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端午，面对十倍之敌，我军凭什么打出“边界全胜时期”？－读史明鉴

导读

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中也有不少困惑：为什么一拥而上的国军明明“优势在我”，却永远围不死、堵不住红军？

端午已至，在江西永新的龙源口桥下，一群调皮的鸭子在戏啄水中的鱼儿，忙碌的人们在岸边碎石上淘涤着粽叶，一片祥和的景象很难让人想起过往。

走近桥体，拾级而上，桥身由青砖堆砌而成，虽丛生苔藓，但并未显出半点老态之势。清风拂来，掸去了岁月无意落下的尘埃，手掌轻触扶栏，似乎听到了这桥、这水当年的喧嚣。

将时光拉回到94年前，自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湘赣边界的武装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令国民党当局坐立不安。为了消灭红军有生力量，1928年6月中旬，奉蒋介石之命，湘赣国民党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剿”。

面对逐渐壮大的红军，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师师长的杨池生似乎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老朱的打法我晓得，没有什么了不得。”

杨池生的自信并不是没有道理。论兵力，国民党军几近十倍于红军，当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达3万余人，而红军才3000多人；论装备，红军将近一半的部队用的还是梭镖、大刀，而国民党军使用的是步枪、机枪、迫击炮；论状态，红军攻下一城还未休整，便要投入到新的战斗，而国民党军却以逸待劳。在兵力、火力等客观条件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胜负的结局似乎没有什么悬念。

1928年6月22日，正值端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抵达龙源口一线，想要给红军狠狠一击。第二天，战斗正式打响，敌军疯狂地向我军扑过来。然而，激烈的战斗过后，令所有人诧异的是，红军的战线固若金汤、纹丝不动，而敌军大败、落荒而逃……很多人不禁产生了疑问，红军究竟凭借什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说起缘由，不得不提一个小插曲。在开战前的一个月，我军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毛泽东同志针对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并结合过往战斗，提出了十六字的作战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很快，我军就在和国民党军的战斗中检验了一次“十六字诀”。

龙源口战斗发起前，毛泽东等同志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红军主力在主战场新老七溪岭利用地形优势迎敌，其余部队则佯装进攻湖南酃县以牵制敌人。

起初，胜利的天平压倒性地向国民党军倾斜：号称“江西最狠的部队”的国民党军第9师第27团，凭着精良的武器装备猛攻新七溪岭主峰望月亭，并很快占领了红军的前沿有利地形风车口。与此同时，在老七溪岭战场，杨如轩的国民党军第25、26团很快抢占了制高点百步墩，并形成敌俯我仰的不利态势。

要知道，龙源口这块地，山深林密，溪急谷深，涧窄墩陡，地势险要，谁抢占了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此刻的红军已经没有任何退路。怎么办？战场上容不得一刻停留，红军前线总指挥朱德立马组织红军战士们发起冲锋，夺回了风车口，暂时稳住了战场态势。

晌午过后，毒辣的太阳与交战双方玩起了心理战，连续战斗数十小时的国民党军早已疲惫不堪，放松了警惕。

而战斗的转折点往往就在悄无声息中产生，红军迅速抓住战机，突然发起进攻，攻占了制高点百步墩。还在打盹的国民党军听到枪响后，甚至连枪支都忘记拿起来，便衣衫不整、慌乱不堪地逃至山下。在屡屡受挫之后，他们早已没了打下去的意愿，面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迅速向四处溃散而去。

失去策应的国民党军第27团已成孤立态势，料知胜算不大，纷纷向龙源口溃逃，可谁知，红28团早已等候多时。

下午3时左右，战斗在龙源口石桥一带画上了句号。

尔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对龙源口大捷给予了高度评价：“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也正是这场战斗，正式宣告了国民党军第四次“进剿”计划以失败而告终，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又一次生动体现与升华。革命的“星星之火”正乘风起势，向全国席卷开来。

龙源口战斗过后，一首歌谣便在当地传唱开来：“五月里来是端阳，七溪岭下摆战场。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细细读来，装备落后的红军并没有被国民党军全面压制，反而拥有“全面优势”，战场形势的迅速转换着实让人惊叹不已。

也难怪，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中也有不少困惑：为什么一拥而上的国军明明“优势在我”，却永远围不死、堵不住红军？

诚然，国民党军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和巨大的兵力优势，按常规套路来看，面对装备奇缺、弹药不足的红军，没有不胜的道理。但装备、兵力并不是决定战争最后走向的关键性因素，抛开战斗精神与军民互助等条件，红军的战略战术在作战过程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红军指战员们能够以“十六字诀”为引领，将地形优势、兵力编配发挥到极致，从而将敌我优势迅速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