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不坚持的结果有多大差异？两块抗日烈士碑的“连续剧”

版画《他参加游击战》，连环画《走向自由》之14，1939，古元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南宋大儒朱熹毕生力主抗金，直到临终，还对门人说：

“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

他的这首《春日》诗提到的“泗水滨”，即山东中南部的泗水县，孔子的出生地和讲学之所，当时在金朝境内，可惜老夫子这辈子，也没能实现最终恢复中原的夙愿，到泗水滨访古问今。

1937年10月，日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侵山东，蒋介石此时却突然撤走重炮旅，使韩复榘大为震怒。为了保存实力，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韩复榘，不顾民族利益，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逃。日军长驱直入，山东战局急转直下。山东的国民党政权和部队，基本不堪一击，死走逃亡，山东人民和大好河山，渐次落入日寇汉奸之手。

1938年1月4日，泗水县城沦陷于日寇之手，此前国民党的县长秦载敬早就以联络抗日为名逃匿无踪，连带以所携钱款枪支也没了下落。四个月后，泗县成立了伪县公署，本县知名士绅、原维持会长王徽萱出任第一任县知事，同时兼任警备大队长。

直到1945年2月4日，泗水县城才首次回到人民之手，城里的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军长荣子恒、县长李香亭和县警备大队长孔运谦，还有日本指导官长泽金键、指挥官石川等日伪官员，被咱八路军鲁南军区给一勺烩，一个都没跑了，向泗水人民即将到来的春节（2月13日），献上了一份厚礼。

至此，八路军鲁南军区发起的第二次“讨荣（子恒）逆战役”，也画上了圆满句号。加上此前（1944年5月2日）在温河县（今属山东费县）崮口山区，被歼灭的荣子恒部伪第二师和一师二团，还有更早（1943年11月11日）被歼灭于费县柱子山，同时拥有汪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和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六师”双番号，原巨匪刘桂堂（匪号“刘黑七”）部，汪伪和平建国军第十军的所有汉奸部队彻底覆灭。

“和平救国军”是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的军事支柱，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区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鼎盛期曾有42个师、5个独立旅及12个独立团，在华北方面就有12个集团军及8个独立旅。仅正规军就有40余万，各种名目的伪军总数更在80万人以上。伪军中的95%，被日军用来专门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革命武装。

“中央和平救国军司令部军医院”，1941年，驻河南商丘的张岚峰部伪军

伪军的来源主要是原国民党军（抗战胜利后，也主要被国民党军收编），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成批成批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带着完整无损的整军整师投降日寇，摇身一变成了伪军。高峰期的1941年至1943年8月，叛国投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便有58人，投敌军队50多万人，占伪军总数的62%。

这其中就包括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荣子恒和第二师师长刘国桢，投敌之前，荣子恒是原国民党军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副师长兼三三四旅旅长，刘国桢是原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三三七旅六七四团团长。

这两支部队都属东北军，基于国恨家仇，在抗战之初曾有不俗的战绩，在长城抗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中，牺牲也比较巨大，1939年1月改隶鲁苏战区，随总司令于学忠进入鲁南敌后，进行游击作战。

抗战时期，游击战并非我党专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积极创建敌后根据地的同时，国民党军也在这么做。特别是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战也曾进行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

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和韩复榘的合影

对此，1939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八路军敌后抗战取得显著战绩的原因时，曾讲过: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

