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关帝庙,伪满时期明信片
1948年3月9日,驻吉林市的国民党六十军和国民党吉林省政府逃去长春,吉林市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
几天后,吉林监狱门前来了一位带着警卫员的地方干部,说想到里面看看。值班的解放军干部笑着问:
“同志,您在这里住过吧?当年是抗联,还是地下党?”
地方干部也笑了,故地重游,时间过得真快,一晃都九年了。当年他是这所伪满监狱里的看守部长,如今他是永南县(今属永吉)的县长兼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党龄都有四年了!
没错,他就是赵绍先,如今他叫赵公民。
赵公民同志还记得,当年是于树功同志给自己开了窍,不过“你是共产党员吗”的灵魂一问,可着实吓了后者一跳,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说深说浅,承认否认都很尴尬。幸好没多久,于树功同志的狱友谢雨天先生给解了围。
青年时代的谢雨天
入狱时间上,谢雨天比于树功还早,也是熙洽给送进来的,这就是著名的“吉林五赤党案”。
谢雨天是吉林舒兰人,1914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比周恩来同志晚一届。后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在日本认识了王希天,积极参加王希天领导的旅日华工爱国运动。回国后,出任吉林省立第二师范校长(今长春师范大学)。他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却是真诚的爱国者,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爱国抗日义举,为我党的地下活动,处处提供方便,甚至是庇护。不但允许学生阅读进步书刊,默许教师在课堂上讲革命道理,还支持学生创办刊物,引导学生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所以深受进步师生的欢迎。未来闻名东北的不少地下党和抗联干部,都曾是谢雨天的学生。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改旗易帜,宣布东三省服从国民政府。谢雨天欢欣鼓舞,高举青天白日旗,可很快就失望透顶。如果说张作霖是民族投降势力的代表,跟蒋介石相比,实在小巫见大巫。新军阀对外投降卖国,比旧军阀具有更大的买办性。新军阀建立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旧军阀都庞大得多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性的特务组织,这也是旧军阀所望尘莫及的。他们依靠这些反革命资本,更加残酷地实行其反革命统治,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中国历史上最后的、最黑暗的、最专制的反动势力。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改旗易帜
从阶级谱系来看,谢雨天先生只能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但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很难以容忍他了,先是不顾师生的坚决反对,撤掉谢雨天的二师校长。又在谢雨天到省立吉林五中担任教导主任,刚刚两个月,就制造了“五中共党案”。1930年10月30日,时任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的熙洽,利用军政党(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吉林省政府委员)一把抓的特权,派宪兵、陆军和警察,对五中进行大搜查,同时逮捕并监禁校长、教员以及学生多人。吉林军法会审处最终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之行为”,判处谢雨天有期徒刑九年十一个月,在吉林监狱执行。
一到吉林监狱,谢雨天就认识了于树功,俩人成了好朋友。“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建立,溥仪大赦,谢雨天又托关系走后门,给保外就医出去了。对方提出个条件,要为“帝国”做点事儿,洗脱“共产党”嫌疑,到伪满十四团当一段日语翻译。谢雨天捏着鼻子去了,偏巧碰到二师的学生,自己当年非常赏识的进步青年宋铁岩。宋铁岩正在十四团迫击炮连当兵,党组织安排他和曹国安同志,一起做策反工作。这可是想什么来什么,迫击炮连连长又是老冤家熙洽的外甥。谢雨天和宋铁岩、曹国安一商量,来了个里应外合,于磐石县烟筒山镇发动起义,为抗联送上了一份厚礼。
充军期满,谢雨天重返吉林教育界,对于树功念念不忘。请留日老朋友孙宗尧帮忙,介绍吉林监狱医官赵绍先,多多照顾狱中老朋友于树功。
吉林临时军法会对谢雨天的判决书
有了谢雨天的背书,再加上长期观察,于树功觉得重点培养赵绍先这个好苗子。你不是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吗?那我就给你讲讲党课。
后来,赵公民同志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写道:
“我调到医务科时,他(于树功)就在药局做杂役。我们天天在一起,他经常绐我讲社会发展史,使我认识到旧社会是污秽的,必然灭亡。他还讲苏联社会主义的情形,使我非常向往。用老于给我讲的观点,我学会了从伪满报纸上分析形势,增强了爱国思想。通过老于的开导和介绍,利用我的职务便利,我又认识了很多‘政治犯’,交了不少朋友。”
这其中就包括赫长荣,原本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是接触久了,赵绍先就发现“何姐”的丈夫,和老于都是一肚子学问,难得的好人。如果说大自己19岁的于树功是良师,那么大自己6岁的赫长荣就是益友了。通常“良师”讲完课,再找“益友”课下讨论,自然进步神速。
赵绍先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尽管工作稳定,收入颇丰,上司器重,又娶了漂亮媳妇,家里父母双全,就等着喜得贵子,彻底圆满了。可个人的幸福,相比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又有什么意义呢?
