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人权调查：无声呐喊，为了生存

新华社巴格达12月12日电 “如果艾兰还活着，今年应该9岁了。”

　　看着画中的儿子，45岁的叙利亚难民阿卜杜拉·库尔迪喃喃地对记者说。

　　在库尔迪位于伊拉克北部城市埃尔比勒的家中，墙上挂着一幅画：海水中的小美人鱼奋力游向俯卧沙滩上的小艾兰，试图营救，但这个3岁的小男孩早已没有了呼吸。

　　2015年，小艾兰“卧眠”地中海海滩，成为当年欧洲难民危机中最令人揪心的画面。葬身于那场海难的，还有库尔迪5岁的大儿子和妻子。

　　时至今日，类似悲剧仍在世界一些地区不断上演。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对世界上许多人而言依旧可望而不可即。

　　“生存是叙利亚人的权利”，如果生存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其他权利都只是镜花水月

　　六年过去，经历战争与流离、求生与重生，库尔迪再次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了一个难民家庭的血与泪。

　　2015年9月2日凌晨2时左右，土耳其西南部城市博德鲁姆的海边。夜色之中，3辆车载着一群人来到一个渔村，库尔迪夫妇和两个儿子就在其中。他们要在这里坐船，渡过地中海，前往希腊。

　　当时，叙利亚危机进入第五个年头，局势愈加混乱，生活被战火摧毁，偷渡逃难成为许多人迫不得已的选择。

　　事到临头，库尔迪才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之前说好的快艇，而是一艘装不下几个人的简陋小船。

　　“我当时拒绝上船，但他们（蛇头）有枪。”

　　“到了这一步，要么上船要么就是死。”

　　库尔迪知道前路凶险，却怎么也没想到那真的是一条不归路。船只严重超载，刚出海几分钟就被巨浪打翻。库尔迪幸免于难，却永远失去了妻子蕾汉、大儿子加利布和小儿子艾兰。

　　那一年，像库尔迪一家一样试图渡过地中海逃往欧洲的难民总数超过了1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叙利亚难民。

　　自2011年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以来，难民潮在欧洲从南到东的边界不断涌动。从南面和东南面，大量难民试图通过地中海前往欧洲：或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去往西班牙，或取道突尼斯、利比亚进入意大利，或经土耳其进入希腊。只是，许多人未能抵达彼岸。在东部，不少难民取道陆路，冒死穿越丛林和边境铁丝网，试图进入欧盟国家。

　　2015年11月8日，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乘坐小船抵达希腊的莱斯沃斯岛。新华社发（马里奥斯·罗洛斯摄）

　　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多来自亚洲和非洲战乱国家，他们与亲人分离、倾尽所有，就像库尔迪一家，只为求得生存的希望。

　　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2011年，也就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开始那年，经地中海抵达欧洲以及葬身地中海的难民人数均创2006年以来新高，分别超过5.8万人和1500人。

　　而这一切，才仅仅是个开始。随着西亚北非持续动荡，难民危机愈演愈烈。2014年至2019年，每年有超过10万人经地中海偷渡至欧洲。2014年至2020年，超过2万名偷渡者命丧地中海。2021年上半年，这一死亡人数为1146人，比去年同期增加58%。

　　留在叙利亚，可能命丧战乱；偷渡到欧洲，可能殒命于地中海或是途中不知名的地方——这就是库尔迪一家，也是成千上万叙利亚人以及其他战乱国家民众面临的残酷抉择。

　　对于任何人，如果生存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一切其他权利都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在新华社记者对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埃及等中东地区10个阿拉伯国家民众的走访调查中，谈到人的权利，约七成受访者都希望“能更好地活着”。

　　新华社记者在叙利亚采访。

　　“生存是叙利亚人的权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叙利亚办事处发言人阿德南·哈齐姆说，“我们不仅是在谈论叙利亚人，更是在谈论人类整体。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人）必须享有这一权利。”

　　美西方的军事介入、经济制裁、政治干涉等霸权行径，

　　成为破坏相关国家发展、威胁民众生存的突出因素

　　库尔迪一家原本住在叙利亚边境小镇科巴尼，生活安定。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形势不断恶化。库尔迪说，大约在2013年，他注意到情况变得更加不一样，因为“伊斯兰国”来了。

　　“当时留在叙利亚，我们可能也是死路一条，”库尔迪说，“我妻子可能被抓，我和孩子可能被杀。大家都知道‘伊斯兰国’是什么样。”

　　2003年，美国以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当时，小布什政府欲推行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伊拉克复制美国政治模式，但很快就陷入与武装组织的长期对抗，持续的战乱为“基地”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

　　2011年，美国在巴基斯坦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随后开始从伊拉克仓促撤军，但其留下的乱局带来了严重后果，极端恐怖势力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在美西方推波助澜下，“阿拉伯之春”冲击叙利亚，令其陷入内乱。“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借机把势力扩张到叙利亚，并更名为“伊斯兰国”，在伊叙两国攻城略地，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暴行。