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

石河战斗中，阵亡的抗战烈士芳名

山东省兰陵县（原苍山县）车辋镇石河村有块《石河战斗阵亡烈士公墓碑》，碑文曰：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八日，日寇以三千之众进犯我费南石河防地受重创而还，敌乃思图报复，寻纠合兖、济、临、费、滕、枣之敌五千余，于八月二十八日拂晓前，分数路向我九女山石河阵地进犯。我军凭围墙碉堡抵抗。九女山阵地先被敌人占领。敌集中兵力向我石河一带陆军第五十一军百十三师步兵三三七旅第六七四团阵地压迫。另一股千余由张家杭窜至，会同南来之敌向我猛攻。是时，我六七四团第二营营长庞成华率部驻守陈家石河，第六连排长马福森率部驻守九女山下之碉堡，第五连排长张有三率部驻守韦家石河东北高地之碉堡。因敌众我寡，混战良久，营连失却联络，弹药告罄，且敌以野炮摧毁碉堡，并施放大量毒气。我马排长、张排长及所部遂与碉堡共亡，而庞营长亦奉令转移。敌即倾其全力向我赵家石河六七四团团部进犯。初，敌人向我进犯之时，团长命平射炮连、通信连在赵家石河凭围墙抵抗，并调第七连至团部为机动部队。是时，敌向团部三面包围，弹如雨下，并施放毒气。该两连已有伤亡，战局迫急，团部奉命转移。乃命第七连连长吴金贵率部接防，竭力抵抗，以掩护战区民众之撤退，并支持驼阴、驼山一带阵地之安全。未几，而驼山庄迤北碉堡复被敌炮摧毁，我第七连遂陷于四面重围之中矣。是时，曾派第八连前往策应，卒以敌众我寡迄未成功。吴连长睹此情形，决心与阵地共存亡。遂鼓励所部，勉以大义。于是奋勇冲杀，枪炮密如贯珠，杀声震动原野。自晨至午，敌未得逞。且敌屡次之进攻，伤亡惨重，尸体狼藉。延至零时四十分，敌以大炮将东面围墙完全破坏后，复借毒气烟幕之掩护蜂拥入村。我吴连长已受创数处，犹身率所部巷战往返，肉搏数十分钟后，饮弹而亡。全连官长、士兵亦同时成仁，与赵家石河同归于尽矣。呜呼！自日本入寇中国以来，大小战役奚止数千？而牺牲鲜有如此之壮烈者。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吴连长、冯排长、张排长以及全连官长、士兵可以当之而无愧，其英雄慷慨大无畏之精神，足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同垂不朽矣。旅长李公葆玉、团长刘公国桢垂念部属之忠勇牺牲之壮烈，恐其湮没不彰也，特于战场之侧建墓勒石，俾垂久远，用慰忠魂。后人之登兹土阅斯墓者，必能激发其爱国之心，与起其景仰之念也欤！谨为之记。

陆军第五十一军第百十三师三三七旅第六七四团团长刘国桢率全体官兵敬立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榖旦

鲁苏战区游击独立第二十一支队中校支队附张德元敬撰

陆军步兵第三三七旅第六七四团第二营书记宋铁英敬书”

碑文背后还刻有六七四团第七连上尉连长吴金贵以下，七、八、九连和通讯连，共51位抗日烈士的芳名。特别是七连，牺牲名单中除连长外，还有两名排长、两名排副和5名中士班长、5名下士班长、30名士兵，验证了碑文提及的“全连官长、士兵亦同时成仁”的记载。

红圈中就是石河战斗的发生地——赵家石河，北濒驼山，南临九女山

除我方碑刻史料外，日军战史资料也有佐证：

石河战斗是1942年（日方称之为“昭和17年”）8月日军“北支方面军”在华北地区，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8月28日，即农历七月八日，日军井出部队（驻兖州的第12军32师团，师团长井出铁藏中将）派出丰田讨伐队700人，在费县以南25公里的石河，与1000“敌军”作战。日军战死31人（含军官3人）、战伤61人（含军官2人），打死“敌军”250人，俘虏26人，缴获轻机枪12挺、步枪71支。

六七四团和刘国桢团长的光荣抗日历史，由此可见一斑。

三三四旅也曾是著名的抗日劲旅，未来的人民解放军中将万毅曾是该旅六六七团团长，未来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曾是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的秘书、旅部书记官兼旅部战地服务团主任，当然谷牧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一一二师地下工委书记。中共东北军工委宣传部长兼五十一军工委书记伍志刚烈士，作为三三四旅的一员，1939年9月16日，牺牲在滕县（今山东滕州）板上村的反“扫荡”作战中。

1940年，任东北军一一一师三三旅旅长的万毅（中共特别党员）

五十一、五十七军的最高指挥官于学忠，最初来到鲁南战场，担任敌后游击作战时，想法很单纯：

“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取中间立场，团结友军，不打内战，坚决抗日救国。"

但作为杂牌，又是没了老主公（张学良被长期监禁），还跟蒋介石有积怨的东北军，并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蒋介石素有拉偏架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喜好，就造成于学忠部队在鲁南的局面越来越尴尬，日军并不能彻底消灭该部，自己人（国民党蒋介石）却逼得该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解放后，于学忠回忆当年，慨叹道：