1943年,伪满吉林监狱
失败国家,亡国灭种,任人宰割,永无尽头。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不仅不断地宰割我们东北人民,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试图把我们所有的中国同胞都变成它们的奴隶。真到那一天,子子孙孙都要被日本人呼来喝去,让你死就得死,让你活才能活,所以欲安其家,必先安其国。国家民族如果没有出路,个人就绝不会有出路。帝国主义和它们豢养的走狗,只要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一天,你的那点所谓的希望、幸福和念想,都不过是梦幻泡影。
那么我该向何处去呢?
赵绍先先想到的是不再为虎作伥,回永吉乌拉街,干点啥小买卖都行,哪怕种地,反正不能给日寇效力,义不食周粟,总是能做到的!可是于树功和赫长荣同志却认为这是消极抵抗,说:
“不能提出不干,你应该利用合法身份,为狱中难友获得自由而斗争,这样干下去,对中国革命就做了贡献。”
思来想去,赵绍先决定策划一场越狱行动,带着于树功和赫长荣,逃出吉林监狱,去找共产党,去参加共产党,去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当赵绍先把自己的想法,准备告诉于树功和赫长荣的时候,赫长荣和自己的妻子何怡平,也在策划着如何出去的问题。何怡平这个女子,可不简单。家里是吉林的望族,她的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总统府顾问。何怡平原本是赫长荣的嫂子,两家指腹为婚,日子不到,就嫁过来,给赫长荣患有重病的哥哥“冲喜”。
民国婚礼老照片
所谓“冲喜”是封建婚姻时代的陋习之一。家里有人得了重病,日见沉重,请医服药毫无一点效力,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如果是长辈,那就让儿孙提前结婚,希望这样能让他们放下心来,心情愉快,病好起来;有的是儿子本人生病,提前结婚冲喜,希望儿子振作精神,尽快痊愈。有道是煞神怕喜神,只是世界上恐怕没有这样的便宜事,否则医院就得改婚姻服务站了。
在欢天喜地的鞭炮锣鼓声中,赫长荣的哥哥还是走了,可怜何怡平刚作新娘就成了寡妇。她不甘心这种可见一生的悲惨结局,毕竟是民国了,家里条件也不错,就提出离家读书,正好小叔子赫长荣要去北平读书。婆婆虽然心里万分不同意,也无力阻止,毕竟何家也不是小门小户。到了北平,赫长荣在北师大的辅导班温习功课,何怡平真了不起,轻松考上市立女一中(今北京市161中学)。
北平女一中,不但是北平一流的女校,还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随“妇女解放”应运而生的著名学校,承受着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关怀发展成长。“五四”运动那年,大钊同志在女一中讲授“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两门课程,把讲台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即便是大钊同志牺牲后,这所学校依旧敢于把烈士遗著《唯物史观》,作为学生必读书,所以革命气氛非常充足。未来的革命艺术家张瑞芳,就是在女一中接受的革命教育,她也是何怡平的同学。
解放初期的张瑞芳,何怡平的同学
何怡平在女一中也不甘人后,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群众组织赤色互济会。李大钊烈士的忠骸安葬活动,何怡平也和赫长荣一起参与其中。她为人精明能干,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相识的同志都叫她“何姐”。一来二去,在斗争的风雨中,何怡平、赫长荣相知相爱,毅然冲破封建礼教,结为革命夫妻。此时,赫长荣身陷囹圄,何怡平不离不弃。尽管婆婆不乐意,但她还是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和婆婆,以自己微薄的收入,抚养孩子,赡养老人,还要照顾狱中的丈夫。同时策划怎么改变现状,一家人逃出敌伪的虎穴狼窝。
