弄老百姓，因为他心里想的是，很可能4年之后他就干不了了，现在骗骗这群乌合之众，如果干不了了，烂摊子也不用他收拾；如果骗成功了，他就还能再干4年，后面的事儿也用不着他管。

而那个新老骗子，用减税来糊弄老百姓，因为他心里想的是，减税可以获得资本家和企业家的支持，也能获得白人中产阶级的支持，这样可以挑起大多数白人种族情绪，有利于他在下一次当选，至于这种种族情绪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和危害，这与他无关。

而这两个骗子的共同点，就是把国内的关注力转移到国外，树立一个美国国家敌人，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压制国内的不同利益诉求，压制不同的利益集团，制造新的政治正确，在自由的名义下制造一种舆论恐怖，就像基督教和民主名义曾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区分“我们”和“他们”，把“他们”立为“我们”的敌人，以压制“我们”内部的不同看法和不同声音。

民主国家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没有连续性，国家失去了信用性，这实际上使世界经济发展失去了效率性。国家政策没有连续性，使国家经济发展失去了可预见性，这是所有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低迷的根本原因。由于政权的不断更迭，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失去了信用，外部投资很难建立长期预期，阻碍了国家获得外部资本的能力。民主虽然是政治正确的制度，但也是一种交易成本很高的制度。显然人类还没有找到如何克服这种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

西方的竞选文化和西方的谎言文化一脉相承，都是以强制性、身份性和虚伪性作为其主要特征的。在这种长期的谎言政治的环境中，美国的绝大部分人早已经习惯了谎言政治。而美国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媒体、军队、情报系统早已对谎言政治训练有素，制造谎言早已毫无道德底线。

四、对西方文化需要科学分析，但当前主要的是揭露其谎言性和虚伪性。

西方文化有没有好的东西？当然有。就以我本人来说，1989年我率摄制组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在欧洲拍摄了《欧洲建筑》。在这部影片中我赞赏了欧洲的变革与创新精神。2003年我率摄制组在美国拍摄了美国企业管理变革的电视片《开放与合作——信息时代的经营管理》，介绍了美国企业的学习精神和变革精神。2013年我在《经济导刊》发表了连载12期的关于20世纪最伟大企业家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分析介绍了以美国企业家为主的20世纪最伟大企业家的管理哲学。

2013年之后，我在《财经》杂志和《经济导刊》发表了近20篇文章，分析介绍了美国新政所建立起来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框架和经济法框架，指出在经济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程度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之所以存在这些差距，当然与我们的国力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给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带错了路，他们实际上对美国经济和西方经济一无所知。

这些介绍和分析错了吗？没有错。但是当我们进行更大范围的文化分析时就会发现，西方的创新精神来源于他的冒险精神，而冒险精神来源于他们的野蛮，野蛮来源于他们定居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中国文化的1/3，而美国人的定居生活只有100来年的时间，只有中国文化的1/50。美国文化是西方文化中最野蛮的部分，然而也是最具活力的部分。

我们不能对早期人类的定居生活和迁徙生活进行价值评判，也无法对野蛮和文明进行价值评判，当然也无法对冒险精神和安定精神进行价值评判，也自然地对创新精神和学习精神无法进行价值评断。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文化，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所产生的价值倾向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应该用好与坏、优与劣来评价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和价值观。

不见得具有野蛮的、冒险的、竞争的和创新的特质的西方文化就比中国的平和的、安全的、合作的和学习性的中国文化具有优越性，这是因为，自颜那亚人走出草原进入欧洲和炎黄二帝创造中华文明以来的5000年，颜那亚人的后代西方人仅仅领先了中华文明300年，而这种领先是以大量部落和种族被消灭，甚至大量西方人自己被消灭，还有大量的种族和人民被奴役为代价的，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以人权的泯灭为代价的，以自由的剥夺为代价的。

更重要的是，自人类脱离开动物界之后，人类社会的规则到底是仍然沿用动物界的规则，还是人类应该为自己创造更适合自己的规则，人类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动物界规律，使人真正成为所谓大写的“人”，显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人作为最符合人的特质的人，还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人没有必要认为我们的文化优于西方，因为我们无法决定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西方认为他们的文化优于我们，我们就有必要进行反击，并且揭露西方的谎言和虚伪。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迎战西方的舆论战，而且是拯救我们那些奴性十足的文科知识分子的灵魂。这两个方面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改变中国文科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体系和生态系统，我们就无法打赢这场舆论战；同样，如果我们不能打赢这场舆论战，我们就无法改变中国文科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体系和生态系统，这将使我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巨大改变变得外强中干，并且无法持久。

思想文化体系方面的战争才是具有决定性的根本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