“凡关军事政治，（蒋介石）皆不予以充分支持，多施用种种破坏方法造谣离间，威胁暗杀（山东省主席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沈鸿烈暗杀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无所不用其极之卑劣手段，加诸我身，虽未全部消灭，而今已冰消云散，结果视之惨矣。”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虽然于学忠的抗日热情仍在，但下面的情况却越来越复杂。特别是五十七军军长缪徵流通敌叛国，与伪兴亚建国军鲁苏战区总司令李亚藩勾结起来，和日寇（驻徐州的鹫津师团）拉上关系，加紧投降步伐，最终双方于1940年9月，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要不是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和该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及时制止，后果不堪设想。

抗日名将于学忠，解放后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为什么要通敌叛国呢？

原因很简单，看不到抗战胜利的希望，觉得抗来抗去抗得自己损失惨重，再这么抗下去自己的小饭锅、小饭碗都得砸掉了，到时候吃饭都难，谈何享乐？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蒋介石的嫡系在后方吃香喝辣，我们凭啥蹲山沟里，被鬼子随时撵着跑，吃了这顿没下顿，这样的抗战还要苦熬下去，有什么意义？即便胜利了，不还得被蒋介石遣散，如果本钱不足，遣散也拿不到几个安家费，怎么确保后半生？既然如此，还不如跟日本人合作，不但眼下不用担心生死存亡，即便将来真有那么一天，日本人被打败了，我们实力尚在，蒋介石不还得花钱买我们打共产党？

杂牌这种心态，阎锡山就跟自己的心腹赵承绶说过：

“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义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傅作义的字）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青年干部左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抗战固然是好事，但没有胜利把握；就是打胜了，咱们存在不住，又有什么用？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己的办法，但却是唯一的出路。”

山东省主席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 沈鸿烈，虽同出东北军，却成为于学忠的死敌

对此，群众也是看到的，费县老乡有段顺口溜说得好：

“中央军是避难的，秦启荣（山东本土顽固派）是捣乱的，东北军是要饭的，八路军是抗战的。”

既然都是吃饭，谁家的饭不是吃？老蒋的饭有亲有疏，八路军的饭太清苦，日本人的饭看起来最好，汪伪开出来的军饷是重庆的一倍以上，更别说投过去，当场就有一笔巨额奖金。

于是在日寇又打又拉的战略下，国民党军在敌后抗战的高级将领纷纷投敌。1943年2月，日军“扫荡”鲁南山区时，也“扫荡”了五十七军荣子恒旅和五十一军刘国桢团，该部伤亡惨重。到6月，在日军诱降下，他们投降了日军，刘国桢带走了整个团，荣子恒则带走了三三四旅的3个营，还有鲁南地方游击部队（国民党军系统），总计2万余人，再加上刘桂堂部，被编为和平救国军第十军，荣子恒为军长，刘国桢为第二师师长。

说到这里，还要多说说这个荣子恒。

荣子恒的父亲荣臻和岳父魏益三，熟悉军阀历史的朋友，都不陌生。作为奉军二代（实际上荣臻属于直系李景林部队后来投的奉军），荣子恒曾担任张学良的卫队统带部步兵总队第三队队长（下面的一营长就是万毅），“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还是比较坚决的，将部队从沈阳一路带至北平，受到张学良的赞赏。

不久，荣子恒调往天津市公安局任特务处主任，辅佐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保障天津治安，曾参与平定汉奸白坚武组织的天津暴动，此后他历任东北军的团长、副旅长。抗战全面爆发后，荣子恒隶属缪徵流的五十七军一一二师三三四旅，随部血战江阴，从南京死里逃生，随后开辟山东的敌后战场，也算是能打的二代军人典范，做到第一一二师副师长兼鲁南游击总指挥。所以并不能说，这个人上来就是要当汉奸的，虽然他父亲荣臻比他早一步当汉奸。

究其原因，就是山东形势变化后，特别是荣子恒的军长缪徵流动摇，产生投敌心理后，对他的影响，还有父亲荣臻投敌后，对他的劝说。

简单说就是一句话，荣子恒动摇了。

荣子恒

是“打”还是“和”？打能打得过日本人吗？都打了多少年了，打到啥时候是个头？反正打不赢，那不如参加“和平运动”，还能在未来日本人主导的中国新政坛上，寻求一个合适位置？

听着这调调熟悉吗？抗战到了相持阶段，不是所有人都能守得云开雾散，蒋介石和阎锡山都跟日本人勾勾搭搭，下面的将领和地方实力派，能没有活泛心眼吗？凭啥你能卖国，他能卖省，我就不能卖个县？