监狱里有“保外就医”的制度,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因患有严重疾病,可取保在监外医治,待痊愈后再行收监。在当时,只要你多花钱,贿赂好狱医,犯人就可以生病为借口出狱治疗。有孙宗尧的关系,赵绍先肯定能帮忙,也乐意帮忙。只要出了监狱,就能再想办法,到关里去。回北平,不管是隐蔽下来,找地下党,还是通过关系,到平西根据地找八路军,都可以逃出生天。
为此,何怡平紧急奔走于吉林和“新京”(长春)之间,找了赫家、何家的亲戚朋友,又卖房子卖地,筹借了一千元钱。还秘密地同北平的同学通信,安排入关之后的转移去向。事情安排差不多了,何怡平才在探监的时候,跟赫长荣说了自己的想法。还非常细心地提醒丈夫,注意改正因为长期戴脚镣,造成一步一歪的走路姿势,免得出狱后被敌人发现。
迎接北平解放的女中学生
何怡平走后,赫长荣联系于树功,说要不你也找找出去的狱友,有不错关系的也凑凑看,趁小赵在,县官不如现管。
于树功笑笑,说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敌人不会轻易放我走,现在出去一个是一个。我跟小赵关系更好,我替你探探他的口风,看能不能靠他出面,疏通各方面关系,让你成功出逃。
听完于树功的介绍,赵绍先笑了,巧了我刚替别人跑过保外就医。那家出了医务科这关,后面可没少花钱,监狱里的小鬼好过,反倒是外面的各路阎王爷难缠,需要上下打点的太多了。边说边拿来纸笔、算盘,现场画了关系图,又算了一笔账,接着就叹了口气,说何姐的钱估计不太够,必须筹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才行。
可这已经是倾家荡产了啊!冷场半天,赵绍先想了想,一咬牙一跺脚,轻声却坚定地对于树功说:
“要是真能弄到这么多钱,送给那帮龟孙子,还不如拿它做路费远走高飞。干脆,我跟你们一起走,投奔共产党去,去打日本鬼子、打汉奸!你们要我吗?”
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下伪满的物价,也就是说何怡平东挪西凑,好不容易搞到的一千元,意味着什么?如果仅仅写这个数,我觉得大家和我,都不容易有当时的“一千元”概念,反而很容易被今天的一千元概念带歪。
伪满纸币
当时,普通工人的每月工资不过两三元钱,高级职员也很难超过百元,省长800左右,大臣1300元,伪满总理1500元。警察厅长于镜涛买了伪满总理郑孝胥,在新京的一栋位置极佳的豪华别墅,两层楼建筑面积五百平,外带花园和车库,花了四万元。有人在金州(今属辽宁大连)买了50垧(750亩)地,花了五万元。一包(43公斤)安东一等米,从安东(今丹东)运到齐齐哈尔,市场零售价8.59元。一袋(36.75公斤)绿兵船面粉,从上海运到新京,售价4.7元。
由此可见,这一千元绝不是小数目。
找了个机会,赵绍先和于树功、赫长荣,在医务科开了秘密会议,敲定一起越狱,如何越狱的方案。
我们都知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话是斯大林说的。十四国的武装干涉,白匪的叛乱,希特勒550万大军的进攻,帝国主义的种种破坏和颠覆,封锁和包围,都没有能够攻破苏联的社会主义堡垒,最后竟被这一小撮叛徒从内部破坏了,伤亡2500万军民拼死捍卫,最终插上柏林国会大厦的红旗黯然落地。
这是反面的教训,还有正面的经验。
伪满总理大臣郑孝胥的别墅
井冈山斗争最苦难的时候,川军毕占云126人,投入我军。到了中央苏区,原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二十六路军起义,成为红军长征的“铁流后卫”。抗战时期,伪军、顽军有过来的,甚至日军也有主动投诚,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解放战争的前两年,我军共改造融化国民党军起义、投诚人员约80万人,他们全部补入了我军各部队。整个解放战争中,不包括1946年7月以前的,国民党的陆海空军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有177万,被俘虏的有459万人,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及被俘虏总数达636万,占我军歼敌总数的78.8%。诚如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程潜等26位国民党军起义将领的晚会上,所指出的那样:
“由于国民党的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所以,我们永远要相信真理和正义的力量,要看到了人民群众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要用真理和正义的力量去教育人、感染人、团结人、鼓舞人,最终使双方达到认识一致、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即人家自觉自愿干革命,你打也打不走的那种。当然,这种宣传不能是空洞、说教和简单的,而应该是以理服人、耐心细致、感人肺腑的;不是我们被落后、错误的思想同化掉,而是用我们先进、正确的思想去改造落后、错误的思想。
鲁南战役后,陈毅和坦克手(解放战士)合影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就有选择。升职提薪,反而促使赵绍先与旧我决裂,全身心奔向新我。于是吉林监狱没有被监禁者能成功越狱的纪录,即将被内部力量所打破,所改写,所创造。
根据于树功的安排,赵绍先去找了谢雨天,送去于树功的一封亲笔信。说自己准备和狱友赫长荣,在医官赵绍先的帮助下,三人一起出逃。目前,已经具备了越狱基本的条件,希望谢雨天能帮忙,给筹集一部分逃往关内的所需路费。
看到于树功的这封信,谢雨天非常高兴,这个人爱憎分明,胆大心细。狱中,听到于树功给他讲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茅塞顿开处,能高兴地拍墙大笑,朝闻道夕死可矣。如今,听到于树功要越狱的消息时,既积极想办法,出主意,凑路费,又处处想可能出现的漏洞在哪里?
谢雨天告诉赵绍先,钱不是问题,我自己拿一部分,再找朋友们凑一部分,只是数额太大,需要几天时间。接着就打听赫长荣的情况,赫长荣是他出狱后进来的,谢雨天不认识,担心老于和小赵,别被日伪特务给骗了。赵绍先详细介绍了赫长荣的情况,打消了谢雨天这方面的顾虑。听后,谢雨天提醒赵绍先,你是年轻人,年轻人有爱国激情是好的,但是年轻人容易冲动冒失,越狱不是儿戏,搞不好是要死人的,所以想的要周到,安排的要仔细,时机找的要恰当,行动要沉着。还要尽可能拖长警方发觉的时间,时间、地点等注意事项,都要定准,定死。计划必须周密,一点都不能含糊,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要想到,稍有漏洞,就会造成千古恨了!
关押和杀害抗日志士的伪满新京(今吉林长春)监狱
此外,谢雨天还告诉赵绍先,以后不要再到家里来,我这地方有“狗”看家护院,弄不好会误了大事。路费筹集好,我会再通过别的途径,给你送进去。第一次筹集二百元,很快就通过孙宗尧的渠道,给赵绍先送过去。孙宗尧和赵绍先是师徒,他们交往很正常,敌人不容易怀疑到。之后又筹措一部分,还没等送进去,赵绍先已经带着于树功、赫长荣,成功逃狱出来了。
赫长荣也让赵绍先给何怡平带信,联系上家住德惠县米沙子西河堡屯的大表哥,把逃脱后的落脚点,初步放在这里。等风头过来,再往关内走。
赵绍先也在忙碌着,一方面安顿父母,一方面说服妻子金晰文,把自家能卖的东西,尽量换成钱,准备做路费。最后三方面凑了下,一共筹集了1300元,何怡平的一千,谢雨天的二百,还有赵绍先的一百。
金晰文也是个不简单的女性,她毕业于吉林女高。吉林女高的全称是“吉林省立吉林女子国民高等中学校”,创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是吉林全省第一所女校。在吉林市内,也是与吉林五中和毓文中学同档次的名校,金晰文作为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而且人又长得漂亮,今天的话说,既是女学霸,又是“校花”。问题是——
青年兴则国兴,反过来国家的命运关系青年的前途,在当时这么优秀的女学生,因为家里不富裕,社会的歧视,即便考上大学,也就业困难,毕业即失业,最好的“出路”唯有嫁人!