　　瑞士历史学家甘泽认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其实就是“美国制造”。

　　“恐惧迫使我们离开。”库尔迪说，这也是许多叙利亚家庭的无奈选择。讲述中，库尔迪数度哽咽，几次用手按住紧皱的眉头，陷入悲痛。

　　六年过去，库尔迪至今仍在自责，认为是自己把妻儿送上了不归路。但他更加痛恨，西方的干预破坏了原本的和平，逼得一家人流离失所。

　　“我不懂政治……但即便一个普通人也清楚，武器从西方国家进入叙利亚，来自西方的干预是叙利亚局势恶化的根源。”

　　这些年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以白色粉末作为“化武证据”发动伊拉克战争，以“人道主义干预”为由介入利比亚冲突，以“白头盔”组织摆拍的虚假视频为依据空袭叙利亚……

　　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覆盖了全球约40%的国家，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令3800多万人流离失所。仅叙利亚一国，截至2020年年底，就有13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超过其战前人口半数。

　　在一些西方机构发布的所谓“2021年人权和法治指数”排名中，评分最低的20国包括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等。但对这些国家的状况进行分析便可发现，它们之中，在所谓“阿拉伯之春”中经历重大政治变动的约占25%，过去20年间发生过战争的约占40%，曾经或正在遭受西方制裁的约占80%……而从近现代史看，这些国家几乎均曾遭西方入侵或殖民。

　　正是这些源自西方的军事介入、经济制裁、政治干涉等霸权行径，成为破坏相关国家发展、威胁其民众生存的突出因素。

　　最近，在欧洲东部，又有大批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难民被挡在白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边境。隆冬将至，他们命运未卜。

　　对于新一轮难民危机，俄罗斯方面指出，西方国家的霸权行径才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俄总统普京说：“正是西方国家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制造了大量难民。”

　　追求幸福是人类共同愿望。一个国家，有了和平稳定的环境，

　　自主发展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2015年那场海难发生后，库尔迪亲手埋葬了两个孩子。此后无数个夜晚，他都无法走出狂涛中呼喊找寻孩子的噩梦。

　　库尔迪为记者拿来家里唯一一张小艾兰和哥哥的合影。这是他从媒体报道上找来打印的，时光定格在2015年夏天的伊斯坦布尔，照片里小艾兰小手拉着哥哥，系着精致的领结，腼腆地看向镜头。

　　10月2日，阿卜杜拉·库尔迪在位于伊拉克北部城市埃尔比勒的家中拿起两个儿子的照片。新华社发（哈利勒·达乌德摄）

　　曾经，库尔迪想过让大儿子加利布当医生，小艾兰太小了，甚至还没来得及畅想规划他的人生。一家人的命运，因战乱而改变，在海难中被吞噬。

　　悲剧应被铭记，为了不再重演。“我不希望同样的悲剧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库尔迪说。

　　根据新华社近期进行的海外人权治理问卷调查，关于对未来生活有什么期待，选择“远离战乱动荡，期待一切都能好起来”的中东受访者比例超过43%。

　　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离不开和平与发展。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编制的“2020年痛苦指数”中，生存压力最大的10国包括委内瑞拉、津巴布韦、黎巴嫩、利比亚、伊朗等，而这些国家和平发展得以维系的内部环境，往往因外部势力的干涉而遭到破坏。

　　新华社这次问卷调查中，关于“自主而有效的国家治理对于人权保障的作用”，分别有超过52%和30%的受访者选择了“极为重要”或“非常重要”。

　　卢旺达就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近十多年，卢旺达的社会经济表现，在世界银行等联合国有关机构发布的经济报告中颇为亮眼。这个非洲国家在20世纪曾饱受内战和动荡困扰，民不聊生，直至2000年，正是保罗·卡加梅总统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才使该国走出谷底，进入高速发展期，民生不断改善。

　　新华社记者在卢旺达采访。

　　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一个国家，不管基础多么薄弱，只要有和平稳定的环境，自主发展权利得到保障，就会也一定会迸发出巨大的潜能。

　　每年9月2日，库尔迪都会为附近难民营的孩子们送去衣服、书包。他常想，如果没有战乱，未曾登上那艘偷渡船，加利布和小艾兰现在也该在学校读着书。

　　生存与发展，是小艾兰们被剥夺的权利。让更多的孩子免于苦难，免于饥饿，享有教育和医疗的机会，是库尔迪的心愿，也是他余生的目标。

　　新华社记者采访库尔迪。

　　采访间隙，一个两岁左右、咬着奶嘴的小男孩溜进客厅，模样像极了曾经的小艾兰。库尔迪对记者说，这是自己重新组建家庭后所生的孩子，他给孩子起的名字是——“艾兰”。“这个名字寄托了思念，也蕴含着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