石河战斗的那支国民党军，打鬼子的时候不可谓不英勇，损失不可谓不惨重，这些国民党军的基层军官士兵，也绝对堪称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可问题是国民党的抗战是片面抗战，哪怕是他们的敌后游击战也是这个风格，即：

单纯依靠“持久消耗战”，又把阵地战的老章程搬到游击战场，既不能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抗敌自觉性，更因为搞摩擦、搞反共，弄得自己五心不定，是抗日啊，还是反共，还是要两个拳头打出去，既打日本人，也打八路军，亦或是偶尔配合日本打八路，偶尔配合八路打日本，这样瞎折腾结果就是国民党军人逐渐丧失了抗日积极性，搞不清楚敌人是谁，到底为谁而战——这个根本问题。

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

当然，国民党军队其实就是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即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维护其政治统治的暴力工具。这话说出来不好听，不利于统战，有人骂我极左，可问题是国民党军队的性质，不就是如此吗？

即便全民抗战，国民党的这些上下实力派，也是在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是这种利益在大方面与人民群众的抗日需求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时候呢？当然是反共，打八路军、新四军，抓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了。

请注意正因为反共反人民的根本阶级利益，国民党军队就不可能真正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所以他们的游击战也好，正规战也罢，必然要逐渐丧失掉人民的支持，消耗掉基层军官士兵的抗敌热情，最终就是顽固派化，甚至投降鬼子，成了汉奸军。

成了汉奸军，那人民和咱人民军队，就不惯着他们了，更不也会饶了他们。

身穿伪军军服的汉奸汪精卫

这支曾经抗日有功的国民党军队，沦为汉奸伪军后，最终就覆灭在了八路军手中。

同在山东省兰陵县，大仲村镇陡沟庄西沙岭下，有块《鲁南八路军第五团烈士碑记》，又称《陡沟庄战斗烈士纪念碑》，碑文曰：

“除暴安良，军人之天职；歌功颂德，庶民之感戴。然自古养兵殊多，其食民害民，反戈自向者百世丛出，确能为国舍身，为民流血者，则无比与今之八路军。国历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叛国投敌之巨奸伪酋荣子恒，率部千余，突破陡沟庄，思设据点，与其盘踞白山之伪部联络帮助敌寇蹂躏一方，若谋得逞，吾边区无噍类矣。幸我鲁南八路军五团闻报，为拯民于水火，风驰往救。比至，冒烽烟、步云梯、登墙逾圩，勇往直前，白刃相接，流弹齐发。斯时也，日月无光，草木含怒，有虎驱羔羊、鹞逐鸟鹊之概。日夕，敌溃不支乘隙宵遁，伪军长荣子恒三易其骑，皆中弹而毙，卒易服杂乱军中，跣足潜逃。惜哉！是役也，虽毙俘伪军过半，缴获颇多，大快人心，然我军壮烈牺牲者，亦有邓大队副岱林等一十八人。一方群黎悉得还乡之乐，重见天日，共庆更生，回忆民等数万家之生命财产，何莫非诸烈士之饮弹流血所争取也。民等于安定之余，谨择于二月十四日在陡沟庄开会公议，捐资建碑，表扬烈士功绩于万一，聊慰英灵魂魄于地下，敬书数语勒石，俾后世之采风徽者有所取考焉。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岁次甲申季春之日榖旦”

大仲村镇陡沟庄烈士陵园里的邓岱林烈士墓碑旁，就是当年的烈士碑

于学忠西撤后，换防的蒋介石嫡系李仙洲部还没来（最后也没能打进来，只能退回去，等抗战胜利到了解放战争，李仙洲终于杀进鲁南，却遭遇莱芜战役，被我军捉了俘虏），荣子恒作为留守部队，趁机把自己卖给日本人个好价钱。吃上东洋饭，就得给洋大人卖力打八路军。根据日寇的旨意，荣子恒一马当先，杀进我们的根据地，侵占了比较富裕的产粮区——崮口山区（今费县马庄镇、芍药山一带），将我费县、边区县（所管辖地区是原临沂、郯城、费县和峄县的边界部分，后为纪念被东北军搞摩擦而光荣牺牲的赵镈烈士，曾命名为“赵镈县”，全国解放后划属苍山县，2014年苍山县更名兰陵县）两块根据地分割开来。该部在周围地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并与日军积极呼应，共同作战，屠杀原先曾保护和支援过他们的群众，群众对恨之入骨。