吉林女高大礼堂,梁思成、林徽因设计
别看赵绍先的学历还没金晰文高,可人家年纪轻轻,就是吉林监狱的主任看守,在旧公务员体系里属于“委任官”,即科长之下的股长待遇,相当于基层警察署署长了。月收入不算各种补助,仅仅是俸津至少六、七十元。所以在当年,有句老话叫“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嫁这样一个丈夫是很“实惠”的归宿。但不管是赵绍先,还是金晰文,却不觉得这种“实惠”是一种真正的幸福,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前途,进而改变中国的命运。因此金晰文很支持丈夫的正义行为,愿意和丈夫一起,投奔光明,找共产党去!
革命是什么?
革命就是找出路,找个人的出路,找家庭的出路,找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赵绍先这个当时才21岁,今天大学生年纪的年轻人,真的是大勇大智。在各方面紧锣密鼓准备越狱的同时,他还偷偷摸摸,干了一件后来敌人才知道,都不得不佩服非常高明而“阴损”的招儿。把监狱文书科里存档的,自己和于树功、赫长荣的全部档案,还有自己存在家里、亲戚和朋友家里的照片都找齐,就等着越狱前,全部销毁。让敌人连张照片,连个地址,所有社会关系都彻底断掉,让你到时候大搜捕都无从下手。此外,还私底下带了相机进来,在医务室里,安排于树功、赫长荣穿上便衣,整理好形象,尽量和街面上行人无异之后照了相,用来制造假《国民手帐》(相当于今天的居民身份证)用。
伪满的国民手帐(居民身份证)
1939年9月初,吉林监狱的典狱长接到伪满司法矫正总局的调令,要求在9月15日之前,办理完交接手续,与奉天(今辽宁沈阳)、间岛(今吉林延吉)监狱的典狱长岗位对调。医务科的黄克涛科长明确告诉赵绍先,齐典狱长的新职务是奉天监狱。
新官上任,旧官调离,所有人都忙于迎来送往。9月15日正式交接前后,是个大混乱时期,“九·一八”又是他们拜鬼(所谓“建国奉祀英灵”祭)的大日子,可谓最好的越狱窗口。赵绍先和于树功、赫长荣,还有外面的何怡平、金晰文商定好,就在9月15日当天,找机会出逃。于树功告诉大家:
“危险要减小到最低限度,一切能提前做到的都要尽量安排稳妥,不留后患。15到18号哪天啥时候越狱是最佳时机,由赵绍先同志来把握,所有人的行动听他指挥!”
提前三天,赵绍先一早找到赫长荣,说我和老于商量过了,为方便统一行动,你要装作急性胃炎,我会安排你转到病监。病监有杂役担任看护,我会安排老于过去,病监是医务科的地盘,一切活动就方便了。
第二天一早,赫长荣突发“恶疾”,疼得满地打滚,医务科派赵医官去检查,发现是“急性胃炎”,得赶紧救治。这种疾病临床表现多表现为腹痛、恶心、呕吐,若不能及时正确处理,死亡率可高达50%以上。当时的监狱的伙食因为层层克扣,质量普遍极差,牢饭俗称“八宝饭”。主食的米面不但霉变,而且里面沙、石、稗子、虫子、老鼠屎俱全;吃的菜是从菜市场上买来,或根本不花钱捡来的菜皮、烂菜。由于每天两餐根本吃不饱,食物中又缺乏营养,加上饭菜均不卫生,囚犯身体差的占多数,患痢疾、肠炎、胃病等肠胃病者相当普遍。所以赫长荣的临时情况,实在不足为奇,囚犯和狱警都见怪不怪。
伪满吉林警察署,明信片
9月13日下午,赵绍先端了杯茶,佯装串门,转到隔壁文书科。当班的看守部长,跟自己是同批考上委任官的,老长官走、新长官来,咱们不上不下的可怎么办?正好商量商量报团取暖,同进共退的“大事”。俩人聊得“投机”,临走赵绍先甩了一包“粉刀”牌香烟,说我肯定唯老兄马首是瞻啊!