1944年1月15日，荣子恒率千余伪军，占领了战略地位重要的陡沟庄，准备修筑据点。趁其立足未稳，将其打掉，才能使敌知难而退，不敢进一步蚕食我们，可问题是敌众我寡，人家千余人，又是国民党正规军变成的伪军，战斗经验丰富，迫击炮、掷弹筒和轻重机枪一应俱全，我军鲁南五团才三百多人，装备简陋，甭说重武器没有了，步枪不少都是老掉牙，膛线都要磨平了的……

红圈就是陡沟庄战斗的发生地，也是烈士陵园所在地

五团干部战士都憋了一口气，认为一定要打，而且一定要打赢，政委王六生认为荣子恒部大部来自东北，思乡厌战之情甚浓，特别是荣子恒投敌后，更不愿为日军卖命，其部虽有近千之众，但战斗力不强。我五团长期扎根于鲁南，与边联根据地人民息息相关，战斗打响后，他们会鼎力支援，定能取胜！

次日下午13时，五团发起进攻。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我军干部战士面对众多的敌人，以一当十，奋勇杀敌。激战5小时，以牺牲18人的代价，毙伤敌300余人，俘敌156人，缴获轻机枪17挺、步枪近千支。

陡沟庄战斗中，一人俘敌一个连的安保全

小战士安保全，一人俘敌62人（一个连），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56支，鲁南军区授予他“青年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后来他所在的排在解放战争中，被命名为“安保全排”，虽然安保全烈士早早牺牲在了1946年的枣庄战斗中，但“安保全排”却在解放战争中威名远播。1949年11月21日在解放舟山的战斗中，“安保全排”排长邢继友，率领一个12人的水手班，携步枪7枝，汤姆式冲锋枪两枝，手榴弹30余颗，以一艘木船打跑了两艘国民党军军舰，首创我军木船打军舰的光辉战例。“安保全排”至今仍在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现为东部战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襄阳特功团”合成二营支援保障连侦察排。

今天仍在人民解放军行列里的“安保全排”

陡沟庄战斗后，鲁南八路军在敌、伪、顽、匪四面夹击和严重春荒的危难困境中，紧密依靠党和人民群众，肩挑重任，越战越勇。同年（1944）“五一”节之夜，又打响讨荣（子恒）逆战役，全歼了伪二师及第一师第一团主力，完全解放了崮口山区。根据我军战况通报：

“是役，毙伪暂编第十军第二师师长刘国桢以下官兵200余，生俘军法、军需各处长及3个团副以下官兵516名，军骡30余匹，缴获重机枪13挺，轻机枪21挺，迫击炮1门，手炮3个，步枪371支，匣枪11把，手枪9把，子弹20277发，刺刀79把，马11匹，驴17头，电台2部，电话机5部，磨电机1台，炸药10余斤，军毯72床，军衣500余套。我伤3团副参谋长蔺毅以下82名，亡8名，消耗手炮弹56发，步机弹8156发，手榴弹1355个，枪榴弹78发。”

刘国桢之死，稍显可惜，此人投敌，完全是荣子恒拉拢过去的，刘国桢对此也心有不甘。我军消灭刘桂堂部后，曾派人争取过刘国桢弃暗投明，他虽然没答应，却默许自己的部下跟八路军保持密切关系。天井汪围了刘国桢的师部，我军派该部被俘的一名副团长返回，劝说刘国桢战场起义。可他还是执迷不悟，犹豫不决，另一方面却严令坚守待援，并不时组织反扑，幻想荣子恒能带着蝗军来救。最终，鬼子没来，八路军的子弹来了，刘国桢在突围时被击毙。

商丘的“中央和平建国军第一军司令部”，左侧是汪伪加了“尾巴”的“国旗”

分析刘国桢之死的原因：一是“正统”观念浓厚，抱着国民党的大腿不放，觉得自己“身在曹营心在好”，执行的是蒋委员长“曲线救国”的政策，迟早是要回归国民党的；二是他同荣子恒的家眷都在南京，怕反正之后，日伪饶不了家属；三是认为这天下迟早还是蒋介石的，共产党在山东终究是瞎折腾，坐不下江山，所以一直是“拖”字诀，暂时应付我们，企图保存势力，以待时机。结果时机错过，反误了卿卿性命，可惜也曾是抗日战场上的一条硬汉！