顺便您借我几本《犯人身份簿》,原来医务科那几个杂役,用久了有点滑,得换俩新人,新人新气象,新长官瞅到也提气不是?
文书科的人看也没看,赵绍先说说笑笑,就把于树功和赫长荣的资料,混在其他几个犯人的身份簿里带走了。当天晚上,正巧又是赵绍先当班,他早就偷配了文书科的钥匙,把自己的档案也拿到了手。趁夜就给彻底销毁掉,连纸灰儿都冲下水道了。
9月14日晚上下班前,黄科长走出监狱大门了,又折返回来,特意嘱咐赵绍先:
“明天新典狱长就来,拜访完各路‘神仙’,就得从旅馆搬到官邸去,齐典狱长也早搬出去了,正好明天上午我们去火车站接送新旧长官,办完交接,中午、晚上吃饭喝酒,再打几圈麻将,你带几个犯人,到典狱长家搞搞卫生,消消毒,尽量做到窗明几净,座无纤尘,地板都泛光亮,省得新长官挑理!你也早点弄完,早点过去,我好带着你多给新典狱长敬几杯酒,加深加深好印象,医务科不迟早是你做主?”
清末新建的京师模范监狱瞭望塔
这真是正打瞌睡,就有人递枕头的天赐良机!整整一天的时间,监狱主要干部都去外面忙应酬,吃喝玩乐了,我们正好打个时间差,越狱而出,走得越远越好。
下班前,赵绍先通知了于树功和赫长荣。下班后,又通知了金晰文和何怡平。于树功、赫长荣都准备好了出狱后需要换的便装,何怡平也买好了15日中午,吉林到新京的火车票,第二天在车站接应大家集合后,分头上车。
9月15日,金晰文到了吉林火车站,同早已等候在这里的何怡平母子碰头,等待吉林监狱中逃出来的三人,一起上火车。可左等右等总是不来,一批批旅客上车下车……
怎么回事?越狱失败了吗?要是越狱失败,怎么敌人不来火车站抓人?
金晰文已经惊慌失措起来,还是何怡平有地下斗争的经验,勉强镇定,把孩子交给金晰文,说自己去打个电话,到监狱问问“小赵”啥情况,没出事更好,出事咱们也好另外想辙,逃出吉林市!
电话打过去,一听是“何姐”的声音,赵绍先赶紧拦住话头,一语双关地说:
“下雨天,留客天,您要接的客人没来啊?那就等明天晴了,再送客人走吧!”
吉林火车站,伪满时期的明信片
原来当天下大雨,按照监狱规定,凡是遇到雨天,一切犯人停止外出作业。就是说,因为下雨了,典狱长家的清洁工作必须暂停一天,等天晴才能去。
为啥呢?
下雨天视野差,犯人容易脱逃,同时打雷,雨下得多积水了,都容易造成人员危险,“脱亚入欧”自诩文明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很“仁慈”的。
行动被无限期推迟,有道是秋雨连绵,只能视未来几天的下雨情况,再做定夺。如果不下雨,大家就各自行动,仍旧准时在火车站集合,天晴就是行动信号,反之下雨就得继续等待。
从白天下到晚上,天仿佛被捅漏了,不急不慢,淅淅沥沥,雨水不大却总不见停。五个人谁都睡不着,无不在侧耳倾听窗外的雨声,在心底默默祈祷:
老天爷,你可收了神通,别再下了,明天但愿是个大晴天!
1950年,曾被囚北平草岚子监狱的部分幸存者,在原址合影
责任编辑: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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