投敌首恶荣子恒，1945年2月4日，死在我军解放泗水县城的战斗中。八路军打进来前，荣子恒打完最后几圈麻将，叫来俩儿子，低声下气，恳求身边人：

“哪位仁人义士把我的孩子送回家，让他们逃条活命，我死了也不忘您的恩情！”

然后在附近商店，抢来几匹布，栓到俩儿子腰上，从泗水城墙放下去，最终送到了北京，交给了荣臻。

俩儿子走了，八路军的枪声越来越近，荣子恒也如法炮制，就没那么幸运了，被发现后当场击毙，也有说法被我军炸塌碉堡后，闷死在里面了。

汉奸报纸上对汪伪组织的“荣子恒将军追悼会（1945年2月25日）”的报道

不管荣子恒怎么死的，他死了——这个事实，对鲁南群众是件大好事，一首叫《打泗水城》民歌，很快就唱响在各个村子：

“一更里本本是那黑影影啊，雪花飘呀呼咳，老三团和民兵开到了泗水城呀，为民来除害呀，保护老百姓呀，只困得泗水城四面不透风呀；二更里来月亮刚露头啊， 北风刮呀呼咳，三团的同志们西南下了手呀，忽啦一声响呀，打开了两炮楼呀，只吓得伪十军交枪磕了头呀；三更里来月亮在正东啊，天真冷呀呼咳，从西南一下子攻到衙门前呀，同志们努努力呀，拚命向前冲呀，活捉了伪县长汉奸李香亭（本县乡绅出身，原国民党杂牌游击队司令，后投降日寇）呀；四更里来月亮在正南啊，好喜欢呀呼咳，伪十军俘虏了也有七八千呀，机枪和大炮呀，赛过秫秸诠呀，许多的军用品样样说不完呀；五更里来鸡叫明了天啊，好喜欢呀呼咳，荣子恒肚子上打了个大窟窿呀，再也不能当军长呀，再也不能害百姓呀。

这就是国民党的好呀么好下场呀！”

刚解放的泗水县城，八路军攻城的云梯还树在城门楼下

我想朋友们肯定有个疑问：

为啥同样是在鲁南，乃至整个山东敌后战场，国民党越打越弱，最终不得不含泪惜别，黯然退场；共产党越战越强，不但熬过了日伪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摩擦”，从根本上扭转了山东地区对敌斗争的形势，最终以气势长虹的大反攻，解放了山东108县中的100县，切断了胶济路、津浦路、陇海路，把日伪包围在了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等寥寥几座大中城市中。

解放后，毛泽东同志曾评价：

“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山东抗日根据地大反攻形势图

简而言之，为啥游击战，国民党不“灵”，共产党却“行”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共山东分局在1943年8月的《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中，就曾给出答案：

“友党友军最大与很难克服之困难，即政治上之继续落后，与群众脱离，坚持敌后抗战一般办法不多，尤其不善建设根据地（主要亦为政治的原因），且与大后方隔绝，经济接济很难，部队士气日益下降，生活日益恶化，纪律败坏，战斗力更见低落。故抱怨、动摇、悲观与互相排挤俱见增长，尤其李仙洲部入鲁后所造成友军间之党同伐异，互相兼并，形势更为严重（如胶东赵保原与王尚志之冲突，滨海北部孙焕彩、张里元与张步云部之冲突）。至于、牟与李仙洲等竞相编并山东地方实力与保安部队，于、牟且因不满于中央而被调出，由此益见其矛盾倾轧之深刻。”

我们来画个重点，除了政治、军事，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支持方面，其实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面对困难，特别是巨大困难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巨大的差异。

八路军解放临沂后，举行入城仪式，消灭日伪军后，八路军实现了“日械化”

面对困难，国民党放弃坚持，选择逃避，动摇或丧失了理想信念，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人人都不想付出，人人都想着自己，就会人心涣散，最终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形不成战斗力，还怎么面对困难？

反观共产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共产党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一次次的苦难不但没有使共产党望而却步，反而造就了共产党人，把群众组织起来积极想办法，勇于面对困难、转化危机，变困难为胜利，变危机为机遇的“斗争哲学”。

所以面对困难，坚持与不坚持，你要学国民党，还是要学共产党？

又：又是篇万字长文，我只能慨叹，在这个阅读严重碎片化，短视频为王的当下，能坚持看完的同志和朋友，真的是不折不扣的“老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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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